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桐城诗派

“桐城”作为文学流派一般指以“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所代表的古文流派，很少用来指代诗歌。王昶曾提及“皖桐诗派”，其《湖海诗传》评韦谦恒云：“皖桐诗派，前推圣俞，后数愚山，以啴缓和平为主。约轩承其乡先生之学，故不以驰骋见长。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谓‘古雅纯粹’；汪尧峰序愚山诗谓‘简切淡远’。举似约轩，可谓得其法乳者。约轩以翰林大考受知，不数年直纶扉，出为方伯，缘事罢归。以四库馆编校，加鸿胪少卿，故吟兴至老不衰。”^[63]所言“皖桐诗派”乃指安徽桐城籍梅尧臣、施闰章和韦谦恒等诗人。清代最早以“桐城派”论诗的是程秉钊，其《国朝名人集题词》云：“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熟重轻。”^[64]指出桐城派的诗歌与文章一样颇有价值，所论仍重在古文。

现代学界最早以“诗派”称呼桐城的是钱锺书，《谈艺录》专列“桐城诗派”一条，其云：“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65]姚范（1702—1771）乃姚鼐伯父，字南青，号姜坞。乾隆七年（1742）进士。著有《援鹑堂集》五十卷。徐世昌《晚晴簃诗话》云：“姜坞为惜抱世父，世称大姚先生。其诗善于俪事，导源义山，而别开蹊径，实与昆体不同，亦无宋人粗劲之习。包慎伯称其诗文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在翰林时，同馆袁子才欲其赠诗，竟不可得，可以知其异趣矣。惜抱恒言学所自出。方植之极重姜坞，评定古今人诗话，李申耆推为片语破惑，单义树鹄。盖有表章之者，而其名始著也。”^[66]钱锺书还提及此派论诗不完全排斥明七子，又推崇黄庭坚。

钱仲联也有类似主张，其云：“桐城非但是古文派，还是诗派。除上举外，其理论还可见《惜抱轩尺牍》。姚论古文之说也可移之于诗，如阳刚阴柔之说，其中较推重阳刚。姚身体较清瘦，读古文未能高声，往往低吟，而其七言古却有气派。姚有诗选、诗论及创作，因而成为桐城诗派，观其诗论及弟子诗论，可见其主张。”^[67]但钱仲联比较重视作品艺术风貌的分析，对诗派成员、流变缺少论述。(https://www.daowen.com)

朱则杰《清诗史》第十四章“乾嘉以降的其他诗人和诗派”有“姚鼐和桐城派”一节，认同这一流派的成立。严迪昌《清诗史》第四编“风雨飘摇时的苍茫心态—晚近诗潮”第一章“昏沉时世中的悲怆诗群”列“兼辨姚鼐的‘桐城诗法’”一节，从章节名称来看，未有流派之称，但从相关论述来看，严迪昌也认同“桐城诗派”的存在。与前人相比，严迪昌对姚鼐诗坛地位的起伏和桐城诗派的确立做了精彩考察，他指出：“曾国藩选《十八家诗钞》，定姚鼐七律为‘国朝第一家’，才声价扶摇直上。”又言：“桐城之有诗派的追认，实系‘同光’诗人心香祭成，史实甚明。”^[68]这些观点皆能补前人对此派论述的不足。

之后，刘世南《清诗流派史》专列“桐城诗派”一章，首节论“桐城诗派的形成”，他继承钱锺书观点，以姚范为此派创始人，姚鼐为盟主；次节述“桐城诗派的诗论”，立足于姚鼐相关论述，概括出桐城派六点诗学主张；第三节谈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和梅曾亮的创作风貌；第四节谈“流派与影响”，他指出：“刘大櫆、姚鼐在诗的方面传人很不少，除上述方东树、梅曾亮外，还有吴德旋、朱孝纯、疏枝春、陈用光、鲍桂星、周有声、姚莹、姚椿、张裕钊、姚浚昌、张亨嘉、王必达、朱琦、曾国藩、范当世等。”^[69]

综合来看，“桐城诗派”的确立乃是现代学者的产物。从论诗宗旨、诗派成员和影响来看，把姚鼐所代表的这一诗学群体称为“桐城诗派”是能够成立的。桐城诗派论诗与袁枚所代表的性灵派强调自抒性灵相对，主张遵循旧规，熔铸唐宋。此派与翁方纲所代表的肌理派诗学观点也有明显差别，于唐尤重李商隐，于宋尤重黄庭坚，强调用典使事圆融无迹。另外，桐城诗派与浙派、秀水派等其他以地域命名的诗派不同，其成员并不限于安徽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