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在都市
我们父子从绵阳到了成都，急着寻找组织关系。终于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很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们的新领导是谁？陈佑平！就是你的陈表叔！他是南方局派来的，今天约我在长顺街的茶馆里见的面！你知道为什么要在长顺街茶馆吗？因为长顺街的西养马营，是二十二集团军的成都留守处，这个留守处负责的就是刘景素，他的姐夫孙震就是这个二十二集团军的司令。”
知道多年未见的表叔成了我们的新领导，我当然很高兴，可是父亲说了半天的长顺街和刘景素，我还是没有听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哦。刘景素这个人，是我们的人，上面派下来的。他在长顺街开了很多生意，比如饭馆啊茶馆啊，都是为了我们工作方便。”
哦，懂了，可是我的脑子里还是对刘景素兴趣不大，只是觉得表叔他今非昔比了，人脉广，有办法。
云阳暴动失败后，表叔和父亲一起坐了监，也和父亲一起出狱。父亲带上我往万县去闯荡，他则对家里说是要去上海读书，拿着姐姐们给的钱，进了上海大夏大学。说是在读大学，其实哪里读什么书啊，大不了上课点个卯报个到，考试的时候想办法作个弊过关，然后就同上海的那帮云阳共产党老乡，一起去参加“左联”的活动，满天飞。1935年，表叔他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很快就在党内担任了职务。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跟着党的机关一路撤退，去广州，到武汉，下湖南，走桂林，最后进了贵州地下党省工委。眼看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之时，党内接二连三出了叛徒，表叔作为地下党贵州省工委的负责人被通缉，周恩来和董必武决定调他回重庆。他靠着一张“国民党军政部上校”的特别通行证，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终于混到了重庆，回了南方局，做了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同志的联络员。从此以后表叔他对外不再用陈佑平这个名字了，而是使用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化名，比如于同、俞彤、吴刚等等。我们则叫他陈于彤陈表叔。
据说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听他汇报贵州工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去协调联络川西地区的统战工作很合适。本来这个工作是当时主政川康的钱瑛同志兼任的，可是钱瑛的工作太多，有些顾不过来，而这项工作，特别是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对于我们又非常重要，急需派专人去一线坐镇，及时沟通情况，切实贯彻南方局的领导意图，而南方局一时却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在着急，陈于彤出现了。他是四川人，出身世家，如今家庭虽然败落了，可是树大根深，人脉广，关系多，而且大多在上层行走，极利于开展工作并掩护自己。再说他在党内的资历也很合适：1935年入党之后，先后在上海当过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在广州当过市委文委书记，在贵州任过省工委负责人等职，经受过生死关口的考验，政治上可靠，工作经验和领导能力都有一定的积累，年龄也才三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又受过高等教育，条件蛮合适。唯一让周恩来有点犹豫的是这个人长相过于英俊，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不大适合做秘密工作，可是一时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最后还是让他来了成都。他从钱瑛手里接手工作的时候，钱瑛当着特委全体同志对他说：你与我们川康特委没有隶属关系，但是我们有义务协助你的工作，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提出来。
好多年过去了，再和父亲见面的时候，陈表叔与父亲两个人的位置与当年掉了个：当年他是我父亲手下的小参议，现在他成了父亲的顶头上司，自然也是我的上司。我们父子俩由于表叔的这层关系，成了南方局的“直属部队”，一切行动都听他的指挥。
