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与“缘情”之辨

“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基本内涵为诗歌是情感的表现，这是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点的初始概括。西晋陆机《文赋》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然明代之前，多数诗论家认为“缘情”与“言志”并无差别，因此，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中国文学领域有“言志派”和“载道派”两种不同的潮流。他说：“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1]但朱自清却有不同的认识，《诗言志辨序》把“诗言志”视为中国文论的“开山纲领”，又特别指出：“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2]朱自清还以袁枚《再答李少鹤书》为证，认为“缘情”并非“言志”。^[3]建国之后的多数学者比较认同朱自清的观点，少数认为“言志”与“缘情”并无根本的不同，如钱志熙指出：“传统的诗歌本体论，主要有‘言志’、‘缘情’、‘情性’这几种范畴，都是强调诗歌以人的主观心灵为表现对象，所以在理论上讲，都是典型的东方诗学思想。并且志、情、情性这些概念，彼此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在许多时候是可以相通的。”^[4]乾嘉诗家颇好以古喻今，“诗言志”等诸多范畴虽为旧术语，却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故有再辨之必要。(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