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

第四节　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

一、综合分析

从社会发展背景来看，武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由2004年3 000万美金上升至2014年10 000万美金。按照国际发展惯例，武汉城市已经进入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在10年的发展过程中，武汉居民的休闲生活和休闲方式经历了重大调整，而影响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选择和休闲生活质量的因素也必然随之发生演变。所以，及时、准确地把握城市居民休闲决策影响因素的类别和影响程度变化，对于提升居民休闲生活质量、完善城市休闲设施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研究在休闲方式选择倾向分析的基础上拓展研究影响因素。休闲活动选择的影响因素是指影响城市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主体性因素和客体性因素的总和，在参考相关文献⁽¹⁵⁾的基础上，本文排列出了与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相关的19项具体因素作为分析基础，从影响程度大小的角度将影响因素分成“完全无影响”“影响比较小”“影响比较大”“影响非常大”四个层次。为保证研究的延续性，2004年和2014年均采用相同的量表进行调查。影响武汉居民休闲决策调查的统计结果，见表4-17。

总体上来说，第一，根据居民休闲决策影响因素重要性程度高低可以发现，武汉居民进行休闲活动和休闲消费考虑的重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4年调查时发现，武汉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时更加关注心情、兴趣和收入等自身的心理和生理因素，体现出城市居民从以往关注休闲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逐渐转移到注重休闲活动的精神内涵方面。然而根据2014年调查可以发现，兴趣和收入的重要性仍位列前两位，但是其影响力已经显著下降，而休闲服务水平和休闲设施质量的影响程度大幅度提升，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心理日趋成熟。随着中部的快速崛起和大武汉都市圈建设进程的加快，居民休闲活动日益常态化，使得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时，不仅关注休闲活动能够带来自身心理愉悦和生理健康的结果⁽¹⁶⁾，更注重产生这一结果的体验过程，对于休闲活动所依托的设施和产品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第二，从休闲决策影响因素重要性的变化趋势来看，一方面，休闲决策重要性程度提升最高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休闲场所管理水平、休闲产品宣传与推荐、休闲设施质量、休闲服务水平等体现休闲产品及设施的服务管理方面，而这正印证了武汉居民休闲决策时更加注重休闲设施和产品本身，体现出更高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重要性程度下降最显著的因素主要涉及心情、收入水平高低、休闲方式的健身性等方面。随着国民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居民进行休闲活动时受到个人心理和经济水平的影响已经开始弱化。

二、因子分析

为进一步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使用SPSS19.0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处理。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并提取公因子。同时，检验量表及各因子的可信度（Cronbach'sα），然后，尝试使用快速聚类分析法进行各种类别数聚合分析，再以方差统计监测结果确定合理的居民类型及数量。最后，结合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探讨2004年和2014年武汉居民休闲活动决策影响因素的感知变化。

（一）数据有效性检验

1．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到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也就是说，信度是考察项目之间是否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本文通过SPSS软件采用Alpha信度系数法进行信度检验，信度系数值应该在0～1之间。经过测算，本次问卷调查数据的Cronbach Alpha=0.822，达到了Nunnally和Bemstein（1994）⁽¹⁷⁾所建议的0.7以上的良好水平，表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为理想。

2．数据效度检测

效度反映了待测量概念的真实性程度，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内容。本文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Kaiser-Meyee-Olkin（KMO）样本测度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得到数据显示，在Bartlett球形检验给出卡方值为3 061.863情况下，KMO值为0.794（Sig.=0.00），表明该问卷的效度可以接受。

（二）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1．因子分析

为降低数据分析的复杂性，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并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将旋转后因子载荷小于0.4的题项剔除（Kaiser, 1974），最终从剩余的17个题项中提取了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可以解释60%的变量差异情况，每个因子项包含3至4项不等的题项，各项的Cronbach's系数范围在0.65～0.73之间，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构是稳定且内部连贯的（Hair, et al, 1998）。

为进一步解释武汉居民休闲决策的影响因子，本文根据各因子聚合的题项所代表的含义对5个因子进行命名。武汉居民休闲活动选择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结果，见表4-18。

影响因子F1被命名为“休闲消费的自我心理”，包含了4个题项。具有最高的个体变异题项（变异旋转前后其变异分别为25%和13%）以及最高因素特征值（2.280）都分布在影响因子1里面。这4个影响因素分别为身体健康状况、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多少、心情和休闲场所离居住地距离。这4个影响因素主要与居民个人心理方面的因素有关。

影响因子F2被命名为“休闲活动的消遣功能”。包含有3个影响因素：休闲方式趣味性、休闲方式娱乐性以及自身的兴趣爱好。这三个影响因素主要与休闲活动的消遣娱乐功能有关。F2解释了大约12.3%的变异情况，因素特征值为2.10。

影响因子F3被命名为“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解释了12.05%的变异情况，因素特征值为2.05。这四类因素包含休闲服务水平、休闲场所管理水平、休闲设施质量及休闲产品宣传与推荐。影响因子F3更多的是从休闲供给角度，考察休闲产品的服务及管理水平。

影响因子F4被命名为“休闲消费保障”，主要包含三类影响因素：休闲花费多少、收入水平高低和闲暇时间多少。这三个影响因素主要是与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等休闲消费的基础条件有关。它解释了11.67%的变异情况，因素特征值为1.98。

影响因子F5被命名为“休闲活动的提升功能”，包含了休闲方式时尚性、休闲方式知识性和休闲方式健身性三项。主要考虑的是居民通过休闲活动所体现的自我提升的功能。它解释了10.54%的变异情况，特征值为1.79。

从整体上来看，武汉居民休闲决策影响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F4，F1，F2，F3和F5，即居民进行休闲活动使受“休闲消费保障”的影响最大，而受“休闲活动提升功能”的影响最小。即多数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决策时，将会很多的考虑自身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而对休闲活动所能带来的知识性、时尚性等自我提升等因素的考虑相对较少。

2．因子变化趋势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2004年至2014年10年间武汉居民休闲决策影响因素是否发生变化，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法，将前后两次获得的居民休闲决策影响因素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检验结果如下，见表4-19。

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从总体上看，10年间武汉居民的休闲决策的影响因素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两次调查的样本总均值仅下降了0.02（Sig.=0.482）。第二，2004年武汉居民休闲决策影响因素中休闲消费的自我心理感知、休闲活动的消遣功能和休闲消费的保障三个维度的影响力均大于总均值2.66，而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与休闲活动的提升功能两个温度的影响力小于总均值2.66。然而2014年的数据显示，休闲消费的自我心理、休闲活动的消遣功能、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及休闲消费的保障均大于总均值2.63，仅休闲活动的提升功能一项低于总均值。第三，从各因子的变化趋势来看，“休闲消费的自我心理”“休闲活动的消遣功能”及“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三个因子均有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休闲消费的自我心理和消遣功能均比2004年有所下降，这表明近10年武汉居民已经逐渐接受“休闲”概念，了解休闲本身的消遣娱乐功能，但在休闲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时，不再刻意考虑休闲活动本身的消遣功能，真正做到了休闲活动的“常态化”发展；另一方面，武汉居民受“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的影响显著增强（d=0.16，Sig.=0.001），上升的幅度最大，且超过了2014年的总均值2.63，表明大多数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决策时将更关注休闲产品服务与管理本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对于休闲设施和产品服务的体验需求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