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显著深化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总特征是由国际体系向全球体系过渡，即在移动信息技术和先进交通基础设施的推动下，体系内部各子系统、子成分的连通性、系统性增强，维持国际社会生活延续性的基本模式被高度的流动性、复杂性和动态性所塑造。不仅和人类息息相关的议题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治理机制显著增多，议题和机制的互动、感应、渗透异常频繁，相互依赖不稳定性显著增强。其后果就是，国家的安全和福利供给失灵现象明显上升，全球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的功能性需求上升，地方政府也获得未曾有过的国际合作空间，突出表现在：

一是世界市场加速形成，以跨国公司、非政府行为体为核心的全球行为主体获得极大活动空间，这不仅仅是资本增值也是治理的实际需要，无论何种需要都需与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条件、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相融合，而融合关键并不在国家而在地方政府。(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全球性问题显著增多，驱动了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的增生，而国际组织和多边协议无论资源供给还是实际执行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有效参与，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本身就是地方性议题，信息网络、航空安全也主要通过核心节点城市来保障，地方参与已不是应该不应该而是如何参与的问题。

三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国际组织或者城市网络角色日益突出。这类组织多秉承自愿、互利、协商原则，行使集聚治理资源、交流经验技术、分享知识信息、促进观念更新的多重功能，不仅数量增多且在专业领域成功构建标准体系，特定情况下还承担技术领导和规范创新角色。全球气候和经济委员会《新气候经济报告》就指出市长契约（Compact of Mayors）和应对气候变化城市联盟（C40）从技术层面帮助城市和地方从气候绿色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多边发展机构获取资金，提升低碳发展能力。^[32]亚太城市网络（City Net）调研也发现城市网络在环境、教育、健康以及灾害治理等方面作用巨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