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机制创新明显
我国外交传统上偏好双边,受此影响地方政府也偏好双边性质的私密会谈、交往和磋商,双边机制中国际友好城市是最常见的形式。进入21世纪,多边主义兴起,地方合作也日益多边化,如省州级峰会论坛、次区域合作机制、地方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等。其中省州领导人峰会是当前较为规范、成熟、典型的多边合作模式,运作过程类似于国家间外交,有些“地方外交”色彩。[23]随着开放体制的构建和国际事务的复杂化,企业、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等多样化的行为主体也参与到国际合作,地方国际合作机制也日益多样。具体表现在:
一是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互动态势频繁。上海、北京等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都市将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国际组织的引入作为工作重点;边境省份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参与了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国际组织发起的次区域合作计划;贸易和环境等专业领域与多边机制互动日益突出,内蒙古与《防治荒漠化公约》、上海因为自由贸易区与WTO 等都有直接互动。(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对市场机制的利用扩大,政府、市场和社会协调等多种方式的融合成为突出特色。边疆地区共设置了17家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部分省市在境外开辟了经贸合作区,根据商务部数据,当前我国在境外共有经贸合作区113家,其中多数是由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共同推动,如: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柬埔寨西哈努克特区就是江苏省推动的;青岛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示范区,嵌入到国际组织;一些地方和城市围绕专业领域建立双边或者多边伙伴关系,如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中日韩地方旅游伙伴关系、广州港口城市联盟、中俄发起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等等。
三是地方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显著增多。根据国外学者不完整统计,目前城市和地方政府的联盟或网络已至少55个,[24]全球超过70%的重要城市都有参与。基于多种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参与的数量大幅上升、程度也渐次加深,甚至还成为联席主席。例如,上海、广州、武汉等都成为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盟(UCLG)成员,而广州是联席主席之一;上海以政府名义参加的还有CITYNET 和亚太城市峰会,山东、吉林等省份加入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