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宁君
我于1942年初，离开江油到成都，不久父亲到绵阳民食供应处工作，来信说“王大哥”叫我赶快到绵阳，有要事同我商量。我知道他信中说的“王大哥”，就是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便匆匆赶到绵阳。
父亲已经在绵阳民食供应处当上总务科长。这个机构的职责是负责涪江流域和川北部分地区共二十多个县的粮食仓库，调拨军用和民用粮食，是一个肥缺，各方面的人物都想钻进去，捞他一把。当时供应处的处长是何乃仁，他的顶头上司乃是四川省粮食厅长刘航琛，他们和何北衡、卢作孚都属四川掌握经济大权的实力派。民食供应处还有个专员叫邓伯诚，此人与父亲在杨森部队里是同事，又是杨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还是拜过金兰交的把弟兄，是无话不说、一鼻子出气的知己，内外的事务基本上是邓说了算。邓伯诚去成都开会时见到我父亲，知道父亲没有找到工作，马上就说：“我正好差一个总务科长，你来。”就这样，第二天父亲就随邓伯诚一道来到绵阳。
父亲到绵阳后，与当时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接上了头。王叙五是川北蓬溪人，曾经于1935年奉组织之命，去华蓥山百子洞炭厂工作过，对诗伯夫妇早年在华蓥山战斗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印象很不错，再说饶孟文也同他说过准备请诗伯前来主持办川北农场的事情。和父亲一碰头，觉得现在正是用得着她的时候，于是让父亲通知我，到岳池去接诗伯来绵阳，有要事相商。关于诗伯的组织关系，等她来了再作决定。
我接受了去接诗伯的任务，立即借了一部英国造的三枪牌的自行车。这车是誉满全球的名牌，虽然用了多年，性能还是很好，很少出毛病，特别是长途行车，很保险。我从绵阳起身，经过三台、射洪、遂宁等县，骑了两百多里，一路顺风，再加上是要去见久别重逢的诗伯，心里很高兴，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儿，一边还在想：见了诗伯后，一定要想办法去一趟重庆孩子剧团，看看我的那些老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去看看宁君。快两年不见她了，虽然一直都通着信，心里还是怪念记她的。我和诗伯把她从乡下接出来送进孩子剧团的时候，她还是个面黄肌瘦的小丫头，可现在听说她在孩子剧团得了个外号，叫“廖胖娃儿”。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胖起来是个什么样子，十六岁的大姑娘了，现在变得又会唱又会跳的，比以前更漂亮了吧？
天要黑尽了，离南充还有十五里路，前无村后无店的，看样子必须赶到南充才有住处。这十五里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坎，讨厌的是上坡就要推着车子走。我骑了一整天的自行车，又累又着急，见一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下坡时干脆放开刹车，让车子飞也似的往下冲。谁知道冲到一个转弯处，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声，我连忙一捏刹车，把车头往右边一拐，刹那间前轮已冲向岩边，一看居然是很深的悬崖！我见势不好，又用力地将车转左边扳去，连人带车横在公路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赶晚场回家的农民路过，一摸我鼻子还有口气，忙扶我起来。谢天谢地，没有受什么伤，只是人吓呆了，坐在那里只是喘气。农民们一听我说是从上坡摔下来的，一个个都忍不住瞠目结舌，一位老者说：“小伙子，你命大啊，不知道平时做了多少好事，老天爷才这样保佑你！你看看这下面，真是万丈悬崖，莫说是人，前些年连汽车都掉了好几部下去，摔成了烂铁巴，哪里见过有活人？”
谢过了救命的农民，我还得爬起来赶路。车摔坏了，前胎又没有气了，只好推着走，没推多远，龙头也掉了，连推都推不走了，只好扛着走，先前是人骑车，现在是车骑我。扛一阵，歇一阵，半夜才到南充，街上旅店都关了门，好容易在一个僻巷找到一家幺店子住下，又渴又饿，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喝了一大碗冷水，稀里糊涂地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阳当顶了才起来，把车推到修理店，吃了两碗豆花饭，骑着修好了的车又上路。这次没有哼小曲儿的心情了，一路庆幸自己又拣回一条命。
我到岳池中和乡时，天快黑尽了，把车子寄在街上卖醪糟的王妈家里，赶快往太阳坪走去。快到诗伯的家了，一条大黄狗汪汪汪地直叫，我连忙站住，大声喊叫诗伯。不一会出来一个姑娘，问我是谁。因为天黑，我认不清人，刚刚要说明我的身份，那姑娘已经到了我身边，双手把我一抱，大声喊起来：“哎呀，是林大哥啊，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来啦？”
我一看，这姑娘正是宁君，不禁有些奇怪：“你不是在孩子剧团吗？怎么又回来了？”
宁君高兴得不得了，牵着我的手急急忙忙往家走，说：“说来话长，回家去慢慢谈，伯娘在家里，还不知道你来了呢！”
两年前我见到宁君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天真稚嫩的小姑娘，两年不见，已变成了一个含苞待放的成熟少女，一见面就亲热地抱着我，令我措手不及，不经意间心跳脸红了。
