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华之死
国民党要准备打内战了，四川作为蒋介石的大后方和兵粮重地，又开始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诗伯亲自出马，发动一些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到各乡各场组织农会，很快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间发展了一百多名农会的会员。大家拿起扁担锄头甚至火药枪去到庄稼地里，一是防备敌人来家里抓壮丁，二是防备敌人来抢收已经成熟的粮食。这段时间，党组织派到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也多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脚下，抗丁抗粮搞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慌了，派出他的干将罗广文，亲自带队来清剿华蓥山的“共匪”。
我们虽然在黎梓卫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也有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宁君婶娘的哥哥、时任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的段公武。长期以来，四川是当地军阀和地方势力的领地，虽然国民党从1935年进川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在基层建立起自己牢固的势力，别看段公武这个区党部招牌扯得大，实际上只有他和他兄弟两个国民党员，平时根本就没人把他放在眼里，我们也不大把他当回事情。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兵来了，段公武兄弟俩出头立功的时候就到了，他们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的茶馆里居然订得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抖出了诗伯的“老底”，说她是老共产党，我和李成是新共产党。
罗广文的部队在华蓥山区转了一圈，没有抓到什么共产党，只好趁此机会把一些大地主、乡镇长抓来关起，说他们私藏枪支，通“匪”通共，逼得很多人卖田卖地，借高利贷送“包袱”，用钱去私了，那些拿不出钱的，只好闻风逃跑，直到清乡完毕才敢回乡。现在一听说黎梓卫查出了个老共产党，还带出两个新共产党，哪里肯放过，立马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直奔黎梓卫而来。
这段时间，我不去茶馆活动了，坐在李成的碉楼和他吹牛，同时观察动静，顺便听他二哥拉胡琴。李成他二哥，三十多岁的年纪，个子不高，面皮发黄，一不吃烟，二不喝酒，也不打牌，对任何人都是笑脸相迎，从不惹是生非，接人待物也很周到。他唯一的一点爱好，就是看川戏。闲暇时那些业余票友们在茶馆里打围鼓，一个个吼得脸红筋涨，他却是优哉游哉，在一边拉胡琴，虽然那胡琴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他自己却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大家给他起了外号，都叫他丑胡琴。罗广文的队伍来清乡，戏班子停了生意，票友们也不敢出来聚集，丑胡琴憋得受不了，这天下午，趁着我这个观众在场，他自告奋勇地又拉起胡琴来，正拉得起劲，有个人急匆匆地从街上跑来，对李成说：“不好了，有人密报你和那个姓林的是共产党，清乡的队伍已经到场口了，还不快走。”
丑胡琴正拉在兴头上，不肯罢手，一边拉琴一边对我们说：“不要紧，你们快躲进碉楼顶上，我来对付。”
我和李成刚刚退到楼上，碉楼就被包围了，十几个匪兵冲进来，哗啦啦地拉着枪栓在丑胡琴面前站成一排：“有个叫李成的和姓林的，来过你这里没有？”
丑胡琴知道我们已经上了碉楼，忙说：“来过来过，现在他们到河对面的天宝寨去了。”
这些匪兵撤了岗哨，提着枪一哄而出，直奔天宝寨而去。不一会儿，天黑尽了，我和李成从碉楼后面吊下来，沿着河沟到一个“好人团”的成员家里避难去了。
那一个连的兵跑步到了天宝寨脚下，天也黑了，眼看天宝寨修得壁垒森严，他们不敢贸然进寨，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抓共产党请功的好机会，只好悄悄把士兵们部署在寨子外面的阴沟里藏起来，准备埋伏到天亮再冲进去抓活的。谁知到了半夜，忽然雷电交加，暴雨从天而降，寨上的污水粪水顺着阴沟冲下来，躲在阴沟里的匪兵被冲得一身臭粪，个个像落汤鸡一般。好容易等到第二天清晨，个个憋着怨气冲进寨子，挨户挨家地清查，结果鬼也没有找到一个。匪兵气急败坏地又折回到黎梓卫来，找到告密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长段公武，带着他又去李成的碉楼里搜查，谁知道此时碉楼里也是空无一人，全都跑了。段公武被痛骂了一顿，最后不得不送了几十套乡丁穿的军装给匪兵，又大鱼大肉地请他们猛吃了一顿，还送了五百块大洋才算了事。
