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非“言志”
乾嘉诗家常弹“诗言志”老调，有些诗家正如朱自清所言，是严格区分“言志”与“缘情”的。他们把“言志”视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缘情”视为“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这类诗家多数位居高位，如乾隆、沈德潜、纪昀等，区分的目的是强调诗歌能够教化人心，匡正邪枉，反对低俗艳情之作。乾隆《杜子美诗序》云：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孰谓诗仅缘情绮靡而无关于学识哉？……是以言诗者必以杜氏子美为准的。子美之诗所谓道性情而有劝惩之实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刚正之气，虽拘于音韵格律，而言之愈畅，择之益精，语之弥详。其于忠君爱国，如饥之食，渴之饮，须臾离而不能。[5]
乾隆认为杜诗为雅正之作，劝善惩恶，忠君爱国，故为典范，从情感的政教内涵方面予以褒奖。沈德潜《说诗晬语》云：
士衡旧推大家，然通赡自足，而绚彩无力，遂开出排偶一家。降自齐梁，专工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陆氏为之滥觞也。所撰《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6]
沈氏指出陆机诗歌注重铺排对偶、遣词造句和辞采之美，但缺少骨力之美，对齐梁诗歌产生不良影响。《文赋》所云“诗缘情而绮靡”，只讲修辞技巧，有违传统诗教。这种批评正是基于对性情政教内涵的重视。
对“言志”与“缘情”区分最明确的是纪昀，其《云林诗钞序》云：
《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诸篇小序，为经师递有加增。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其“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7]
纪昀结合《毛诗序》关于“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论，批评道学家之诗仅仅做到“止乎礼义”，又批评陆机“缘情”仅仅做到“发乎情”。他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既要因情而发，所抒之情又要合乎儒家伦理规范，有益教化。
值得注意的是黄培芳对“缘情”的批评，其《香石诗话》云：(https://www.daowen.com)
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识见甚卑，好《才调》《香奁》者辄奉此语为圭臬。谢榛曰：“绮靡重六朝之弊。”徐昌谷曰：“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查）［渣］秽耳。”余谓：“李诗‘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持论何止上下床之别？”[8]
黄氏从“绮靡”的角度批评“缘情”，认为此论开启诗歌“重文轻道”的形式主义文风。又郑虎文《藏密诗钞序》云：
原夫诗之为教，尽于《虞书》“言志”二字。志有所不容已于言者，因而质言之，则为赋志。有所不能质言而仍不容已于言，因而即目假物以言之，则或为兴、或为比，要皆以达其志而止。故曰：诗以道性情。由性情而有讽刺，由讽刺而有美恶，由美恶而有劝戒讽刺，美恶劝戒备，而风俗之盛衰、政教之得失胥于是乎见。[9]
郑氏心中的“言志”乃是“劝戒讽刺”，有益教化，也是认为诗歌的政教功用高于艺术审美价值。
由此不难发现，乾嘉众多诗家眼中的袁枚性灵说，实与传统“诗言志”有着明显的区别。法式善《梧门诗话》云：
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门人鲍鸿起（文逵）辩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余深是之。[10]
法式善认为“性情”乃合乎传统道德的情感，袁枚的性灵说不顾及传统道德观念，所以流于芜秽轻薄。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中批评袁枚：“其在不愿作为道德的奴隶的同时，却误入另一个极端，采取如同对道德的叛逆者的态度而滥用自由。”[11]郭绍虞指出性灵诗的流弊“即是学，即是浮，即是纤佻”[12]，均是基于这个原因。
总体来看，凡是明确区分“言志”与“缘情”的诗家均强调诗歌合乎礼义，具有雅正内涵。这种观念远绍儒家“重质轻文”的文艺观，近承清初“反经求本”之习论。清初以来，竟陵派成为众矢之的，主要缘于他们所提倡的情感并非洪钟大吕，而是缺少雅正内涵，故黄宗羲提倡诗歌须抒发“万古之性情”。黄氏《马雪航诗序》曰：“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情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13]所谓“万古之性情”，是合乎儒家伦理道德，既真且雅，具有丰富的政教内涵；而“一时之性情”，则是触物而感之情，仅是真而已。钱谦益也主张诗歌要“有本”，其《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曰：“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
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14]所谓“本”，即是遵从传统之正轨，关注性情的政教内涵。沈德潜、纪昀等人对“言志”与“缘情”的区分正是清初相关诗学之余响。不过，黄、钱等人乃针对明末公安、竟陵诗风而发，重在革新时弊；沈、纪等人则针对刻意追求艺术技巧之美的形式诗风而发，重在建立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