见了诗伯，她高兴得一拍巴掌：“我昨晚还梦见你爸爸和你呢，真想你们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走得急，没有先来信，连给你们带的礼物也在路上丢了，真不好意思。”
诗伯说：“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能见面就好。”
我苦笑着说：“这次差点见不了你们呢。”随后就把在路上几乎掉下岩去的情况向她们谈了，诗伯听了直摇头，像慈母一样连忙掌着灯，查看我的头、腰和腿上，然后叹了口气说：“还好，只是腰上青了一块，宁君你快找点碘酒来，给林大哥揉揉……你呀，也真是福大命大，刚生下来就差点当个死娃娃丢了，这次又险些跌死！”
宁君的婆婆、叔叔和婶娘都出来见我，很是亲热，婆婆向我问长问短，婶娘忙着弄晚饭，亚彬出去打酒……吃了晚饭，诗伯和宁君带我到门前坝子黄桷树下乘凉，其实已是秋来气节，气温渐渐下降，乘凉没有必要，只是便于谈话罢了。
诗伯这两年来，没有一件顺心的事。
当年父亲委托刘伯父为诗伯解决组织关系的事情，后来就没有音讯，我只听说诗伯和万县地区负责组织的李明见面后勃然大怒，把他赶了出去。还听说父亲后来为这事和诗伯吵过一架，说她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李明代表一级组织跟她谈话，她居然……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吱声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个李明一见诗伯就起了坏心，东拉西扯找话说，借口为她接组织关系，要诗伯写个自传，把她过去所联系的党员姓名、现在住址都写上，说是以便调查统一解决。这让诗伯提高了警惕：首先，李明不过是万州地区地下党管组织的，怎么可能把华蓥山区游击队的同志党籍都统一来解决？把这些名单都写出来给了某一个人，将来一出什么问题不是都暴露了吗？这不符合党的秘密工作的原则，也是地下工作的大忌啊。当年玉璧牺牲，不就是因为一时麻痹大意，中了敌人的奸计吗……其实李明想的根本不是什么党的秘密原则，要她写这些东西不过是个借口，他见诗伯不开腔，居然歪着脑壳斜着眼，皮笑肉不笑凑过来说：“陈大姐，像你这样一表人才，文武双全，年纪轻轻的，难道要为廖玉璧守一辈子的寡吗？”
这个人哪里像个共产党员，简直就是个流氓，诗伯腾地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你称二两棉花出去纺纺，我陈某人行得端，坐得正，廖玉璧牺牲这么多年了，没有哪个人敢在我面前吊儿郎当，你居然敢这样放肆，给我滚！”
我知道李明虽然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但是在男女关系上名声确实很不好，有人说他见了女人就流口水，可是没想到他竟敢对诗伯也乱动念头。诗伯是个很有骨气的女人，尽管她一直都在渴望找到组织，尽管这次失去了机会，以后又独自漂泊了很多年，可是她却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廖伯父牺牲后这些年，诗伯东奔西跑，苏联没去成，出川抗日也没去成，回来后好容易造了一条船，生意又蚀本。现在宁君被迫回家，亚彬小学快毕业又没钱读中学，宁君的叔叔抽大烟，家里的生活困难，弟媳不懂事，经常吵吵闹闹，闹得一家人不安宁，乡里一些老对头又在风言风语，要想暗害她，目前她处境非常困难，大有英雄末路之感。诗伯是我和父亲心目中的大英雄，现在生活到了这般地步，我禁不住鼻子一酸，眼睛都湿了，忙安慰她说：“诗伯你莫怄气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我这次来，就是奉组织和父亲之命，来请您这位大将英雄出山的。”
诗伯苦笑着说：“我目前连小兵都不是，还谈什么大将英雄。”
“话不能这样说。快一年前，父亲给你写了一封信，不知收到否？”
诗伯说：“有这事啊。当时我正在重庆忙生意，又到大竹后山等地去了解当年山上游击队员散失的情况，回家后才收到他的信，信上说有要事相商，叫我赶快去江油一趟。我一看，信已到了大半年，知道要坏事，忙写信去问，又不见回信。”
我说：“你回信时，父亲早已离开了江油，当然收不到你的信了。你知道要你去做什么吗？当时就是去北川办一个大农场，实际上是把那里作为一个游击根据地，结合父亲管辖的江油、彰明、平武、北川的民团，可以成立几千人的游击队，这是经过上面批准的，并已调了一些党员骨干在筹备。早年分散的那些华蓥山游击队员在当地无法立足的话，完全可以转移过来的。”
诗伯听得眉飞色舞：“这么好的条件，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早知如此，何必枉费那么多精力去雷、马、屏开荒？现在去还不晚吧？”(https://www.daowen.com)
“晚啦！由于长期得不到你的音信，二伯他人地生疏无法应付，与地方乡长和保甲长的关系未搞好，引起怀疑，加上出面主办的上级党组织遭到了破坏，现在我们的人都撤出来了。”
诗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都怪我不好，怎么倒霉的事尽落到我头上啊！”
我安慰她说：“这件事未办成，当然是个大损失，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接着我就把父亲的处境和准备运军粮的情况向她说了，还特别说这次是组织上决定让我来请她的，看她愿意不愿意去。诗伯又高兴起来，站起来团团转，连声说：“既然是组织上说的，还要给我接上工作关系，我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好的差事，不能再错过了，我决定去，我们马上就走，不要再迟疑……”
