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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对于台湾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先是爆发了大学生“保钓”风潮，而后就是退出联合国，以及美国最终也离台湾而去。

先说“保钓”风潮，起自美国在1970年片面宣布，将钓鱼岛私下授受给日本。此一事件先是激发了海外台湾留学生的义愤填膺，而后从海外一路延烧回台湾的校园，在大学生之间掀起了“保钓”的风潮。当时在台大校园里，还有学生悬挂起五四运动时罗家伦创作的知名对联：“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不可以低头！”

然而，就在隔年的1971年，便发生“退出联合国”事件，精确地说，应该是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的承认改变，从台北移转到了北京。此后国民党当局便面临了骨牌式的“断交”风暴，最终到了1978年底，连美国也改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样特殊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生从“保钓”的激情，进而产生对于台湾未来何处去的困惑。当时主要的路线有三：一是坚持捍卫“中华民国”，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二是认为应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和平统一；三是不要“中华民国”，也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共内战与台湾无关，台湾应该宣布“独立”。

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前，第三条路线乏人问津，知识圈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前两条路线。也因为如此，“保钓”阵营也分裂成左右两派，两派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却不能合作抵御外侮，反而内斗起来。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则是“左统派”与“台独派”合作斗争国民党，然而也从这次事件后，“台独”势力开始壮大，“左统派”与“台独派”逐渐分道扬镳。

20世纪70年代的三条路线，基本就是今天台湾“左右统独”版块的前身，构成了台湾人对中国认同错乱的背景。然而，除了这三条路线的政治困惑外，还有同时在文化界发生的文化困惑，更能说明后来台湾人对中国认同的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