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拘留的日子里
1943年3月初，诗伯完成了乐至的运军粮任务，来到绵阳。诗伯运送军粮的这段时间，父亲去了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我住在绵阳的一个朋友杨云涛家里。杨是一个进步的青年，1940年底去延安未成，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遇见彭德怀同志，随他回到了四川绵阳。为了生活，也为了有所作为，他与几个要好的朋友商量，大家集资在绵阳北街上用他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开了一个书店，还请郭沫若同志写了“绵阳普及书社”几个字做店名，以出售中小学教材为掩护，经销进步书刊，而且也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我和父亲与他是在网球场上认识的，我自称林野萍，是父亲的“侄儿”，在“内迁”到三台县的东北大学读书，因为家境困难，就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还跑点小生意，比如在成都的安乐寺买些美国产的“玻璃袜”“玻璃皮带”，还有法国香皂之类的东西到绵阳、三台等地出卖，赚点钱补贴费用。我喜欢看书，也爱写文章，打球之余，常常和杨云涛讨论抗战的形势，国家的前途，记得我们还一起讨论过陈伯尘刚刚出版的剧本《结婚进行曲》。我提出了没有民族解放就没有妇女解放的这个观点，令他至今不忘，后来他还就这个论题写过一篇文章，请我代为修改。
诗伯从邓伯诚手里拿到介绍信的第二天，我们一道去中江，很顺利就与中江的粮食仓库签订了十万担军粮的运输合同，随即回到绵阳，住在北城旅馆。天快黑了，我想诗伯也累了，就让她先在房间歇着，自己去看邓伯诚是否在家，打算晚上再和诗伯前往，商量与军运的有关事情。
行至街口，我被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叫住，说是有事要同我商量。这人把我带往一个茶馆坐下，很客气地问了我的名和姓，接着就单刀直入：“你爱看《新华日报》是吗？你是不是还对社会不满，会作诗骂人？”
很显然，这人是个特务。我马上就想到曾经在《云阳公报》上发表的那首小诗《成都，东方的巴黎明》。诗稿我寄放在杨云涛家内的一个小木箱内，看来是被特务看到了。幸亏我脑子转得快，想到那篇诗的署名是林青，而我在绵阳的用名是林野萍，就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新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有什么看不得？再说嘛，我也不会作诗。”
那特务不理会我的回答，还是满脸堆着笑，满有耐心地说：“《新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报纸，可你知道那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吗？看来你思想很左倾啊。”
我说：“共产党国民党的报纸我都看，什么左倾右倾，我不懂。”
特务老是在拿《新华日报》做文章，说明没有掌握证据，也定不了我的罪，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救国，我喜欢看，全国人民都喜欢看，你们要是不舒服，就不让它出，查封就是了，何必来找老百姓的麻烦。”
那特务见我毫不服输的样子，有点火了：“查封还不容易吗，只不过没到时候罢了，我们是要先挽救你们这些为共产党做宣传的人，你别不知趣。”
特务又讲了一些他们都讲烂了的“大道理”，见我无动于衷，就要带我走，我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凭什么平白无故地抓人，我不走。”
那特务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委屈你一下，等你想通了就放你出去。”说着连推带拉的，把我带到一间民房内。我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嚷着肚子饿了，要吃饭。那特务也不恼，找了一个人替我去街上端了一碗面来。我心里开始有点奇怪：看来这个特务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凶神恶煞，这样和颜悦色地来“开导”我，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受毒太深”，想“挽救”我啊？我一边希里呼噜吃着面条，一边觉得事情有点好笑，放下碗站起身来，发现这间民房的隔壁，就是民食供应处。我突然想起身上还有一枚民食供应处的证章，就借解便的机会走到院子里，把这枚证章用力一扔，只听见“当”的一声，证章飞到了墙那边民食供应处的院子里，我的心就踏实了，再灵机一动，用力地咳了几声。我一向有咳半声嗽的习惯，要是隔壁的刘思安听到了，一定会察觉。说来也巧，刘思安真的听到了，可是四处一看没有我的人影，以为是听错了，居然没有介意。(https://www.daowen.com)
诗伯在旅馆，久等我不归，有些着急，去到邓伯诚家，邓不在，佣人说没见我去过。诗伯急了，赶紧去找到民食供应处，刘思安果然想起两个钟头前听到有人在隔壁咳半声嗽，诗伯一听就说：“糟了，可能出事了。”忙派人去隔壁民房打听，才知道我已经被特务转移到警察局去了。诗伯赶紧跑到民食供应处，找到协助她运输的督察张连和，老张立即到警察局，见到他的同学卢督察长，卢说：“半点钟前，特委会是将一个叫林野萍的青年寄押在这里，说是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说着就带着老张来见我。老张叫我放心，他们会设法很快让我出去，还说这里有卢督察长照顾，不要紧的。