我忙说：“诗伯，你不要急，我走时父亲交代过了，把亚彬也带去，现在宁君回来，当然也一道，到那边找学校让他们读书，不成问题。”
诗伯说：“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父子全力相助，这次又是一样，我真不知要怎样感激你们啊！”
我说：“诗伯，这么多年的相处，我们已是亲如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快作走的安排吧。”
诗伯想了想说：“你二姨妈的女儿魏嗣钊要去成都，同曾三姨妈的儿子繁彬结婚，我们一道去你二姨妈家，带着嗣钊去成都完成婚礼，也了却我一件心事。”于是我们决定第二天准备一下，第三天就去二姨妈家。
眼看已经半夜了，诗伯才站起来说：“你在路上累了，早点休息吧。”
宁君不高兴了：“伯娘，你太偏心了，你们谈了这么久，我一句话也没插上，你先去睡，我要陪林大哥摆摆龙门阵。”
这本是我心里所想的，只是刚才不好说出口，此刻正好顺水推舟：“诗伯，我不累，听宁君谈谈孩子剧团的情况也好。”
诗伯慈母的心肠，早就有意撮合我们，现在当然愿意让我们倾诉各自的心思。她一离开，宁君就紧紧依偎在我的身边坐下，谈起了她离开孩子剧团的情况。她从小就很少与父母在一起，十岁时父亲就牺牲了，母亲也四处颠沛流离，叔叔和婶娘对她不好，这些经历都使得她很少得到亲情和温暖。自从我把她介绍到了孩子剧团后，她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全团的数十个团员，在周伯伯（周总理）、邓妈妈、郭老（郭沫若）和于阿姨（于立群）的关怀教养下，亲如兄弟姐妹，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工作学习干劲冲天。宁君的心情好了，身体也长好了，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廖胖娃”。
宁君说：“可是好景不长，自从皖南事变后，政治部三厅改组，郭沫若被迫离开，孩子剧团要交到重庆卫戍司令部，进行军事控制。在周伯伯的关照下，我们经过斗争，剧团才得以留在政治部，但是我们的小林团长靠边站了，国民党指派的一个人成了我们的团长。眼看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了，团内地下党组织请示上级，决定团员们分批撤退，有些同志到国立剧团、国立音专或其他学校读书，党员和大龄团员到延安，留在团内的只有六七个小团员，后来都撤离了。家在四川能投亲靠友的，就回家自谋出路，我是前两天才回家来的……”宁君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抖，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连忙搂住她，像哄孩子一样拍着她的背说：“宁君你不要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现在不是机会来了吗？我来接你们，就是有新任务啊。”
宁君接着说：“林大哥，这些日子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伯娘说她命苦，我比她的命更苦，十几年来像个流浪的孤儿，刚刚找到依靠，到了这么好的地方，又……如今前途渺茫，不知今后应该怎么办，你说，我能不伤心吗？”
见她伤心的模样，我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揩她的眼泪，她一下子扑到我怀里，竟然呜呜地哭出声来。这个时候我有了一种感觉：我已经是个大男人了，这辈子应该尽我的全部努力来保护她，不能再让这个在孤独中长大的女孩，今后再孤独渺茫，我还要让我和父亲钦佩的诗伯，也从困境中走出来，过上安定的生活。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宁君你不要这样，有诗伯，还有我和父亲，今后我们在一起，会开创出一个好局面的。”
沉默了好一阵，宁君像是平静下来，靠着我有些羞涩地说：“我在孩子剧团常常听见大家说你的恭维话，你每次来信，他们都起哄我。”
我闻着她头发上好闻的气味：“是吗？怎么个起哄法？”
“他们挥着你的信不给我，到处跑着高声大叫：‘廖胖娃的大林来信了，叫她买糖来吃！’真是的。”
我心里甜滋滋的，嘴上却故意说：“那我就应该少给你写信，免得他们让你难堪。”
宁君嗔了我一眼，嘟起了嘴，撒娇地说：“人家不嘛，人家愿意！你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给我写信了，让人眼睛都望穿了。”
宁君回来才两天，依着在孩子剧团养成的习惯，一直用“国语”和我说，虽然她的声音很好听，可是却让我感到了距离。我开始脸红耳热，轻轻对她说：“宁君，你说四川话吧。”
她问：“为什么？”
我说：“普通话是官腔，四川话亲热些。”
她脸红了，转过身来捏起拳头在我身上一阵乱打，嘴里却已经改成嘟嘟囔囔的四川话：“你乱说你乱说，啥子亲热不亲热的，羞死人了……”
夜已经很深了，万籁无声，微风吹着黄桷树的枝叶，簌簌着响。就在这个初秋的夜晚，我抱住了心爱的姑娘宁君，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久久地、久久地不愿分开。
就这样，不用表白，也没有誓言，两颗心连在一起，再也不能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