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员培训

1957年11月26日，苏联军事代理顾问沙甫琴科向聂荣臻报告，苏联国防部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和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为教会中国同志使用、维护，苏联派出103名专家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35]为了做好设备和技术资料的接收以及向苏联专家学会导弹武器的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中央军委、航委和总参研究决定组建教导大队。12月20日，苏联运载装备的列车到达满洲里，以来华任教的布里奥·伯列任斯基上校为首的102名官兵同车抵达。在办理完过境手续后，即驶向北京，于12月24日18时到达教导大队驻地。^[36]1958年1月11日，教导大队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航委秘书长安东、军委炮兵参谋长陈锐霆、五院院长钱学森等出席了大会。钱学森在讲话中指出：“对导弹武器装备，我们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现在是刚刚起步，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启蒙老师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一定能会走、会跑，成长壮大。”^[37]从1月13日起，参加学习的学员分成指挥、测地、诸元准备、发射、技术、运输等23个专业组，按照统一讲授兵器理论、分别按职对口操作的原则，由苏军官兵直接任教。学习期间，从技术兵器的构造、工作原理、编制作战文书到实际操作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学习和实地演练，使学员们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就基本领会了所学知识，掌握了P-2型地地导弹的战斗性能。^[38]

地对空导弹使用人员的培训也是“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的内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1958年6月17日，苏方派遣库兹明中校和阿列克谢耶夫中校先行来华。五院派孙式性和程荣之同苏方代表会谈。会谈中，库兹明和阿列克谢耶夫就C-75地空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兵器组成、作战指挥、阵地布置等做了介绍，对我方参加学习的学员应具备的业务条件和文化程度提出了要求（当时C-75地空导弹是苏军现役装备）。最后，苏联代表说，C-75地空导弹装备和教学人员，将于11月20日左右抵达满洲里，希望我方做好一切准备。^[39]会谈在友好气氛中结束。1958年8月30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致函苏军格列波夫上将，同意苏军派遣98人来华，为中国训练地对空导弹使用人员。^[40]11月23日、29日，苏联提供的C-75地空导弹装备以及卢热茨京、斯辽斯基、阿发纳西耶夫上校为首的95位苏军官兵同车到达。苏军官兵到达教导大队驻地后，立即进入了紧张的训练。训练分为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两部分。技术理论由阿发纳西耶夫亲自授课，实际操作则由苏军连排军官和具体装备操作人员对口包教保学。学员们在苏联专家的亲自指导下，经过4个月的紧张训练，达到了训练计划的要求。“教导大队受训的学员，像一把种子撒向我国导弹事业的四面八方，有的成长为技术骨干，有的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有的已成长为我国导弹部队的高层领导。教导大队，在我国的导弹成长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41](https://www.daowen.com)

1958年底，苏联对华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开始出现变化。随着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1960年，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单方面撕毁协定，终止合同，撤走在华苏联专家，给中国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由于我们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基础上，所以中国航天仍然在困难中前进。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若有合适的外援不争取，那也是不正确的。有人认为只要争取外援就是崇洋媚外，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必须彻底消除，以免为争取外援设置障碍。相反，如果一切都依靠外援，没有洋拐杖就不能走路，认为一切东西都是洋人的好，只能照抄照搬，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才是崇洋媚外。这样我们永远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因为引进的技术和设备总是属于二流、三流的，最先进的东西谁也不愿向外出售、转让。在新的形势下，特别在当下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在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的前提下坚持自力更生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仍然要牢牢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