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协同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功的法宝
导弹、航天事业所需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成就的高度综合，是国家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它几乎涉及国民经济所有生产部门和各个技术领域，只有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能完成。导弹、航天事业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和材料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交通海运等部门。它的研究制造离不开全国各行业的支援。发射试验如果没有各地军民协同也不行。同时，中国航天也是各分系统、各工种、各工作流程等密切配合的结果，因此，中国航天实现了外部协作和内部协作的有机统一。
中国航天在早期起步阶段，既缺少人员，也无设备，更无厂房，国防部五局局长钟夫翔在回忆那段时间时说：“我考虑到像五局这样的一个一无人员，二无科学实验仪器，三无厂房、设备，四无基地地点的单位，可说是毫无技术、生产、生活基础，但又必须攀登尖端科学技术，这不仅要有许多勇于克服困难、敢于开拓的干部，而且要有相当数量技术造诣很高的科技人员，更要有与科研、生产相适应的科研、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否则，技术造诣再高，也不可能有英雄用武之地。”[9]
首先是人员问题。为了解决国防部五局和五院筹建需要的人员，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从相近部门抽调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五院发展所需政治人员和行政干部由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很快得以落实。但对科技人员的选调则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五院成立前夕，聂荣臻在中央军委驻地北京三座门召开会议商讨技术人员抽调问题。会上，虽然聂荣臻就导弹发展所需高级人才的重要性作了说明，但会议代表仍然各执一词。有的代表认识比较到位，坚决支持国家发展导弹研究，同意抽调本部门人员参加导弹的研究设计工作。例如出席会议的陈赓大将说：“应当下决心搞导弹，现在如果再不搞，将来要受历史的惩罚。军队将尽一切力量大力支持。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名教授，照给，还可以增加一名。”国防工业部门的代表说：“搞导弹重要，调人，我们的任务很大，虽然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影响，但一定调给。”航空工业委员会的钱志道说：“开步走时，人才方面的骨干力量要多些，大学生可以少些，刚筹组，没有一定的骨干力量是不行的。导弹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国防中的重大问题，还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的代表则比较暧昧。清华大学的蒋南翔说：“搞导弹我们清华大学积极支持，要调的人选与高等教育部谈妥后就调。”铁道部的代表说：“要抽调8个人我们同意给。但无线电方面我们知道只有1个人，向我们要3个人，如我们有就给。”邮电部的代表说：“要调的人，我们给，下去再作具体研究。”还有的代表明确持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责成范长江会后召集科学院、教育部等部门召开一次协调会。随后不久，钱学森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前往苏联访问一个月。回来后，五局局长钟夫翔就这一段时间人员抽调情况同钱学森进行了沟通，当他得知已经调来的只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给的四名教授，其他均未落实，抽调专家、技术人员进展不大时，他大为恼火。直接对来访的五局局长钟夫翔说：“究竟还搞不搞火箭、导弹，要搞就应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就搞多少人，不应再拖。”除了毕业生分配向五院倾斜外，周恩来与聂荣臻采取直接写信或打招呼的形式从各个部门进行抽调。1956年调来11人，1957年则调来53人，其中：一机部6人，吴中英、张志英、孙荣、虞承宣、舒诚、和允瑞；二机部及所属航空院校11人，徐兰如、谢光选、李乃暨、王树声、徐坚、万显扬、刘传儒、屠守锷、王子仁、胡昌寿、李绪鄂；留美回国1人，虞俊；防空军3人，陈怀瑾、戴诗正、张继庆；空军留苏回国3人，刘从军、路史光、沈世绵；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29人，蔡金涛、吴朔平、黄纬禄、郝复俭、李蕴滋、陈德仁、沈家楠、张梓昌、张履谦、何午山、吴展、史长捷、陈敬熊、陈雁、陈方桢、何国伟、钱玉泉、熊继衮、彭望军、黄玉珩、苏秉炜、钟任华、郭衍堂、李桂生、李世培、梁棠文、文定、孙白坡、李波。1958年调来27人，其中：一机部7人，刘尔巽、李泉宝、汪瑞昌、夏兆熊、曹柏桢、李占奎、于庆田；铁道部1人，徐延万；武汉1人，方辉煜，留德回国1人，姚桐斌；留苏回国17人（包括空军9人），孙家栋、李伯勇、孙敬良、林金、王曼霞、王之任、王克捷、颜子初、马作新、于龙淮、于洞庭、张天禄、袁兆鼎、赵元亮、夏云辉、穆虹、敖林。[10]这些新调来的技术人员相对于偌大的航天事业来说是较少的，但这却是航天事业最基本、最宝贵的种子技术力量。这些来自不同部门、才华横溢技术人员的加盟，不仅为五院增加了科学技术方面造诣高、有水平的科技力量，而且为解决火箭导弹的控制与制导的研制创造了十分可贵的条件。同时，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通过言传身教，也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人才，极大地缓解了中国航天初创时期人才短缺的问题，使我国正在蹒跚起步的航天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些都奠定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技术和人才基础。
