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宁君
第二天一清早，我同诗伯到场上，她去安排明天开船的有关事项，我趁这个时候，上街去为没有见过面的宁君买见面礼。我买了一条围巾、一双袜子和一双鞋子，本来想给她买套衣服，没有现成的，只好以后再说。
第三天清早，我们就登上了诗伯自己造的那条船。仓里装着一万多斤生姜，前面有四个划船的船工，后面还有一个掌舵的师傅。我们站在船头，观看渠河两岸的风景。诗伯对渠河这一带太熟悉了，如数家珍般讲着她亲身经历的故事。船过丈八滩时，她站在船头挥舞着双手，说有一次她驾船沿渠河而下，敌人在左岸奔跑追赶她，廖玉璧带领游击队员在右岸为她解围，那惊险的场面，令我激动了好久，至今都不能忘怀。
合川是嘉陵江与渠河的汇合处，也是华蓥山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军阀混战时期，谁要想占领川北一带肥沃的土地，必先要控制合川。宁君所在的濂溪中学，在合川城外，校门外有两棵大柏树。诗伯向传达室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向校内走去，不一会就牵着宁君出了校门。我迎上前去，诗伯对宁君说：“这就是你林大哥。”
宁君歪着头打量着我，调皮地笑着说：“我晓得。妈妈常常夸奖你，说你是她最喜欢的干儿子。”
我说：“你妈妈不是更喜欢你吗？”
“喜欢？”她嘟着嘴看了诗伯一眼，“一年两年丢下我们不管，还说喜欢？”
这时我才认真地看看对面的这个小姑娘：中等个子，团团的脸蛋，浓眉，大眼，齐额的刘海梳成个“妹妹头”，穿一件浅蓝色的学生服，一看就像个大方的城市姑娘，见面就同我开玩笑，却一直硬着脖子跟我说话，一问才知道她得了“寸耳寒”，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腮腺炎”。诗伯就是以看病的名义，接她出来的。上了船，船夫已把从家里带来的鸡和肉都做好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用河水煮成的焖锅饭，香喷喷的，真好吃。
又和妈妈在一起了，还多了我这个林大哥，宁君高兴得一路说个不停。别看她人小，话可不少，远的从她在重庆李子坝读书时候说起，说自从她妈妈去了万县，好久都没有音信，她只得独自去到化龙桥，哭着求那些河边的船老板，让她搭了个不要钱的船回到叔叔家去找弟弟。弟弟倒是找到了，叔叔也没什么话说，可是婶娘见不得她，说是收养亚彬都是看在大哥的血脉和老娘的面子上，怎么还要养个丫头片子外姓人？这陈玉屏到底还是不是个当妈的？是死了还是改嫁了总要送个信嘛，当真就丢下这要吃要喝的两个娃娃不管了吗？宁君成了婶娘家的佣人和出气筒，天还没亮就要搭起板凳上灶台煮饭，要洗一家人的衣服，放牛打猪草回来，还要带婶娘的两个女儿，只要婶娘一听到女儿的哭声，宁君就要挨打。婆婆虽然疼她，也阻止不了婶娘对她的虐待，每次婶娘骂她妈妈死了，嫁人了，不要他们姐弟俩了，宁君都要哭，她盼着妈妈回来，把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宁君说得伤心，想到自己的身世，禁不住鼻子也酸溜溜的，连忙转了话题，问到她在学校好不好。宁君不哭了，像大人一样长叹了一口气，噘起嘴说：“好倒是好，可是我也难啊。我早几年在重庆，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现在读初中，很多课听不懂，尤其是算术，加减乘除都没搞懂，怎么去学那些几何代数？真是苦恼。”
看来这个话题也没选好，我不往下说了，拿出给她买的几件小礼物，她接过花围巾，围在脖子上，高兴地对诗伯说：“妈妈，好看吗？”再穿上鞋子，站起来走几步，跺跺脚，看样子很满意，嘴上却怪她妈妈：“人家的鞋底子都磨穿了，你都不给我带鞋子来。”
诗伯看着撒娇的女儿只是苦笑：“你不知道我多忙啊，还是你林大哥想得周到。”
宁君听了转过身来，对着我嫣然一笑，满心感激地说：“林大哥就是好，怪不得妈妈那样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我看她高兴了，心里也高兴了，逗她说：“你是喜欢我呢，还是喜欢这围巾和鞋子啊？”
宁君把围巾抱在手里，一噘嘴说：“我都喜欢！”
船在渠河里慢慢悠悠地走，我们的龙门阵越摆越是投机。我把自己和孩子剧团的故事，一件一件地讲给她听，然后问她：“要是把你介绍到孩子剧团去，你愿不愿意？”
“我？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我哪有那个福气？”
“要是真的呢？”
宁君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要是真能进孩子剧团，我给你磕几个头！”
我又摆起了架子：“不要磕头，行几个礼就行。”
“要得嘛，行了礼，进去不了，我找你扯皮……要进孩子剧团，要什么手续呢？”
我说：“起码要唱个歌，跳个舞嘛。”
