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蒋赵三家”：袁枚、蒋士铨、赵翼
袁枚、蒋士铨和赵翼被并称为“三家”，此称源于袁枚《随园诗话》：“赵云松观察谓余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馀与随园故也。”[27]《仿元遗山论诗》又云：“云松自负第三人，除却随园服蒋君。”[28]袁枚两次声称赵翼推崇蒋士铨、袁枚，甘居第三人，不过现存赵翼著述却无相关记载。因此，清人崔旭《念堂诗话》指出：“乾隆中袁、蒋、赵称为鼎足，此说不知起于何人。《拜袁揖蒋图》，程春宇力辩无其事。”[29]钱锺书也认为：“盖‘三家’之说，乃随园一人捣鬼。瓯北尚将计就计，以为标榜之资。”[30]
舒位把袁枚喻为《水浒传》及时雨宋江，视为沈德潜之后的诗坛盟主，就袁枚的影响力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曾记载袁枚在乾隆诗坛巨大的感召力：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君必能举其词，为人诵焉。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31]
可见，袁枚虽无显赫政治地位，但他与众多诗家交游密切，对后辈诗人提携有加，兼之超人的天分和巨大创作成绩，故被视为乾隆诗坛继沈德潜之后的盟主。
蒋士铨在乾隆诗坛也享有盛誉，其《学诗记》云：
予十五龄学诗，读李义山爱之，积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读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苏、黄而学之；五十弃去，惟直抒所见，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32]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评曰：
心馀先生诗，篇篇本色，语语根心，不欲英雄欺人，不肯优孟摹古。言情而出以蕴藉，故无粗率之辞；用事而妙于翦裁，故无堆垛之迹。金银铜铁镕为一炉，而不觉其杂；酸咸辛甘调于一鼎，而愈觉其和。无他，有我以主之，有气以运之故也。[33]
可见，蒋士铨同样强调真情、独创，其诗题材广泛，体式多样，不拘成法，故被视为清代江西籍诗人第一。蒋士铨与彭元瑞被乾隆称为“江西二名士”，与杨垕、汪轫、赵由仪被袁枚合称为“江西四子”，与陈允衡、王猷定、曾畹、帅家相、汪轫、杨垕、何在田被曾燠合称为“江右八家”。综合蒋士铨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力，舒位把他推举为《水浒》中的马军总头领第一人大刀关胜，符合蒋士铨的影响力。
赵翼天分极高，阅历又广，文学与学术兼擅，实为清朝第一流人物。赵翼论诗既推崇真情和新变，又重视豪放与劲健，故诗坛有赵翼优于袁枚之论。黄培芳《香石诗话》云：
瓯北、子才一时并称，就二家论诗观之，固以瓯北为优。瓯北所著《十家诗话》能不失矩矱，不致诒误后生，胜于《随园诗话》矣。[34]
客观而言，赵翼诗歌总量、绝句成就和诗学影响力远不如袁枚，但诗学理论成就与学术造诣极高，无愧于乾嘉诗坛大家的地位。
从实际影响来看，清人对“袁蒋赵三家”引述颇多，多数认同三家的诗歌大家地位。如王昶《湖海诗传》云：(https://www.daowen.com)
云松性情倜傥，才调纵横，而机警过人，所遇名公卿，无不折节下之。初受知于汪文端公，及入中书直军机处，傅文忠公尤爱其才。旋以及第，改翰林数年，简放知府，出守广西镇远。时缅甸用兵，诏选邻省干才助搜军实。君住永昌半载，会文忠将督兵深入，遣之还粤。又为李制府所赏，调广州，并登荐剡，擢贵西道。寻以母老留养，遂不复出，迄今几三十年。同时与袁子才、蒋心馀友善，才名亦相等。[35]
李调元《雨村诗话》云：
近时诗推袁、蒋、赵三家，然皆宗宋人。子才学杨诚斋，而能各开生面，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心馀诗学山谷，而去其艰涩，出以响亮，亦由天人兼之。子才亦自言：“余不喜山谷而喜诚斋，心馀不喜诚斋而喜山谷。”云松则立意学苏，专以新造为奇异，而稗家小说，拉杂皆来，视子才稍低一格，然视心馀，则殆有过之无不及矣。[36]