父亲和我从绵阳退到成都，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表叔陈于彤叫父亲去找当时的市政府秘书长刘弄潮，暂时找个工作掩护下来。他特别对父亲交代说：“刘弄潮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掉关系，正在积极找党，因为他曾经几次被捕，组织上要待情况弄清楚后再决定恢复他的党籍问题，你是通过一个统战关系介绍去的，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父亲去到刘弄潮家里，两人谈得很投机，谈到工作的事，刘弄潮问父亲：“你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
父亲说：“过去我多次当官，因为不善于交际应酬、逢迎吹捧，都以失败告终，看来我还是做点于老百姓有益的实事为好。”
刘弄潮很直率地说：“如果你想当官，这事情就难办，你知道市政府及管辖的部门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塞满了，而且他们大都有来头，不能随便更动。如果你不计名利，要想做实事，那就好办。现在中山公园缺个管理员，没有油水，事情可多可少，好多人都不愿去，你干不干？”
父亲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过去当团练局长下来，打扫街道我都愿意，何况这是在省城市中区管一个老百姓游玩的场所，我保证把它管好。”
刘弄潮说：“好，快人快语，我就喜欢这样干脆直爽的人。你明天来拿上任的通知。”
父亲把经过告诉表叔陈于彤，他很高兴地说：“不要小看了公园茶馆这样的事情，办好了就能得到大家的欢迎和支持，这就有了群众基础，对我们今后开展工作很有利，而且还可以给我们建立一个安全谈话接头的地点。”
就这样，第三天父亲就走马上任了。
当年成都的中山公园，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方圆也有好几十亩大，游客们没有讲卫生的习惯，瓜子、果皮、纸屑满地都是。园内有一些松柏树木，还有一个鱼池，池内没有游动的金鱼，有的只是树叶、纸屑、水果皮和垃圾，水黑发臭让人心烦。水池四周有一些石凳，老头儿们走累了，就坐在凳上歇歇脚，父母带着孩子也常来这里看艺人玩把戏，买个糖人嚼着吃。
当时人气最旺的地方，莫过于进大门靠左边的一个茶馆，约五十平方米大，摆着二十多张小桌和川西坝子特有的竹椅子。它不像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里面的茶馆高雅、幽静，因为去那里喝茶的都是些达官贵人、名人学士，谈古论今，自有风趣；也不像总府街正娱花园那里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因为里面多是些做生意的商人，和钩心斗角谋职求财的官僚政客。到中山公园这样脏兮兮的地方来喝茶的，多是附近的平民百姓、三教九流，是些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们收入少、生活苦，总是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其中一批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天亮起床，披着衣服，自己带着三花茶叶（末等花茶）来到茶馆，叫幺师（茶房）掺上一分钱的玻璃水（白开水），坐在那里吃着早茶，然后再花一分钱，叫幺师用木盆装上一盆热水端来，洗完脸再洗脚。这些王大爷张五哥们喝着滚烫的早茶，凑在一起摆开了龙门阵，内容多半是把昨晚回家得到的新闻，加上些自己的想象，说得煞有介事，有声有色。说到十点来钟，肚儿有点饿了，就要出去吃早饭，离开茶馆时叫幺师把茶留着，吃完饭后还要转来继续喝茶。这些人一般不自己烧火煮饭，大都去进馆子，一盘咸菜、一碗豆花、三两饭，一顿饭一角钱，大致如此。吃完饭，又回茶馆，继续天南地北地瞎吹，直到下午黄昏时才回家。这批“老买主”茶客，每天要占据茶馆五分之一的座位，大都是地方上的土地爷，有时还在茶馆里主持点公道，那些惹是生非的人，见了他们都有三分畏惧。他们只是吃茶占点便宜，却常常为茶馆招揽生意，老板不但不讨厌，还经常恭维他们，多年来沿袭，形成了老规矩。
