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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文化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后来的人称之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的起源，最早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黄春明、陈映真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应该都去描述那些达官贵人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关心台湾土地上的小人物。

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坛，最先盛行的是“反共怀乡文学”，内容主要讲述希望回到大陆的思乡之情，以及“反共”的政治倾向。60年代后，后来又兴起了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文风，主要效法当时欧美流行的现代主义笔法，描写现代社会人们心灵的空虚。

但是，这些文学在乡土文学作家眼中，根本是远离群众，因为当时台湾根本才刚刚从农业社会要进入工商业社会，哪来那么多现代社会的忧郁呢？

以白先勇最著名的小说《台北人》为例，白先勇在书中叙述了一批像是窦夫人、钱夫人这些落魄的国民党贵族，在逃难来到台湾后，继续追忆当年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听戏的美丽场面，凭吊那些消逝的风光岁月。但对于乡土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对这些远离群众、风花雪月的题材没有兴趣，他们更有兴趣去关心台湾底层的小人物，在受到美国文化入侵后，生活上的改变及受到的冲击。

本来，这不过是单纯对文学题材的不同兴趣，但国民党当局立即意识到，乡土文学所倡导的接触群众、关怀基层、反映社会等，和左派文学非常接近，国民党当局非常害怕，像这类带有左派意识的文学，将来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尤其当时大陆才刚经历“文化大革命”，国民党当局更加害怕，“文革”的斗争风气会在台湾复辟，于是决定展开对乡土文学的批判。

吊诡的是，国民党抬出来批判乡土文学的理由，却是捍卫中华文化正统的大帽子。在这样的论述下，等同于只有国民党欣赏、接受的文学，才能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那些关怀底层人物的乡土文学，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异端。(https://www.daowen.com)

如此一来，原本只是单纯的左右斗争，一下子变成了国族之争。不认同国民党权贵作风的部分乡土文学作家，在国民党的打压下，转而承认自己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而是台湾草根的代表，主张抛弃大中国，认同台湾土地。

本来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大地主及“皇民化”阶级，因为国民党政府来台，抢走了他们原本的权贵地位，因此对国民党早就怀恨在心。他们本来也该受到左派的乡土文学作家批判，却因为国民党打压乡土文学，使得大家都找到了“国民党”这个共同敌人。既然国民党在台湾代表中国，那么反国民党就要反中国，最后就成了“台独”。

讽刺的是，国民党支持的文学，真的就能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吗？其实国民党喜欢、赞咏的那些现代文学的作品，根本就是欧美的文风，又或者是迎合国民党权贵的品味，却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白先勇描写国民党贵族在南京、上海风光岁月的游园惊梦，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正统，那么何以诉说台湾底层的故事，就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

某种程度来说，国民党这么做，反而把阶级问题异化为国族问题，原本因为日本殖民遗留下来的“台独意识”，正好从这里得到了养分。“中国”二字的话语权，在当时的台湾完全由国民党垄断，无形中也就使得反国民党的力量，很容易就走向“反中”乃至“台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