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一带一路”倡导开放包容的共建原则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l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之“八分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当今世界八大文明中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涵盖波斯、斯拉夫、突厥、阿拉伯、印度等文化系统，语言成百上千，风俗千姿百态。在最高权威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下，如果缺少文明交融、价值观互鉴和国际制度约束，不同文明之间很容易产生误解、矛盾、摩擦乃至冲突、对抗。“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32]
（一）坚持开放包容：一个跨区域的开放性大框架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在文明交融方面，“一带一路”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价值观互鉴方面，“一带一路”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与责任共同体；在国际制度遵循方面，《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等基本原则，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及与现有国际制度规范的兼容性，是对“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生动实践。“一带一路”既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整合两个市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围堵和束缚。
冷战结束后，无论地区体系还是国际体系，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多边制度框架的扩展。一系列地区性国际组织和机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地区性、国际性制度安排。这种多边制度框架内的制度性合作有助于普遍、广泛地降低国际合作的成本，推动新的理念和规则的实现，对于推动互利合作、应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塑造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反全球化思潮、排外思潮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二战以来自由开放国际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和国际制度的参与者、支持者，正致力于维护和改进现存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作为跨区域的开放性制度框架，其建设目标首先瞄准的是周边国家急需、风险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体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勇气和担当。
（二）倡导开放合作：“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https://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多数国家尤其是沿线国家予以积极响应，但也不乏种种质疑之声乃至歪曲解读。本质上，“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是一项各国均可参与、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在这一平台上的各种跨国活动及具体建设项目大都具有区域性、区域间或跨区域公共产品属性。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大发展，目前我国经济体量空前庞大、工业体系非常完备，整体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并覆盖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产品，既有能力同时在全球各个地区承接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深水港等交通设施建设，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架构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以形成区域及区域间有效率的空间经济网络。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四种，体现在四个“新”字上：第一，互联互通新体系，主要指基础设施、人员交流和规章制度的互联互通。第二，金融合作新平台。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金融产品。两大金融机构以务实的态度、新的治理规则和国际化标准，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金融需求；用实际行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构建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增加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第三，国际关系新理念。“一带一路”摒弃传统“零和博弈”思维，目标之一是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惠及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第四，全球治理新方案。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远不及预期，全球投资贸易增长乏力，逆全球化现象此起彼伏，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沉疴宿疾久治不愈。新时代呼唤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和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创新，以应对种种挑战。“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新方案，或者说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中国方案”“中国样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推动全球化提供动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二是为疲弱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33]
（三）着眼开放发展：历史经纬、现实需求与未来愿景的交汇统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体现了新时代“开放发展”的理念；既是改革开放的自然结果，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就前者而言，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1年的光辉历程，41年前的对外开放属于“外引型”开放，通过引进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自身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充分释放了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都得到了空前提高。正是在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指引下，今天的中国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已形成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34]
就后者而言，“一带一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处于新形势背景下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成为我国深化对外开放、释放“中国红利”、参与全球治理、激发全球发展新潜能的重要平台。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放发展”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处理和认识开放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进一步升华。“一带一路”正是顺应开放发展的七大战略举措之一。[35]有学者基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纬提出，“一带一路”堪称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36]其开放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我国自身发展而言，致力于打造陆海空联动、东中西共进、内外兼顾、面向全球的全新开放格局，并在新型开放格局中完善开放型经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实现开放发展；另一方面，就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而言，致力于推进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通过优势互补、产能合作，以开放实现有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愿景与行动》在合作理念、合作空间、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合作机制等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推进开放性区域合作架构的意愿，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性。[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