来公园求生活的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剃头的、挖耳的、洗眼的、洗牙的、装水烟的，捶背的、洗脚的、修脚的、舒筋活血的……你要想图个舒服，花不上五角钱，包你样样都能享受到，而且一定做到令你满意，很多人做了一次想二次，以致成了固定的服务对象。可是也有不少的人为图一时的舒服，上当受骗的。有一个老人得了痧眼，眼睛发痒，一个“洗眼人”就用小铁珠在他眼角眼皮内滚动，不但止痒还全身舒展，老人上了瘾，几乎每月要洗三四次，否则眼睛不但更痒，而且疼痛难忍，后来这老人居然成了双眼瞎。还有一个是父亲闹的笑话。我父亲平生最引以为傲的是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因而也特别爱护，在那个中国人还没有刷牙习惯的时代，他每天漱口从不间断。忽然有一天他发现有两颗门牙发黄了，于是在茶馆里吃茶时找到一个“洗牙”的：“你能把我这两颗黄牙洗白吗？”那洗牙的笑着说：“没问题，马上见效，不白不要钱。”结果洗牙人用刀子刮去了牙齿上的黄色，另外用点什么白粉擦上，牙齿马上就雪白如玉。父亲满意了，给了那人五角钱，谁知第二天刷完牙对着镜子一看：坏了，洁白的牙齿变成了黑黄色！父亲知道上当了，忙去华西医院牙科看病，医生问其究竟，然后笑着说：“先生，你上当了，那是江湖医生刮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质，当然更黄了，以后还要发黑呢，一点办法都没有。”父亲自以为得意的一口白牙变黄了，弄得他哭笑不得，懊悔了好久，后来一提起此事，就告诫我不要听江湖医生瞎吹。
中山公园地处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进门不收钱，两分钱一碗的茶，让你喝个够，因此一年四季生意很好，来迟了的人还找不到座位，但是卫生很差，口水、浓痰满地都是，这么大一块地方，除了管理员就只有一个勤杂工、一个花工，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清早把园内的垃圾打扫一次。按照一般人推理，父亲来当了这个管理员，不但是大材小用，简单是侮辱斯文，可是父亲他没有这个感觉，而是兴致勃勃地在园内东逛逛、西瞧瞧，不但同茶房老板、幺师谈得亲热，还同喝茶的大爷们摆起各种各样的龙门阵，不过几天工夫，他就公园的现状、改进的意见和要求，写了一个报告，直接送到刘弄潮的家里。刘弄潮看到很高兴，夸奖父亲说：“你不计名利地位、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心想为老百姓办好事，是个难得的人才！你大胆去干，有困难尽管来找我。”说着就在报告上批示：“所需资金，由财政局如数拨给。”
父亲到财政局领取了资金，眉飞色舞地回到了公园，开始了他的振兴计划。第一步是净化环境。他找警察局派来几个警察，把那些唱猴戏的、卖打药的、卜卦看相的、卖淫嫖娼的、酗酒打架的、各种赌博活动的……所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通通赶出去，并警告他们说：要是再到公园内胡闹，一定要抓去关起。这些人不敢得罪警察兵，只好知趣地到别的地方“发财”去了。第二步就找来几个工人，把园内进行了彻底的清扫，拉了四五车垃圾运往城外，买了一些箩筐放在园内要道上作为垃圾果皮箱，还做了几十个小木盒，摆在园内要道特别是茶馆内，作为吐痰用。父亲还别出心裁，做了几十块四寸宽、一尺二寸长的木板，用红绿纸写上标语贴上，作为标语牌，挂在树上和路边。公园内原来踏平的草坪，被重新开挖出来，父亲亲自带着几个工人，到草堂寺、武侯祠、青羊宫、少城公园、望江公园等去求援，得到这些兄弟单位的慷慨相助，主动送来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种子和花盆，还让他们的花工帮助栽培。父亲让工人把鱼池子的垃圾捞起来做肥料，脏水用去浇灌刚种下的花木，然后在洗干净的池子灌上清水，弄来一些荷花和金鱼放在池内。
正是春末夏初时节，不到半月时间，花木都成活了，整个公园变了样，游客多了，乱七八糟的怪事少了。老百姓称赞，报纸上还发表了表扬信，刘弄潮专门到公园来看了看，临走时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干得好，以后我把全市的公园交给你管起来。”这个许愿后来虽未成为事实，父亲却一直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很是得意。
在中山公园这段时间，是父亲最悠闲、最开心的时候，不需应酬，没有压力，无官一身轻，所有时间都可由他自由分配。早上，他也像那些老茶客一样，到茶馆去泡上一碗茶，优哉游哉地与茶客瞎吹，期间他认识了两个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一个叫高伯功，是个演员，既演话剧也演电影，他能说会道，阅历广，见识多，此时在工会做秘书，与刘弄潮是多年的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父亲交上的另外一个朋友，叫文琢之。此人住在离中山公园不远的鼓楼街，也是天天早上来公园“扯闲条”。他是个成都通，对成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样样精通，对那些“名人”的趣事也知道得很多。他又是位中医高手，特别精通中医外科；也有人因为他爱管闲事，叫他“土地爷”。此人很有些正义感，爱发牢骚，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对共产党有好感，他文学底子好，文笔流畅，善于写讽刺文章，写了就用“老成都”的笔名在报上去发表，父亲也爱写点打油诗，早上碰在一起，以文会友，也很谈得来。
