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一带一路”是一项共生系统工程
共生系统理论是在集成基于共生效应（Symbiotic Effect）的共生理论和基于大规模、复杂性工程实践的系统理论（系统学）而形成的一种新理论，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共生系统构建的理论基石，为合作系统的演化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高度的适用性。
（一）共生理论的内涵
“共生”（Symbiosis），又称“互利共生”，是一个生态学概念，用于描述种群的生存状态，指两种生物彼此互利地生存在一起，缺此失彼都不能生存的一类种间关系，是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发展。共生的生物在生理上相互分工，互换生命活动的产物，在组织上形成了新的结构。“共生”概念最初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后经范明特（Famintsim）、布克纳（Prototaxis）、玛葛莉丝（L.Margulis）等发展完善，即“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是不同种类的一个或多个成员之间延伸的物质联系。[23]共生是自然界中生物为提高生存概率所采取的一种协同合作行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生态现象，也是重要的生物进化方式。美国微生物学家玛葛莉丝认为，共生是生物演化的一种内在机制，“大自然的本性就厌恶任何生物独占世界的现象，所以地球上绝对不会有单独存在的生物。”[24]随着共生理论的不断发展，学者们研究发现，该理论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和普适性，从而可以将其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尤其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共生的思想和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建筑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并相继诞生了“细胞共生学”“共生社会学”“组织生态理论”等众多学科和理论学说。
一般认为，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即共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大基本要素。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它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础与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也称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和强度，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物质和信息的交流关系，也反映它们之间能量的互换关系。从行为方式上划分，可分为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三种模式；从组织程度上划分，又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模式。共生环境是指与共生关系产生和发展所联系的环境，通常指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25]
（二）“一带一路”的共生系统要素构成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共生于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整体性原理是系统论的一个根本原理，由贝塔朗菲首次提出。其基本观点是，整体或系统的秩序和组织超越于整体中孤立的各部分。这一原理的实质是强调系统质与要素质的原则性区别，不能把系统整体的属性、功能、行为还原或归结为系统各要素的属性、功能、行为的相加和。作为系统论重要分支的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系统是由若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要素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系统的完善和发展。[26]按照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论的解释，相互影响，即子系统间信息的交换；相互作用，即子系统间能量的交换；相互转化，即子系统间物质的交换。这是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作为世界上最复杂、层次最高社会系统的系统学属性。同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又具有共生理论最基本的要素属性：[27]共生单元，即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共生模式，即基于利益（新现实主义）、制度（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文化（建构主义）的国家间互动关系；共生环境，即国际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的无序性。
根据共生系统论，整体是具有新质特征的整体。具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而提出的超地区经济一体化倡议，旨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致力于维护和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塑造全球贸易大格局，打通世界经济新的全球大通道。“一带一路”建设是逐渐增加国际体系新质特征，最终形成共生型国际体系的过程。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共生型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而“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助于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助于推动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共生型国际体系的高级阶段，将是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在这一阶段，世界将逐渐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从区域一体化到全球一体化。
“一带一路”的共生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横向维度，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利益交织更加广泛深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现实世界上，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存在着整体等于、大于、小于部分之和的多种情况。通过要素重组、系统优化与整合，既可实现“1+1＞2”的增值效应，又可实现系统从无序（混沌）到有序的优化效应，最终实现系统稳定，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纵向维度，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并非具体领域利益关系的简单叠加，彼此利益体系的系统性、互涉性、整体性进一步深化，单个国家很难独善其身，合作共赢成为增进国家利益、促进自身发展的最佳选择。这是“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从自然界走向社会界演进的科学延伸。(https://www.daowen.com)
（三）共生单元与共生系统之间相融相生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系统是单元的系统，没有单元便没有系统；另一方面，单元又是系统的单元，单元依赖系统而存在。但系统并非单元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新质特征。钱学森曾在《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有办法利用不十分可靠的元件做出非常可靠的系统”。[28]工程系统如此，社会系统亦如此。
“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国家间合作问题实质上就是次区域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结合，在合作过程中更加注重合作的主体发展的协调性和互利性。在“一带一路”社会系统中，就共生单元而言，沿线国家多达65个，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既有新兴大国，也有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最不发达国家；就系统属性而言，“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29]“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各国战略对接、要素聚集、资源共享互补，最终实现沿线国家系统化发展（经济一体化）提供了科学的制度方法论。
（四）共生单元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在国际体系中，各国共生于国际社会，不同国家之间在不同时间、不同领域，它们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有时对话，有时斗争；有的包容、协调，有的排斥、对立。正是这种体系性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推动着国际社会处于不断运动与变化之中，循环往复，推动系统不断演化和发展。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0]这是系统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有学者称之为“深层生成论”。[31]《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兼容并蓄、共生共荣”合作理念，体现了整体性原则和全局优化思想，即系统通过不断演化达到优化，优化通过演化达到兼容，实现系统的演进与发展。
（五）共生系统“共生的系统性”与“系统的共生性”
前者指的是共生单元因组成系统而相互作用，后者指的是系统与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国际社会这一共生社会系统中，由于彼此间利益的交织与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在促进自身发展、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作为横向共生单元的其他国家和作为整个系统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所在。“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与价值理念支撑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和威胁，致力于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区域经济合作架构，通过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实现合作共赢的政策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