我被寄押在警察局四十多天，国民党特委会的秘书董士力先后来审问过两次，每次不过十分钟左右，既未威胁吓唬，也未搞逼供，多以询问“开导”的方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我都一概否认，以后就再没有人来审讯了。期间由于有卢督察长的照顾，确实受到优待，我每天早上起来在室内慢跑，晚上睡在办公室的桌上，还可以读书。有了空闲，我还抓紧时间写了两篇小说，叙述祖母怎么样管理家务教育子女，一万多字，题目是“陶林的母亲”。
因是寒假期间，亚彬每天给我送饭，成了我的秘密交通，里外的动静都用纸条交由亚彬传送。宁君带着一些吃的穿的，专程由成都来看我，卢督察长安排我们在会议室单独见面，他一离开，我们立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泪水浸湿了她的面颊，清楚地听到她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她对着我的耳朵说：“我爱你，我们永远不能分离，我等你，不管时间多长，我一直等着你。外面各方面在营救，特务没有找到你的证据，你不久会自由的。”在这紧急关头，见了最心爱的人，听了最心爱的人的话，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不久父亲从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回到绵阳，经过多方打听，还惊动了邓伯诚的干亲家、当时国民党四十一军副军长、绵（阳）广（元）师管区司令杨俊清，才知道特务要抓的是一个叫“皮野萍”的人，而我叫林野萍，显然是把名字搞错了，乱抓的，于是杨俊清要特委会放人。父亲又打听到那个特务头头儿董士力，也是云阳县人，而且和我一起在云阳县中学读过书，算是先后的同学。诗伯去成都，找到在万县坐监时被她营救出来的一个女犯人的丈夫，此时也在成都某军统部门任职，他也给董士力写了信，叫他放人。这董士力抓了我，却没有审出什么名堂，见有这么多的关系来说情，只好顺水推舟，同意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我出来。这天一个叫付廷弼的医生，到警察局来为我检查身体，此人是我网球场上的球友，见面后相互间笑了笑，然后我仰躺在桌上，他拿着助听器在我胸前这儿听听那儿听听，不断说“严重，严重”。过了两天，我就被放出来了，董士力亲自送我到一家旅馆住下，装模作样叫我好好医病，以后随传随到。
既已恢复自由，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旅馆里让他们“随传随到”，当天晚上就由诗伯找人护送我到北门上找了一个便车，连夜到了成都。父亲后来也离开了绵阳，来到成都，没想到这个董士力居然也追到成都，找父亲要追查我的行踪。父亲知道他是想敲诈，送了他四十块大洋，此事就不了了之。看来我们云阳老乡中，也有坏人。
这是我从事地下斗争多年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其原因果然是因为特务在杨云涛家里查抄到我寄放的木箱，可是为什么特务会注意到我，很长时期我一直怀疑与杨云涛有关。他思想进步，又启程去过延安（后因故行至西安折回），他的妻兄张秀熟，曾做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秘书。杨云涛的言行早已被特务怀疑，书店里思想进步的副经理也被捕了，我在他家常来往，也是被特务注意的对象，会不会是特务注意他的时候“捎带”上了我，然后发生了什么问题。就连杨云涛本人，多少年来也为此事感到有些内疚，却对其中的原因也一直迷惑不解。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谜才解开了，但我们一直没有联系，直到1985年我到绵阳参加党史座谈会，和他见了面，他才说出个中原因。
原来他在绵阳开普及书店的时候，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必须找一个有势力的后台作掩护，于是就邀请当时绵阳县参议会廖副参议长的儿子入股，并担任会计。新中国成立后据一个姓刘的中统特务交代，廖氏父子早已同特务组织有联系，廖的儿子到普及书店就是奉特务组织的指示，暗中监视杨云涛，书店的副经理是廖告密被捕的，我在杨云涛家的活动，和存放在他家的木箱及《新华日报》，也是廖去告密的。这些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廖氏父子都供认不讳，后来父子俩都被镇压了。至于弄错名字的事，当时的确有个叫皮野萍的人进入了特务组织的黑名单，姓廖的会计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特务，特务认为皮野萍与林野萍仅仅一字之差，也许就是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的确抓错了人的时候，偏偏又找到了我放在箱子里的《新华日报》，这样总算捞到了一根稻草，证明特务的行动没有错。
你看，我几乎冤枉了杨云涛这样的好人。
【注释】
[1]王信诚，后改名王朴庵，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工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