“那没问题，我在学校里还是歌咏队长呢！不信，我唱个歌给你听。”于是宁君就站起来，走到船头，两手背在背后，唱起了当时很流行的《松花江上》。这是一首女高音唱的歌曲，好几个地方是高七度高八度，而且对表演的要求也很高，一般人唱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可是宁君的声音清脆、婉转，富有情感，唱完了还不好意思地说：“不行，我在害‘寸耳寒’，声音起高了，有点唱不出来。”
我没想到宁君居然会唱得这么好，连忙拍了几声巴掌，说：“唱得不错，有基础，看来考得起。今天是在船上，跳舞就免了吧，要是不小心跳下河了，那我可担当不起。”说得满船上的人都笑了。(https://www.daowen.com)
船到了重庆，上了岸，我找到父亲，同他一起去了临江门一家栈房见到诗伯和宁君。父亲一见宁君就喜欢，拉着她的手直是说：“我的这干女儿，好乖巧哟！”
宁君依然调皮地说：“好呀，林大哥有个干妈妈，我又有个干爸爸，今后谁也不敢欺侮我们了。”
宁君她不知道底细，可是我心里却已经有些明白了。虽然诗伯在万县常给我谈到宁君的情况，后来又主动提出要与父亲打亲家，我当时不过认为是她说说而已，况且我比宁君要大六七岁，年龄上也有点过于悬殊了。不过这次见面，宁君倒是给我留下了一个落落大方、活泼可爱的印象。
天已经黑尽了，我们去吃晚饭，走了很多馆子，找不到卖豆花的，只好在一个卖面食的馆子里，每人吃了二两抄手，我和宁君又加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吃完后，父亲准备付钱，诗伯说：“你这个当团长的赶不上我这个船老板，今天还是我来办招待吧。”宁君说：“对，应该妈妈付钱。”说着从诗伯手中抢过钱来，转身就交给跑堂的，算下来还不到一元钱，大家都笑了。
以后几天，诗伯忙着找客商卖姜，父亲要到训练班，我陪宁君去宽仁医院看病，打了两针，吃了消炎药，两天时间就好了。晚上，两个老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谈些知心话，我们不便插嘴，就去逛街，宁君比我还大方，在大街上牵着我的手，旁若无人，有说有笑，一路上不断有人投来白眼，她都满不在乎，弄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故意超前落后，与她拉开距离。
宁君的病好了，我带她到赖家桥孩子剧团驻地，几个熟人看到我，嚷着：“大林来了，欢迎欢迎！”围上来有说有笑。许立明、奚立德、林犁田、郭宝祥几个负责人，把我和宁君迎进了办公室，听我介绍了宁君父母和她本人的情况，满口答应吸收她进孩子剧团。李少清和许立明还说：“大林啊，我们不但欢迎宁君来，还欢迎你来呢，你这么能干，又比我们大几岁，来给我们当指导员怎么样啊？”
我心里清楚，他们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除了知道我的活动能力之外，他们还知道我是党员。可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的行动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父亲和刘伯父他们都不同意，说是组织上已经决定调我去川北协助父亲工作，不要三心二意的。
尽管我很喜欢孩子剧团的环境和我的那些老朋友，可是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了。
宁君进入了孩子剧团，两个老人都很高兴，这好比当年那些去了延安的年轻人一样，今后的出路就用不着担心了。父亲提出为了纪念这件大事，我们应该去照个相，于是去邹容路留真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四寸的半身像。照片上的父亲，安静而又慈祥，我呢，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踌躇满志，已经四十出头的诗伯还是那样年轻清秀，宁君毕竟是第一次照相，平时的调皮捣蛋都不见了，居然照得很“老实”。这张照片我们大家都很满意，之所以一直珍藏到现在，还因为两个老人见我同宁君见面后很合得来，认为过去戏说的儿女亲家大势已定，就把这次的照相作为订婚纪念。这个秘密一直等到1943年，我同宁君结婚后诗伯才告诉我。
当时陶行知先生也住在重庆，与父亲常有交往。父亲对陶行知很崇拜，对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很感兴趣，曾经对我说：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集中了很多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要是宁君不能进孩子剧团，到育才学校去不成问题。这天，他带上我一道去管家巷见陶先生，陶先生不在，是与父亲很熟悉的戴伯韬先生接见的。闲谈中，戴先生也欢迎我到育才工作，说是学校有个学艺组，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其实我对陶先生的言行也很钦佩，他不但是抗日救亡的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还是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主编的《战时教育》杂志，我是每期必读，很赞成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主张，也很欣赏育才学校的办学方针，有机会进育才，我当然愿意，可是此时也像对孩子剧团一样，婉言地谢绝了。父亲与陶行知的情谊一直保持到1946年，陶先生去世后，父亲在重庆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送了一副挽联。