看来黎梓卫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同宁君带着冰华和民涛去到三十里外的魏家沟二姨妈家，不久敌人大兵压境，只好又带着民涛去了重庆。临走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带走乖乖冰华，只好哄着她说到街上去给她买糖吃。后来才知道：我们走后，敌人的搜捕更厉害了，二姨妈成天带着冰华东躲西藏，晚上也不敢回家。冰华这孩子在庄稼地里受了凉，发高烧，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只好偷偷地去到罗木匠的坟头上，抓了把泥土冲水给她喝。这个罗木匠，是岳父1932年在余家场成立地下苏维埃的时候，群众拥戴的苏维埃主席，为老百姓做过很多的好事，后来他被敌人杀害，百姓们传说他死后依然庇护着一方乡亲，就连坟上的泥土也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可是泥土没有能够治好冰华的病，孩子生生烧成了肺炎，最后死在了二姨妈怀里，临死前还在问她姨婆婆：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https://www.daowen.com)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已经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在国统区一面加强反内战、要民主的宣传，一面积极准备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大军的全面进攻。我将一年来在岳池的宣传组织群众及统战策反中上层人物的工作，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感到满意，要求我重返岳池，把工作继续做下去，还决定在条件成熟时解决李成的党籍问题，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我通知李成来接头，向他布置了三大任务。第一，要他给我制一张华蓥山区的地形图，包括交通要道、关口险隘，以及当年游击队活动范围、物资生产供给情况；第二，切实弄清楚当前河东七场的伪乡政保甲的武装数量，包括各种枪支弹药，新旧成色，分析敌我友力量对比，尤其是要弄清楚我们所能控制的力量；第三，还要继续地开展农运工作，通过农协会、生期会等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要设法抓住乡保武装，指派我们的基本群众，打入乡保部门和地主家里去背枪，一待时机成熟，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我们的武装力量。
最后，我让李成写一份自传，准备解决他的组织问题。
李成自从1932年与党失去联系后，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不得不四处流亡。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找党，却又因为白色恐怖，不敢乱碰，始终没有结果。现在终于通过我和党组织联系上了，他自然是欣喜若狂，当下表示只要是党的指示，就是再困难再危险的事，也决不后退。
1月后，我再到岳池见到诗伯和李成，他们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特别是在河东地区，通过“好人团”的串联活动，中上层人物中保持中立和靠拢我们的人更多了。但也有个别地区的乡政权掌握在顽固分子手里，成了我们的拦路虎。如黎梓卫乡长李荣，当过国民党别动队的指导员，还当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贵州息烽特别班的军事教官，他与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段公武、伪参议员卿某和一个坐地分肥的土匪头子，串通一起，狼狈为奸，在乡里无恶不作。另外，华蓥山脚下阳和乡的伪乡长王尧，30年代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死对头，他破坏我们的组织，杀害我们的同志，至今还顽固不化。不拔掉这两个钉子，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将遇到很大的障碍。
此时恰逢临溪乡与黎梓卫合并，要改选乡长。李成又刚好当过临溪乡的乡长，于是利用他的旧关系，同时动员起“好人团”的力量，我们四方奔走，上下游说，终于把那个特务乡长李荣赶走了，换一个接近我们的中心小学校长上台。至于阳合乡的乡长王尧，因长期独霸一方，势力很大，一时很难搬得动他，我们就先挖他的墙脚，先把他手下的几个保长拉过来，又把我们的人派去做民政干事和警卫班长，这样乡里一部分枪支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那位貌似凶猛的王尧，实际上被我们架空了。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先后三次往返于重庆和岳池之间，将下情上告，再将上情下达，担负起联络任务。我们扫清拦路虎，争取同盟军，发动群众，扩大队伍，这一切都为1948年的华蓥山区第三次大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就在这个时候，诗伯接到父亲从重庆寄来的信，信上只是说：“旧日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诗伯知道党组织在找她了，大喜过望，立即让我先走一步，她自己交代一下手边的工作，随后就到。
我回到魏家沟二姨妈家，知道了冰华的事情，抹着眼泪到小坟头上去为孩子添了把土，诗伯和二姨妈都安慰我，虽然知道纸最终包不住火，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时瞒着宁君，能瞒多久是多久。
这时正是1946年6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