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有空间层次感

这类地方国际合作或者中央亲自组织，或者地方主动发起但仍属于配合性质，不否认地方具有操作主动权但意义主要还在执行层面。大体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构建了一批深化外交关系的地方交流机制，如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配套的中美省州长论坛、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配套的中俄地方合作交流论坛、为中国—中东欧16+1配套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为纳入中国与拉美合作规划的中拉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为金砖机制配套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这类地方交流机制意义重大，性质上主要服务于总体外交。

第二类，中央基于地方特色和资源禀赋构建面向不同区域的博览会，如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东广州）、中国—亚欧（新疆乌鲁木齐）、中国—东盟（广西南宁）、中国—阿拉伯（宁夏银川）、中国—蒙古（内蒙古呼和浩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这类博览会时间有先后，目的和面向也有差异，但以经贸为核心外溢到外交、人文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的综合效应。(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类，将多边峰会和重大国际赛事置于不同城市以最大化对地方发展的引领，如20国集团峰会——杭州、金砖峰会——厦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青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北京、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博鳌论坛——三亚，等等。这类论坛具有全球影响力，组织筹办复杂，牵涉到核心理念、公共关系、地方支持等多方面，可大体反映一个城市竞争力、创造力和吸引力，往往成为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抓手。根据国际会议组织2017年报告，目前大陆最多的是北京和上海，和巴塞罗那、巴黎等国际一线城市还有明显落差。^[22]

第四类，沿边省份和周边国家搭建次区域合作机制，从南到北有北部湾经济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环阿尔泰经济圈、中蒙俄地方合作机制、图们江流域开发机制等，有效促进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要素整合与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