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在燎原
自从岳父和诗伯1926年在家乡闹“川北民军起义”以来，这一带有很多贫苦农民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些人入了党，参加了30年代迎接红军的华蓥山第二次起义。他们苦大仇深，作战英勇，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后来敌人调大军“围剿”，由于寡不敌众，我们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有的回家种田，有的流落他乡，处境非常困难。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从中找到那些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一直表现较好，又在积极找党的党员。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其中就有李成。
李成于1932年参加共产党，曾准备与岳父一起，到苍溪南部一带打游击，后来岳父牺牲，组织破坏，他也失掉了组织联系。以后的日子里，他教过书，又当过保长，现在是宁清乡的乡长，与河东七场的上层人物混得很好。诗伯回乡后，他多次来聊天，述说自己的苦闷和找党的愿望，因为上级没有进一步指示，诗伯只是与他联系着，没有动半点声色。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决定再去探一下他的虚实，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一个赶场天，我同诗伯专门去拜访李成，他和他哥哥一起，住在黎梓卫后街自己的碉楼上。见我们来了，李成喜出望外，为我和诗伯敬烟上茶，热情非常。我们先是天南地北地乱扯了一阵，随后他又提出许多有关时局的问题，我知道他也在打探我的底细，就尽我所知做了些介绍。他越听越振奋，越振奋越是要问个仔细，眼看天色已晚，我们要告辞，他却死活要留我们吃饭，原来他早已经吩咐妻子到场上去打酒割肉，杀鸡剖鱼，办好了一桌很丰盛的乡间宴席。
自此后，李成常常到我们乡下来，而每逢赶场天，我们必定要在街上见面，谈论的都是时事。我给他讲解放区的情况，讲党的政策，启发他积极为党工作。李成对于我的身份已经有了个大致的猜测，要求我替他接上组织关系，解决党籍问题。我当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暗示他：只要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办好事，党会主动来找他的。
先是有了刘月波，现在又有了李成，我和诗伯、宁君决定进一步扩大阵地，多结交些朋友。我天天都要去街上的梅林茶社，和“五老七贤”们一起吃闲茶，打麻将。我是诗伯的女婿，又是走南闯北见过大场面的客人，大家都尊重我，只要我一进茶馆，都围拢来听我摆龙阵。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正在和谈，言论还比较开放，我敞开嘴巴，来了个天上的事情知一半，地下的事情全知，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到解放柏林，从杜鲁门说到丘吉尔，再从解放区说到国统区，从蒋介石说到毛泽东……没几天工夫，我这张嘴就声名远扬，居然有人从二十里外赶来听我的龙门阵，茶馆老板一见我就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特地为我免了茶钱。
没多久，学校放寒假了，有个名叫刘华钦的大学生，从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回来，带回来一大堆类似《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禁书”。我同李成商量，筹集了一些资金，由刘华钦出面，订了《新华日报》《民主报》《大公报》《群众》等报纸杂志，成立了一个书报社，地点就设在梅林茶社。这样一来，梅林茶社就成了我们的宣传阵地，朋友越来越多，除了一般扯闲条的茶客，还有一批地方上的实力派。别看他们人少，可能量大，有的掌握着地方武装，有的是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开明士绅，这些人虽然有点权势，却大都经历过军阀混战，也经历过八年全民抗战，饱受了战乱之苦，如今好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了，要是再打起内仗来，拉壮丁，派捐款，也少不了他们的麻烦。因此他们比一般人更关心时局的发展，希望国共两党和谈成功，能够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也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如果遇到什么难处，也希望有人帮忙说几句好话。诗伯她做过多年的统战工作，很看重这些人的作用，可是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得采用适当的形式。我们有过多次讨论，觉得如果还是用民间传统的换兰交（结拜兄弟）、生期会（互相做生日）、转转会（轮流坐庄）等老形式，范围太窄，形式太旧，又没有特点，都不合适。最后还是诗伯的办法多，说就叫“好人团”吧，意思是我们不整人，不害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困难互相帮忙，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个观念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接受。我同李成都赞成，还决定这个组织不公开，每月以做生聚友的形式在黎梓卫梅林茶社聚会一次，大家互通消息，共同策划，来对付这变化莫测的时局。最后由我拟了几条简单的章程交给李成，让他分别去联系。
