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性：“一带一路”体现了我国战略空间、战略利益和战略选择的层次性耦合
层次性是系统结构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之一。任何一种系统都具有垂直结构特征，即由一定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是由低一级要素组成的子系统，而系统本身又是更高一级系统的组成要素。系统运行是否有效，其效率高低、稳定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是否层次分明，各子系统是否“各司其职”。就“一带一路”系统而言，其层次性主要体现在战略空间、战略利益和战略选择三个维度。
（一）战略空间的层次性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海洋权益的拓展，我国已经发展成具有广泛海外利益的国家，正处在从重陆轻海向海陆并重、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的世纪性身份变迁进程中，国家战略空间不断延伸。在国家战略空间诸要素中，地理空间是国家之间进行战略互动的实体依托和空间基础，是推进国家战略的“立身之本”。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单位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以地理空间为分析工具具有恒久性和根本性。在地缘政治学中，“空间性是地缘政治的灵魂，离开了地理空间，地缘政治将无从谈起。”[38]由于地理空间是作为政治与社会共同体的国家首要或者说根本构成要素，因而国家的任何战略活动都必须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展开。各国的地理空间位置、战略空间大小与国家利益和实力存在正相关。这种正相关在政府战略决策层面上，体现了国家战略空间的层次性，分别为以本土为依托的核心战略区、以周边为依托的重要战略区、以非周边为依托的次要战略区。就战略空间而言，“一带一路”涵盖从以核心战略区为基础，向重要战略区和次要战略区辐射的横跨亚欧非的广大区域。
（二）战略利益的层次性
所谓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总体利益，包括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39]无论学术层面还是政府层面，对国家利益都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划分标准。无论按照哪种标准划分，总体上，国际利益可以大致分为一般利益、重要利益和核心利益几个层次。(https://www.daowen.com)
国家战略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和拓展，指涉及国家根本安全和发展或者区域甚至人类安全和共同发展方面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国际利益等“五位一体”整体利益。“一带一路”既是我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我国通过开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深化同有关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经济依存度，以经济融合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改善我国发展战略环境的现实需求。无论从前述战略空间所处范围还是从战略利益所处层次考察，“一带一路”都属于我国国家利益层级中的“重大利益”或“重要利益”范畴。
（三）战略选择的层次性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战略空间拓展需要与国家战略利益需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政策选择。一方面，“一带一路”既是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国际话语权逐次攀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引领和重塑世界格局走向能力不断增强的产物，又是我国面对国际格局世纪性变迁顺势而为之举；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反过来又可作用于促进我国的进一步开放，扩展我国海外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赋予自身更多的利他属性，塑造并树立我国的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是时代的呼唤，是人类社会对我们的期待。”[40]
“一带一路”对我国的战略效应，具有空间、时间和内容三个维度的层次性。或者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我国基于自身空间、时间和内容三个维度发展需要做出的重大战略谋划。从近期看，在空间维度，既包括以周边为依托的重大利益，也包括以大周边界定国家利益的重要利益；在时间维度，以中期利益为主，逐渐转化为长期利益；在内容维度，以经济利益为主，同时涉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在内的全方位利益。国家利益的这种层次性拓展，按照钱学森的理解，即“把古老的地理学提升到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的地理科学，其目的也很明确，是为了可操作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