此外，郭麐《灵芬馆诗话》，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射鹰楼诗话》卷一，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四，符葆森《国朝正雅集》，黄钧宰《金壸七墨》卷八，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五，王豫《群雅集》，李祖陶《国朝文录·忠雅堂文录》，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康发祥《伯山诗话》，陆蓥《问花楼诗话》，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潘瑛和高岑《国朝诗萃二集》，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一，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五，潘德舆《夏日尘定轩中取近人诗集纵观之戏为绝句》（《养一斋集》卷五），朱克敏《儒林琐记》，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均提及此称。尚镕又撰《三家诗话》，专门评价三家诗作。综合来看，“袁蒋赵三家”堪称乾隆诗坛流行最广、影响最广的并称群体。
从三人交游来看，袁枚与蒋士铨首次相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当时蒋士铨受两江总督尹继善之邀主讲钟山书院，蒋士铨《喜晤袁简斋前辈即次见怀旧韵》（《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记载此事，时袁枚49岁，蒋士铨40岁。袁枚与赵翼相见更晚，袁枚《谢赵耘菘观察见访湖上兼题其所著〈瓯北集〉》（《小仓山房集》诗集卷二十六）记载了两人的首次见面，此诗作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袁枚已经64岁，赵翼53岁。此时三人在诗坛均享有盛名，互相推重，共称“三家”，并不为过。尤其是袁枚，堪称乾嘉诗坛万众瞩目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述“袁蒋赵三家”并称的文献时，有些诗论家并非一味肯定三人的崇高地位，而是注重辨析三人诗歌艺术风貌的不同。如尚镕《三家诗话》就对李调元之论加以补充：
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苕生学黄山谷而参以韩、苏、竹垞，云松学苏、陆而参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论，子才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苕生学前人而出以坚锐，有粗露之病；云松学前人而出以整丽，有冗杂之病。[37]
相对李调元之论，尚镕指出三人并非单纯学习某一家，而是能够兼容并取，且对其独特风貌和不足做出更加详细的说明。这些论述均有助于更加准确理解三家的艺术成就。
另外，清人也常把袁枚、赵翼标举为“袁赵”，黄培芳《香石诗话》、陈文述《简松草堂怀张仲雅》（《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一）、陈作霖《焦耐庵先生》（《可园文存》卷十）、邓绎《藻川堂谭艺·三代篇》、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二十三评姚椿均提及此称。但与并称群体通常具有标举典范的意味不同，清人提及“袁赵”有时是出于批评的目的。朱庭珍《筱园诗话》云：
赵翼诗比子才虽典较多，七律时工对偶，但诙谐戏谑，俚俗鄙恶，尤无所不至。街谈巷议，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说，传奇演剧，童谣俗谚，秧歌苗曲之类，无不入诗，公然作典故成句用，此亦诗中蟊贼，无丑不备矣。袁、赵二家之为诗魔，较前明钟、谭，南宋江湖、九僧、四灵，江西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实风雅之蠹，六义之罪魁也。[38]
朱氏基于传统的诗教理论否定两人诗歌，字里行间充满了憎恶和不满，也从反面说明了“性灵”说的巨大影响力。
总体来看，“袁蒋赵三家”这一并称群体的盛行说明了性灵说在乾嘉诗坛的重要影响。清代部分诗论家限于传统的诗教理论，无法接纳袁枚、赵翼诗歌中那些不甚典雅的内容，故在提及这一并称群体时，有时不是出于标举典范的目的，而是为了揭示其诗歌创作的流弊。相对而言，当代文学史家均认为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引领清诗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代表了诗歌正确的发展方向，推举意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