我们和诗伯还到重庆小什字街的一家绸缎铺，去看望雷忠厚。抗战初期，雷忠厚曾在川北招募了数千新兵出川抗日，在安庆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垮了，他去到延安，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回来做川军的统战工作，现在开了这个绸缎铺过日子。父亲曾是他的部下，我在万县又多次见到他，诗伯曾通过他为华蓥山游击队购买过枪支弹药，应该说大家都是一条战线上的人。见面后，雷忠厚很高兴地招待我们吃饭，对诗伯说：“现在行情不好，要等待时机，不要轻举妄动……”还对父亲开玩笑说：“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儿子给我做干儿子，让他在我身边，帮助我管理这个铺子？我太太是全川有名的网球手，叫林青陪我太太打网球，顺便让他的技术也练练，以后代表四川出席全国运动会都不成问题。”
要是在过去，有这样一个好的掩护工作，真是求之不得。打网球是我平生最大的爱好，这些年看到别人打网球，心里就是痒痒的，如今有机会做个“职业网球手”，不愁穿，不愁吃，天天有网球打，恐怕是我最理想的梦想了。
好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一天晚上，诗伯同父亲一起到都邮街华华绸缎铺，为宁君和我买料子做衣服，凑巧碰见了叶济。这人在杨森的部队里，曾经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也是与廖伯父和诗伯打过仗的冤家对头，只是现在的他已没有了当年的威风，穿着长衫马褂，显然一副绅士模样。他硬要拉诗伯和父亲去冠生园进夜餐，谈起当年诗伯被捕，他在岳池县“三堂会审”诗伯时的情景，以及后来他带兵路过长生寨，被廖伯父的华蓥游击队痛击的狼狈相，免不了一番感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蠢猪一条，去为耗子精杨森卖命，得罪了不少人，弄得自己几乎丢了老命，到头来还是被一脚踢开。”不过叶济如今倒也落得个清闲，不问国事，也不再想当官，虽是赋闲在家，靠过去的积蓄，也够他吃用一辈子了。他掉转话题，换了很轻松的语气对父亲说：“前天听雷旅长说，你那儿子聪明好学，会写文章，会打网球，他要收做干儿子，做他的私人秘书，又好陪他的太太打球，真有这事吗？”
父亲说：“他是开玩笑的。”
叶济说：“我看他那口气，恐怕不是玩笑。我回家跟我太太谈到这件事，我太太还说：你不是想找个女婿吗，我看这个年轻人就合适。”叶济看我父亲没吱声，继续试探着说：“佩尧兄，我那女儿今年十七岁，高中毕业，成绩不错，人也还看得，是应该找个对象了。我不喜欢那些达官贵人家的花花公子，没本事，靠不住，女儿自己也认为要有志气、有才华、有本事的青年人才行，看来，佩尧的公子正合我意，咱们打个亲家好不好？”
诗伯在一旁只是笑，父亲只好说：“叶旅长，我不敢高攀，再说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的好。”
叶济还是不肯放弃：“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兴的是自由恋爱，可是家长怎么也得做大半个主吧？只要我们说好了，找个机会他们见见面，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谈，怎么样？”
父亲不知道怎么推脱才好，诗伯出来打圆场了，一拍巴掌大大方方对叶济说：“只要叶旅长夫妇看得起，还有啥说的。这件事情我来做个红娘，以后事情成了，叶旅长你要谢我这个媒人，怎么说也要送一个大猪脑壳才行！”
诗伯回来跟我说起，很风趣地说：“看来你林青还很吃香啊，不到一个月时间，你就是喜事重重，这儿也在争，那儿也在抢，还交上桃花运了哦。”
我知道她的意思，也半开玩笑地说：“诗伯您放心，我不会朝秦暮楚的。”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送宁君去了孩子剧团后，诗伯就忙着去卖生姜，当时生姜在半月前的行市是三元多一百斤，现在岳池广安运来的生姜多了，商人压价，只愿出一元五角一百斤，眼看要蚀本，再说诗伯的生姜已开始生霉，她很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