有一天，文琢之在茶馆里向父亲介绍成都著名的竹琴师贾瞎子，说是冯玉祥等“党国”要人，还有巴金、胡愈之、谢添等文化名人来了成都，都专门去听过贾瞎子的竹琴，一个个赞不绝口。父亲对曲艺方面很有兴趣，曾经常带我去总府街曲艺场听邹忠新的金钱板、李月秋的清音、德娃子的扬琴和其他一些曲艺节目，就是没听到贾瞎子的竹琴，原因是花费太大，要门票，还要茶钱和小费，一场下来要花费一元多两元。这次文琢之很诚恳地邀约父亲前去欣赏，还说他办“招待”，于是我同父亲随文琢之提前吃了豆花饭，去到贾瞎子表演的锦春茶楼。(https://www.daowen.com)
锦春茶楼位于城西的东城根街口子上，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老式庭院，里面栽满了各种祥花瑞草，书场十多米宽、二十多米深，可以容纳三百多人，经常还有人在过道上加小凳子听竹琴。离开场还有近两个钟头，场内已坐满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场外停满了私人黄包车，还有不少汽车，一些达官贵人、太太小姐是这里的常客，可见贾瞎子的名气之大、观众之多。
演唱开始了，只见贾瞎子怀抱着一根竹筒，手拿着两块竹片，乒乒乓乓地敲打起来。满场的听众个个聚精会神，不少人闭着眼睛，时而摇头，时而点头，时而凝神屏气，时而用手轻轻地敲打着膝头，连咳嗽都听不到一声。一曲唱完，掌声雷动，台下出现一个麻子堂倌，左手沿着手臂叠起一大摞茶碗，看上去危如累卵，右手提着一把长嘴紫铜茶壶，麻利地在席间穿行，人还隔得老远，那茶嘴便对着茶客面前的茶碗一低头，吐出一两尺长亮晶晶的水柱，准确地掺进茶碗里，滴水不漏；又有一个胖子，手提一个竹篮，在每桌听众面前放上一包花生米，颗颗又酥又香。就这样，人们喝着清茶，吃着花生米，听着竹琴，摇头晃脑，津津有味。
我对听竹琴是外行，只觉得梆梆梆的，听不懂好在哪里，但场上的气氛，倒使我感到新鲜有趣。散场后回家的路上，文琢之告诉我们，贾瞎子说唱的《三难新郎》中苏小妹有一句“闭口推出窗前月”的词，他翻来覆去琢磨了半个月，变换出十几种不同的念法。川剧中也有这出戏，戏中的苏小妹也有这句词，可是连川剧界中号称戏圣的康子林对此也只会几种念法，对这个贾瞎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文琢之又说：“我们今晚看到的，不仅仅是贾瞎子呢，是成都锦春楼著名的‘三子三绝’，三子就是竹琴贾瞎子，掺茶的周麻子，卖花生的司胖子，表演的都是他们的绝活，成都这么大的地界，没有人能赶上这三绝的。”
这个时期，是父亲打油诗的多产期，对于他早年写的《野鸡词》，“老成都”文琢之评价很高，认为平仄工稳，通俗易懂，字字血泪，是少有的佳作，鼓励他拿去报上发表。父亲对文琢之的建议笑笑而已，随心所欲一路写去便是。我记得父亲当时写的成都市井生活，有《车夫曲》《旅馆吟》《女茶房》《小旦怨》……特别是系列诗《少城公园》，写了一百来段，把公园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景色描写得淋漓尽致，可惜岁月流逝，我只记得如下的几段：
公园门，祠堂街，许多车儿两边排，
几条马路通大道，谁个不到此处来。
由浓荫，到枕流，射德会前打网球，
公爷有钱公爷耍，不是酒楼便茶楼。
强盗儿，技术妙，偷了人家不知道，
不但穿的是西装，还是戴的博士帽。
牵着手，笑呵呵，柳荫树下排排坐，
荷花池畔讲恋爱，喊了妹妹喊哥哥。
……
父亲写的都是社会最低层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一群人的生活。因为正处反共高潮时期，组织上一再告诫不能抛头露面，不能发表过激言论，宁肯灰色些，也不要暴露政治面貌，因此他没有拿去登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转去重庆，把这些初稿交与文琢之保留，后来文琢之加入民主同盟，被特务怀疑，就忍痛把他的著作和父亲的初稿全部付之一炬，真是可惜。
