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一带一路”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系统
国际关系系统是国际政治关系系统、国际经济关系系统、国际安全关系系统、国际文化关系系统等国家间不同领域互动关系系统的总称，既包括双边国际关系系统，也包括多边国际关系系统。“一带一路”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系统，复杂性是“一带一路”最突出的问题和最主要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施，实际上是一个对其复杂性认识逐渐深化、不断解决沿线国及参与国两大国际关系系统中蕴含的复杂矛盾和突出问题的过程。
（一）理念认知的复杂性
主要表现为价值观与政策取向多元化，各国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由于价值理念多元化、国家利益不一致、地缘战略冲突导致的认知差异，倡议从提出至今，在得到沿线多数国家积极响应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质疑乃至排斥甚至从中作梗的声音，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带一路”“中国威胁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①“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42]或“新马歇尔计划”，[43]是作为守成大国的中国通过资金与技术输出的形式进行经济扩张，拓展并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与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之间争夺国际事务领导权，尤其是对美国霸权制衡战略进行“反制衡”，从而迈向“新帝国”之路的地缘战略工具。[44]②“一带一路”是“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45]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相关国家自然资源；中国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顾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民众福利，威胁相关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③“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中国的目标是在全力恢复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和大明盛世，通过在亚洲传播大中华文化，[46]在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东南亚、中东欧乃至拉丁美洲拓展影响力，导致美国在该地区出现“安全脆弱”（security vulnerabilities）。[47]④“一带一路”是中国历史上朝贡（宗藩）体系和“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的复苏，[48]构成了对美国为首、以西方国家为参与主体、以联盟体系为支撑的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当这些政治偏见成为国家决策者的认知偏好时，他们倾向于认定，“一带一路”隐含着中国的长远政治抱负和战略考量，中国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可以从美国的潜在竞争者一跃成为现实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因而他们或观望、或疑虑、或拒绝。甚至有一些与中国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不冷不热的警惕心态。[49]
（二）运行机制的复杂性
运行机制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合作主体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中国资本走进海外市场，化解国内产能过剩，既需要政府引导有关企业主动走出去，也需要实现沿线国家在经济体制、法律规则、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对接和彼此适应。虽然“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但是与之相伴的风险也与日俱增。由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收益低，随着项目建设的不断扩大，缺少机制化的合作将难以复制，给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双边机制存在的风险评估和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多样性问题已初见端倪。[50]加之由于沿线国家众多，很多国家民族、宗教问题十分突出。尤其在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国家多信奉伊斯兰教，国民宗教信仰及其宗教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现象非常突出，处理不好往往成为引发宗教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诱因。从宗教信仰看，宗教法、宗教教义构成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准则，在社会上具有至高无上、不可亵渎的排他性地位，“宗教法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往往拒绝与宗教教义相冲突的任何规范”，[51]但世俗法律“不同于宗教法，它是社会规定的具体形式，并被赋予了强烈的自治理性，”因而在很多国家法律制定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宗教法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性作用”，[52]从而导致法律最终显得无能为力。这就使得这种相互排斥性法律机制的外溢效应势必传导到有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政策沟通”过程中去，并难免产生制度掣肘。如何处理宗教政治（宗教法）与世俗政治（世俗法）之间的冲突，成为“一带一路”机制构建过程中无以回避的问题。[53](https://www.daowen.com)
（三）施动主体的复杂性
施动主体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投资风险系数高。“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战略性重构的复杂工程，各国国情差异巨大，经济规模、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各异，子系统状态异常复杂：①发展水平方面。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的受制于自身自然禀赋和管理水平，一直保持低速增长状态，基础设施落后，社会问题突出，尚未真正步入工业化阶段，导致资金投入的成本与风险“双高”，协同效应难以发挥。②成员间关系方面，虽然多数国家与中国关系较好，很多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但部分成员之间尤其是互为邻国的成员间因历史隔阂、领土纠纷、民族与宗教矛盾等，存在比较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战略竞争关系，既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对跨区域整合形成了结构性制约。③社会稳定性方面，沿线很多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不少是“战乱国家和敏感国家，呈现出多文明交汇、多力量交织，安全形势复杂的特点，而且一些国家政局也不是很稳定，民族和宗教矛盾突出。”[54]这些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构成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④政策连续性方面，有的国家或政策朝令夕改，缺少连续性；或政府更替频繁，“后朝不理前朝事”；或政治腐败问题严重，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等等。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政治、安全、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必须未雨绸缪，既做好投资前期的调查、研究和评估，制定风险规避预案，也做好投资中期出现突发事件时的灵活调整及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追偿，以防出现不可挽回的资金损失。
（四）系统运行的复杂性
主要表现为系统要素（合作领域）、系统状态（运行模式）、系统组织（保障机制）三个方面的复杂性：①就合作领域而言，“一带一路”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产品输出与世界性要素重组，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通道打造、商品流通、资金流转、人力资源开发等硬要素，也包括科技实力塑造、发展潜力挖掘、金融网络构建、信息传输、政策制定、民兴互通等软要素，无论称之为“中国的世界性工程”还是“世界性中国工程”都不为过；②就运行模式而言，要实现上述全要素合理配置，必须实现系统环境的物质（资源、设施）、信息（交往、交流）、能量（利益、效益）的合理交换与有序重组，实现动态条件下的优化配置；③就保障机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综合集成的国家战略，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领域，缺乏现成的、可资借鉴的有效机制，需要进行制度与战略创新。[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