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刻印谋生
孟伉伯父他们来了半个月了，还没有与组织接上头，走时都很仓促，带的钱都用光了，又不敢随便外出，不敢与家里通信，更不敢去找熟人。父亲身上的钱，除去路费都搜给了他们，还把由江油运来的几块石印石也卖了做他们的伙食费，虽然穷，但几个人整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也有乐趣。
重庆本是四川重要的水陆码头，现在成了国民党的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一下子显得不堪重负，很难找到一个消闲的地方。城里只有一个中山公园，位于大樑子下面的一斜坡上，里面树木很少，草都生不起来，三教九流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集，是个惹是生非的“扯谎坝”，一般人避之犹恐不及，唯一可以坐下来喝茶谈天的地方，只有那个长亭，父亲常常要我陪他去长亭喝茶。有个星期天，我们父子俩去长亭喝茶，路过青年会，这是基督教会办的一个福利场所，里面有餐馆、茶馆、图书阅览室、运动场、少年游乐园，还有一个展览馆，经常办有各种各样的展览。父亲看到展览馆外挂有一个中国名人书法展的大横幅，就说我们不去喝茶了，看书法展览去。当时的展览不兴要门票，只是在门口设有一个签名簿，我胡乱写了两个名字，和父亲一起进了楼上二百平方米的展厅。抗战时期，国土大半沦陷，一些名人学士都逃难来到陪都，其中全国有名的书法家也来得不少，各家的书法作品都裱好了挂在墙上，有的是征集来的，有的是主动送上门的，有的不愁吃穿，只图出个名，更多的是想卖几个钱，以维持生计。更有的书法家在那里等候买主现写现卖的，抗战胜利遥遥无期，肚儿饿了吃饭要紧，写字这样风雅的事情也成了求生之道，所以展览馆的生意很好。
我随父亲沿着展览室从右到左去参观书法，在右边的尽头处，父亲停住了脚步，指着墙上的一副条幅，悄悄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刘伯父写的。我一看，条幅上的落款是“艺叟”，这正是刘伯父在万县常用的笔名。一个负责解说的中年人见父亲站在那儿久久不愿离去，便上来问：“先生，你觉得这个条幅写得怎么样？”
父亲说：“写得好啊，请问这条幅要多少钱才卖？”
那人说：“这是别人送来参展的，没有价钱，不卖的。”
父亲“哦”了一声，和我相视一笑，那人见了，也一笑说：“我看先生你是个行家，前天于右任院长来这里，也看上了这幅条幅，对秘书和我说：‘我看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赶得上这个叫艺叟的人，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真想见他一面。’”
回到旅馆，父亲把这事告诉了刘伯父，刘伯父有些担心起来：“这是有人未经我的同意拿去参展的，要是惹出了祸事，那就麻烦了。”
父亲说：“人家于右任还想见你呢。”
刘伯父听了，有些得意，拈须一笑说：“于老倒是一个为人正派很有学问的长者，字也写得不错，很有功力，要是在过去，倒值得见一面的，可是现在，他拿八乘大轿来请，我也不会去了。”
黄蜀澄在一边说：“我看你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是怕自投罗网啊。”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住的这个旅馆，多是长住的商人，较安全，食住也很便宜，每天每人连伙食在内只付八角钱，可就这八角钱大家也为难。父亲的钱早就贴出来用完了，已写信去江油要路费，诗伯的姜不但卖不起价，还找不到买主，只好贱卖了几百斤给我们做零用。大家再是乐观，可是乐观不能当饭吃，眼看要饿肚皮，这个时候，刘伯父才开口说话了：“不要愁，我有办法，不但伙食旅馆费能解决，还包你们每星期打一次牙祭。”(https://www.daowen.com)
刘伯父说的这个办法，就是刻印卖钱。
刘伯父虽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却有幸从小师从他那位身为晚清进士的堂兄，通晓文史诗赋，尤其是书法金石，在川东一带早就有了名气，只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若是趣味相投的朋友，他自己贴上好石头，还要刻上边款，有时还用微刻附上一首他自己写的诗，甚至还附一份重礼；可是对那些出得起钱的军阀财主和大老板们，他的原则是“要敲就敲够”，如万县环城路老凤祥银楼的老板请他写一个招牌，仅仅“老凤祥”三个字，就给了他一百五十个大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件皮衫。现在大家一听说他要亲自出马挣钱，心里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可是又听他说每天只刻一个章，大家又感到失望，说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你刻一个章的钱怎么够嘛。
刘伯父不慌不忙地说：“我们每个人一天的伙食住宿费才八角钱，四个人，四八三元二，我一个章，起码要挣四元钱，付了伙食费还剩下八角钱，怎么不够？”
李英才说：“你也算得太绝了嘛，我们还有烟、酒、茶呢，还要看书看报呢，还要打牙祭呢，有时晚上还要去看场川剧呢？”
大家跟着一阵地起哄，最后刘伯父才同意两天刻三个，最多不超过一天刻两个。其实功夫出在他手上，两个章最多四十分钟就能完成任务，只是他认为这是高贵的艺术品，拿来卖钱，实在是有辱斯文。
于是就由我父亲牵头，找到雷忠厚，要在他的绸缎铺里代为刘伯父接生意，雷忠厚知道刘伯父的为人，不但满口答应，还特地做了一个玻璃框子，刘伯父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玻璃上：“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了不要，少了不干”，又在宣纸上印了他刻的几枚印章作为广告，并注明自带寿山印石，三天取货。摊子一摆出，果然生意兴隆，求印者络绎不绝，可是刘伯父仍放不下他的架子，每天刻完两个就收摊。
父亲的培训快结束了，我要随他回江油，诗伯还在为生意四处奔走，我独自抽空去看了一次宁君。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她已习惯了孩子剧团的生活和工作，一听说我来了大老远就张开翅膀飞过来，眉梢眼角都是笑。孩子剧团的朋友们，仿佛猜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躲开了，倒让我有些不自然，天南地北瞎扯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宁君送我到剧团门外，一改平时叽叽喳喳的热情，有些依依不舍，我也感到说不出来的惆怅，不由得想起前些天和诗伯说的玩笑话来。
宁君倒是有了去处，可是父亲怀着深深的歉意，更加担心孤身一人在外闯荡的诗伯。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这次向诗伯求过婚，提出过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来保护她和两个孩子，可是被诗伯婉拒了，说是她已经在华蓥山上向游击队员们宣过誓，这辈子不再结婚嫁人。
父亲还有一桩心事，就是要为诗伯解决组织关系。想当年她在万县坐监的时候，大家都把她当成了“正宗的共产党”，想让她来领导大家组织队伍，武装抗日。可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了共产党员，诗伯她却因为日本人炸掉了宜昌的接头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雁。
只有刘伯父知道父亲这些年对于诗伯的暗恋，就说佩尧你放心，她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会关照她的。
就这样，在重庆待了短短一个多月后，我跟随父亲去了川北的江油，这座曾经让我心烦的山城，此时却留下了我无限的眷念。在我的心灵深处，已经把诗伯和宁君，当成了真正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