这一段时间，父亲住在中山公园里一个小房间内，房子很小，只能放一间铺，有他睡的就没有我睡的，我只好住进公园进门左边一个放压路机的房子，房子地上很潮湿，又没窗子，一点光线都没有，我仗着年轻身体好，用凉板搭了个地铺，住了好长时间。我们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很潇洒，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我没有职业，全靠父亲几十元工资过活，两父子的生活很简单，自己无法开伙，只有进馆子。别以为进馆子贵，其实不然，看你怎么个吃法。我同父亲每顿一碗豆花，二两饭，起码四盘咸菜（每盘一分钱），一顿饭下来，不过两角钱。提督街有家食食饭店，我们常常在那里吃饭，有一次我们吃了二两饭，八盘咸菜，一碗清汤不要钱，算下来才一角四分钱，跑堂的瞅了我们一眼，噘起嘴巴说：“要是客人都像你们这样吃法，要不了半月我们只好关门大吉。”他说他的，我们也不还嘴，只是笑了笑。有时嘴馋了，也不惜多花上几个钱打牙祭，要份回锅肉或者是猪蹄子汤，买来过个瘾。
中山公园右面有个小巷子，那里有一个馆子，专门到各个大馆子里去收集人家吃剩了的残汤剩水，挑回来煮成一锅，美其名曰“杂菜”，五分钱一大碗，油水多，味道也还鲜，我同父亲常去买两碗杂菜，四盘咸菜，二两饭，也只要两角钱，吃得却很舒服，也等于打了个“小牙祭”。也是在这一年，成都霍乱大流行，殃及附近郊县。这个病当地又称“窝子寒”，病人又吐又屙，病菌四处飞溅，传染性极强，很多人家死绝了门，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常常是早上起来，会看见一条大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尸体，救济会拉死人的车子都忙不过来。一时间成都大街上路断人稀，人们心里的恐惧比日本飞机来轰炸还要凶多了，有钱的，能投亲靠友的，纷纷远走高飞，一般老百姓就只有靠天保佑了。奇怪的是：我同父亲一直平安无事。我住在那个又臭又湿的黑屋里，吃的还是万人剩下的残羹，在四周被霍乱传染，遍地死尸的恐怖环境里，我都安然无恙。直到现在，我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毛骨悚然。
有一天，刘弄潮找到父亲说：“我们在东门城门口有一栋房子，成立了一个社会服务社，想给穷苦的人办点好事，办一个平民食堂，你愿意不愿意去负责？”
父亲毫不犹豫地说：“那有什么问题。你给点开办费，找两个人来，我们说干就干，保证十天内开张。”
刘弄潮很喜欢父亲直爽的性格，马上表态：“钱我明天就给你送来，人你自己找，这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多人不愿干，交给了你，我就放心了。”
第二天，我同父亲去到东门城门洞，马路右边果真有一栋宽十米长约一百米的红瓦房，一楼一底。我们说明来意后，看门老头打开门，带我们到楼上楼下转了一圈，里面空着没有人住，布满了灰尘，蜘蛛网到处都是，里面还有些木床，桌子凳子，看来是有人准备在这里搞点名堂，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看房的老头说，这房子修好了一年多，说要开旅馆，又说要开饭店，一直没有定下来，说着准备交出钥匙。父亲拦住他说：“你继续在这里看房子、打杂吧，把屋内打扫一下，我们要搬来住。”
我离开了压路机的黑房子，首先搬进这么宽敞的楼房，随后父亲又通过文琢之，找了几个信得过的厨子和采购人员，经过大家的商量，从用钱少、时间快、简便易行、群众欢迎四个方面考虑，决定从卖“挨刀饭”开张，然后再逐步发展。所谓“挨刀饭”，又叫车夫饭，就是用一口大锅，煮成焖锅饭，然后根据买主需要，用刀切成大小不等的小块，一斤半斤称着卖。这种饭既便宜，又饱肚子，最受劳苦大众欢迎。说干就干，父亲叫人去买了两口二尺半的大铁锅，几个大土陶盆子，二十副大小不等的土碗，再在门外砌了两个土灶，一个用来煮饭，另外一个用来熬汤。汤是用骨头和萝卜熬成的，好吃又有油水，厨子们再弄一些价钱便宜的青菜萝卜，用盐、酱油、花椒、海椒面腌成咸菜，好下饭吃。不出父亲所料，从筹备到正式营业，刚刚十天。我们的原则是只图够本，不图赚钱，饭菜与附近其他馆子比较起来，真是价廉物美，来吃饭的大都是东门上的黄包车夫和苦力，一顿饭下来，也不过一角钱左右。我们的生意火红得很，有时一天要卖三四锅饭，简直忙不过来，于是又临时添制两口锅灶。
顾客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周围的馆子没有人去，就找人来拿言语，要我们涨价，涨到与他们的价钱一样。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又来威胁，说你们不听劝，谨防要挨黑打，我们也不理。他们看好说歹说我们都不听，就找人半夜来把灶掀倒，把锅砸烂，我们第二天就修好，他们第三天又来砸。我们告到警察局，他们就往警察局送“包袱”，警察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个受劳苦大众欢迎的“挨刀饭”饭馆就这样夭折了，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