李成真是个积极分子，很快就跑遍了河东七场，不过短短的半年，就串联了六十多人。其中有的过去或者现在是团总、乡长、保甲长、乡队副，有的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当过中下级军官和职员，还有中小学校长、学校教员，地方上的开明士绅、知名秀才，也有的虽然挂了个国民党员或者是三青团员，却并不是其中的党棍子、死硬派。大家常常相聚，虽然只吹些闲龙门阵，但是对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态度，大家都很明白。时局在不断变化，国民党越来越不得人心，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有的实力派开始对自己的恶行有所收敛，有的对我们的活动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暗地帮助我们做些好事，送粮、送钱、送枪支，个别甚至入了党。我们把其中靠得住的人，活动去当上了乡长、保甲长和乡队副。除了这些上层人物，我们还利用诗伯和李成在群众中的影响，做好基本群众的工作，通过生期会、互助会、农会、香会等民间形式，在贫苦农民中组织农民协会。这一带的农民，从1926年开始参加反对军阀恶霸的斗争，现在更加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只要有人领个头，他们就会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组织他们在基层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还发展相当一部分人入了党，其中一些年轻可靠的，就安排到乡政府去背枪吃粮，这些都为1948年的华蓥山武装起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宁君的产期越来越近，诗伯已请王妈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接生婆，随喊随到，至于孩子出生后的衣物，有诗伯操办，用不着我担心。我有了冰华出生的经验，又看了一些有关接生的书，买了一瓶白酒，把剪脐带的剪子泡在酒瓶里准备着，自以为万事齐备。可是随着产期临近，我却开始坐卧不安。当时虽然我们在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经济情况却很困难：诗伯做姜生意蚀了本，连船都卖了，几乎靠着借贷维持生活。我们离开成都时收来的煤炭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回来后又没有找到生财之道，每天我们要工作，要去茶馆，要去请客吃饭，要有各种各样的花销，光出不进，更是捉襟见肘。平时还罢了，宁君生孩子可是要花钱补养身子的，一向大而化之的我也开始发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宁君却有些满不在乎，说她有办法，什么办法又不告诉我，只是说：“这事不要你管，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说着就用一块布包了那件我们结婚时诗伯为她做的金丝绒旗袍，说是上面的盘花扣子坏了两个，要拿上街去找人重新做。
我当时也没注意：这件旗袍她平时都舍不得穿，还是新崭崭的，怎么会单单坏了那么结实的盘花扣子？我跟她到了李成家，和李成坐在堂屋里喝茶聊天，宁君把李成的妻子拉到房间里不知道叽里咕噜说些什么，过了好一阵才有说有笑地出来，拉着我离开李成家。我陪着她到街上转了一大圈，只见她大手大脚地掏出钱来，买白纱布，买棉花，买毛巾和肥皂，还买了二十个鸡蛋，称了两斤肉，一斤红糖……我这个糊涂虫，这时候还蒙在鼓里，直问她哪来的钱，她憋住笑说：“回家再告诉你。”
我一路都没想通钱的来源，直到回到家里，才猛然发现她拿出去的金丝绒旗袍没见着。我站在门口，瞪着她说：“你把旗袍卖了？”(https://www.daowen.com)
“是啊。”
“卖给谁了？”
她再也忍不住，笑着用手指头一戳我的鼻子尖：“李成他老婆！”
“什么……什么时候卖的？”
“你这个笨蛋，就刚才啊。我说我这件旗袍，是朋友专门从上海带给我的结婚礼物，花了二十块大洋，我只穿了两三回，后来怀了女儿，长胖了，现在更是穿不得了，你试试，要是合适，我就十块钱让给你。李成他老婆一试，嗨，就像是专为她做的，合适得很，人都增加了几分姿色，她高兴得在镜子面前照过来照过去，半天都不肯脱下来。再说了，这件旗袍是当年伯娘找了成都最好的裁缝做的，这做工，这面料，现在就是她拿出二十块大洋来也买不到。她二话没说，当下就拿出十元私房钱给我，把衣服留下了。”
宁君常在文艺圈里进出，一生喜欢打扮，这是她唯一的一件值钱的衣服，又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品，因为做得很合身，面料又很漂亮，穿起来别有一番风韵，不但她喜欢，连我也很喜欢。宁君怕我不愿意卖掉它，所以就来了个先斩后奏。事到如今，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好说，毕竟生孩子要紧，只好苦笑着说：“好好，你会想办法。”
原先估计宁君的预产期还有二十天左右，可是大年初一我们从街上回到乡下，半夜里宁君忽然喊肚子痛，我先以为她在李成家油荤吃多了，并不在意，后来她痛得大呼小叫，我才想到可能是提前发作，这才着起急来。原先设计的所有方案都被打乱了：诗伯不在身边，王妈请好的接生婆还在街上。我有些着慌，翻身从床上爬起来，好容易才到厨房的灶头上找到了火柴，点上了桐油灯。等我回到房间里，宁君已经痛得满头大汗，在床上翻来覆去，床板被她捶得咚咚作响，比上次生冰华的时候阵仗大多了。我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吓得六神无主，也顾不得正是大年初一，正准备出去请院子里的刘老太过来帮忙，忽然“咚”的一响——宁君生了，孩子落在床前的踏板上。我连忙去抱孩子，慌乱中又把油灯碰熄了，宁君在黑暗中急得直喊：“哎呀脐带跌断了，衣胞还没出来呢……”我早就听人说要是孩子的衣胞（胎盘）出不来，就可能危害产妇的生命，这下子连孩子也顾不得了，扑上去紧紧捏住脐带，宁君也用力地按着肚子往下运出气，这才把脐带连同衣胞挤下来了。
宁君已经筋疲力尽，倒在床上不断地呻吟，孩子在踏板上呱呱哭叫，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抓了个装菜的筲箕，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端着那筲箕走出房门，在屋檐下大声叫喊：“生了生了！！刘大娘快来帮帮忙啊！！”一阵寒风吹来，我这才想起孩子还光着身子，又赶快把筲箕端进房内，血糊糊地塞进宁君的被窝里。宁君摸着孩子，大声地叫了起来：“是个男娃，是个男娃！”这时，院子里的大娘大婶们都拥进屋来，有的去灶屋里烧水、煮蛋，有的忙着替产妇和婴儿清洁身体，还有的擦洗床上和踏板上的血污，更换毯子被套和衣物。一位大嫂给宁君端来一大碗红糖荷包蛋，说了很多恭维话，宁君把孩子偎在怀里，一边吃蛋一边感谢着大家，我依然手忙脚乱，向她们致谢。
天亮了，诗伯闻讯赶来了，她抱起孩子，这才发现后脑壳上有一个大包，这就是掉在床前的脚踏板上造成的，直到若干年后，这个包块才渐渐消去。
诗伯的亲戚朋友很多，听说她得了外孙，送来很多吃的穿的，宁君的奶水好，孩子也长得胖胖的。我忙着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父亲，请他为孙儿取一个名字。此时正值国共和谈，全国民主浪潮高涨，父亲很快地写来回信，除表示高兴外，还为孙儿取名“民涛”，诗伯和我们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