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七子”之一王昶

王昶曾与王鸣盛、吴泰来、黄文莲、赵文哲、钱大昕、曹仁虎并称为“吴中七子”，此称得名于沈德潜所编《吴中七子诗选》。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江苏巡抚王师请沈德潜担任紫阳书院院长，接替去年冬天因病请辞的王峻。当年秋，沈德潜选录王昶等七人诗为《吴中七子诗选》。由于沈德潜在诗坛的巨大声望，“吴中七子”遂名扬天下。陈康祺《郎潜纪闻》云：

归愚尚书主吴下坛坫时，门下士王光禄鸣盛、钱詹事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讲仁虎、赵少卿文哲、吴舍人泰来、黄明府文莲，汇刻吴中七子诗，以文章气节重天下，谈宗派者，至今称颂。^[39]

此外，袁枚《随园诗话》卷五、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三、秦瀛《刑部侍郎兰泉王公墓志铭》（《小岘山人集》文集卷五）、沈寿榕《玉笙楼诗录》续录卷一、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潘清《挹翠楼诗话》、钱泳《履园丛话六·耆旧·兰泉司寇》、符葆森《国朝正雅集》评王鸣盛、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五、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王昶”条、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二、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陈融《颙园诗话》、师范《荫椿书屋诗话》、俞樾《补刻春融堂集序》（《春在堂杂文》五编卷六）、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曹仁虎与赵文哲、昭梿《啸亭续录》评褚廷璋、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七、《清史稿·钱大昕传》、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都引述这一并称，是仅次于“袁蒋赵三家”的流传最广的并称群体。

“吴中七子”中，影响最大者首推王昶，俞樾《补刻春融堂集序》云：(https://www.daowen.com)

先生少时与王凤喈、吴企晋、钱竹汀、赵升之、曹来殷、黄芳亭诸公齐名，号“吴中七子”。及在京师，与朱笥河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目，海内知与不知皆称为兰泉先生。^[40]

由于“吴中七子”中的王鸣盛、钱大昕后来转向经史之学，赵文哲英年早逝，黄文莲仅位至县令，曹仁虎与吴泰来诗学成就有限，唯有王昶官居刑部侍郎，编有《湖海诗传》，能够把沈德潜诗学发扬光大。因此，在清人心目中，沈德潜之后能够与袁枚相抗衡的，只有王昶，这正是舒位把王昶喻为入云龙公孙胜的主要原因。

客观而言，王昶的诗歌创作成就不仅远在袁枚之下，在整个乾嘉诗坛十大家中也最为逊色。“吴中七子”被广为称引，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吴中七子”乃沈德潜所标举，沈德潜论诗先审宗旨、次论格调、终流神韵，“吴中七子”俨然被视为正统诗学的体现者；二是王昶官至刑部侍郎，被公认为沈德潜格调说的传人；三是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学术成就巨大，众多文献在提及两人时，习惯上会引述他们早年曾被列为七子的经历。总之，“吴中七子”并称的盛行，表明格调说在沈德潜去世后仍有重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