全国各单位调来的人员，有的原来在军队当首长。来到五院工作后，聂荣臻对他们提出要求：五院是一个特殊的单位，担负着特殊的任务。你们这些从部队来的同志，原来都是当首长的，现在党给予你们特殊任务，对你们提出了特殊要求，你们在五院工作，不能有任何计较个人地位、待遇的想法，要甘心当普通一兵，发扬你们的长处，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的光荣和骄傲。那些来自部队的官兵在听了聂荣臻的指示后，为自己被挑选到五院工作，参与开拓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感到无比荣幸。他们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的政治责任感油然而生，决心摒弃一切个人打算，安心工作，甘当无名英雄。当时五院的条件很差，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但我们都兢兢业业，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边学习、边探索，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对于五院的各位专家，聂荣臻要求政工干部和行政人员要团结专家、依靠专家，虚心向专家学习，为专家服务好。聂荣臻说：“你们从部队来的干部，只许和专家团结好，不许团结不好，如果你们与专家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则‘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责任都在你们，拿你们是问。”聂荣臻表态说：“我给你们当大管理员，为你们服务。希望你们为专家多做好事，工作上信任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政治上关心他们，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搞科研。”(https://www.daowen.com)
1959、1960年，我国遇到大的自然灾害，物资奇缺，供应紧张，人们的体质下降，有些人浮肿。聂荣臻十分关心五院同志的身体健康。他亲自动员各大军区给五院支援一些营养食品，于是，鱼、苹果、大豆等物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五院。就在这个时候，聂荣臻又指示说：“各大军区支援五院的东西，只能分给专家和技术人员吃，部队来的政工干部和行政人员不得享用。”
他还教导行政和政工人员要学点技术知识。他说：“在五院工作，不懂一点技术，与技术人员没有共同语言就没法工作。”又说：“学深了不行，学点目录学还是可能做到的；要由浅入深，尤其要到实践中去学习，拜技术人员为师，耳濡目染，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渐使自己变外行为内行。”
在材料方面，无论是金属材料，还是非金属材料，这都是导弹生产试制的最基本元素，并且所需数量浩繁。光211厂，就需要金属材料793项，非金属材料需要273项，在苏联对华援助早期，部分特殊材料可以向苏联直接订货，但大部分需要国内配套，因此就需要各工业部门、研究所和工厂的支持和协作，特别是在1960年苏联终止合同，“1059”导弹仿制任务全面启动后，落实材料、元件的生产和供应则成为五院领导和同志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都在奔走不停加倍辛苦地努力着。一分院材料室先后到鞍钢、抚顺钢厂、大连钢厂、齐齐哈尔钢厂、东北轻合金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重庆钢厂、太原钢厂、上钢三厂等有关工厂参加金属材料的试制，寻找导弹所需要的各种特殊耐热钢、含镍铬的高温合金结构和电工钢，各种牌号的碳素钢及合金钢的冷轧钢板、管材、带材、棒材等。在非金属材料试制过程中，先后同北京石油研究院、玻璃陶瓷研究院、化工研究院、水泥研究院、橡胶研究院、天津永明油漆厂、中国油漆厂、大连油漆厂、沈阳油漆厂、上海中华油脂厂、北京玻璃厂、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有机公司、上海化工厂、济南塑料厂、沈阳橡胶四厂、辽阳工业纸板厂、吉林电炭厂、上海冶金所、华东化工学院、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咸阳光华木材厂等单位签订了试制协议。这些单位接到试制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经过反复多次试制试验，完成了对他们的委托，试制出技术要求所需要的元件和产品，如最薄为0.2毫米、最宽为1 700毫米、最长为5 000毫米的冷轧钢材；最小直径为2毫米、最大直径为351毫米、最长为3 000毫米的管材；最薄为0.02毫米、最窄为2毫米的带材；最细为0.01毫米的合金钢丝；还有2 000毫米宽的铝板等。通过仿制，冶金、化工等工业部门，不仅解决了仿制生产对于材料的急需，而且为尖端武器发展对新型材料的需求，创造与奠定了很好的条件和基础，为导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外部协作方面，全国各协作单位，以承担航天任务为荣，照顾大局，把困难留给自己，大力支援航天事业的发展。航天战线的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各协作单位的辛劳。
基础设施方面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早在1910年8月（宣统年间），清政府就拨款在北京南苑开办我国第一个飞机修造厂。这就是211厂的前身。1914年，该厂曾制造出我国第一架飞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该厂还被列为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经过扩建，该厂承担“米格-15”飞机的修理任务。在1958年划归五院前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下属的一个飞机修理试制厂，有职工6 000人，固定资产6 100万元，建筑总面积19万平方米。随着国家尖端事业的起步与发展，211厂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改为导弹制造厂。1958年8月，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马列学院二分院搬到南苑，211厂为分院腾出临时办公场所。研究室和技术、物资保障等部门挤在一座试飞楼、两座旧机库和民国时期留下的西大院平房内办公。分院机关开始也在西大院平房内，后搬到二营门内一栋3层宿舍小楼办公。在东高地，工厂还腾出两栋宿舍楼，就是在211厂的支持下，分院才利用211厂的初始条件开始投入紧张的建院和仿制准备工作。外部协作不仅表现在航天初创时期外部协作单位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以及人才调配所给予的帮助，还有配套元器件的供应等，而且还有一些外部单位根据自身研究的特点和专长，直接参与了国防科学研究和试验，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卫星本体直接由中国科学院承担研制任务，运载工具则由七机部提供。
中国航天不仅需要大量的外部协同，同时也是内部协作的产物。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后勤保障，从规划、试制、生产、试验到基地建设，从弹体结构、火箭发动机到控制系统，等等，无一不需要强有力的内部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