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学运”
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一个名字，而且亲人们都要跟着改口。除了自己的本名林先礼之外，我在几十年的地下生涯中换过若干个名字，时间最长的有两个，一个是林一青，另外一个就是此时在重庆用过的、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林向北。
我改名为林向北，和妹夫陈作仪一起去找到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张子英，决定让我到新华日报社去工作，约好2月28日由陈作仪领我去报到。谁知道就在27日，国民党指派特务捣毁抄查了《新华日报》门市部，把报社的工作人员用枪押上飞机送回延安，前去接头的陈作仪正好撞上，被特务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走关押，我的工作又落空了。
不久，我在重庆小什字碰到刘弄潮。成都一别，又是两三年的时间，刘弄潮几经周折，现在已经是重庆市一中校长。听到父亲不久前病逝的消息，他很是惋惜，说像父亲这样一个实干苦干的好人，死得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一起感慨了一番，他很关心地问到我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现在需要找个工作，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明天到学校来，我来想办法。”
黄石山一家
第二天我去了一中，刘弄潮安排我到教务处做文书，并介绍教务主任与我认识。一见面我们双方都吃了一惊：教务主任居然是黄石山[3]。
刘弄潮社会活动多，学校教学活动和内部事务基本上是由黄石山负责。这个黄石山，湖南湘潭县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38年云阳的党组织恢复后，他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派遣到了云阳，我在县委任青年委员的时候，他正代理云阳县委书记，我们曾经在一起，把云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真是处处有故人啊。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当着刘弄潮的面也不说破，可是并不等于私下里不谈：毕竟在一起工作过，虽然现在没有组织联系，基本的了解和信任还是有的。老黄告诉我，前不久他在涪陵被捕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现在他手下的这些教师，又被一批兼有特务任务的三青团员所把持，学校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和家长都不满意。他估计我手上有组织关系，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找到党组织，并且介绍一批有真学问，能够独当一面，能取得学生信任的进步教师进来，以站稳脚跟，打开局面。(https://www.daowen.com)
陈作仪被特务们关押了五十多天，一口咬定是来替人订报纸的，因为没什么确切的证据，又被放出来。我将学校的情况告诉他，由他向自己的上级——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4]反映。这个彭咏梧，也是云阳人，家住离云安镇不远的红狮坝，也是1938年的党员，与陈作仪很早就在一起工作。作仪与老彭约了黄石山到观音岩义民医院见了面，然后经过研究，决定关于黄石山的组织关系暂时不提，介绍教员的事情倒可以积极考虑。在以后一段时期，我和陈作仪介绍了一大批进步教职员到市一中任教，他们大都是从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有的是民盟等进步团体的成员，而其中的汪国桢、屈清莹等人，就是共产党员。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没有在市一中教职工中建立党的组织，所有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连由省委青年组直接领导的学生青年核心小组（后改为六一社，新青社），也没有打通关系，只是因为陈作仪特别交代过汪国桢是上面转来关系的老同志，很有能力，我才转告黄石山，有事多同老汪商量。因为这层关系，黄石山起初打算请老汪做训育主任，但教育局硬要把一个姓刘的三青团骨干分子塞进来担当这个职务，刘弄潮和黄石山极力反对无效，只好让步，把进步教师陈祚璜安在训育处做学生的生活指导，把老汪改为教初中班的语文，后来又改为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这样不但有利于我们在学生中开展工作，校内校外的许多重大事情，作为骨干教师汪国桢也都能参与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黄石山或学生自治会去执行。
1947年春季开学前，陈作仪和我商量，决定在市中区的青年会大厅里举行一个学校教师与新闻记者见面会，一是为刘弄潮做宣传，二是给学校的三青团分子一个下马威。刘弄潮在会上谈了他的办学方针，声言要学习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用“新旧思想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办好市一中。接下来他介绍这批新聘任的教师，当听说他们大都来自北大、北师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名牌大学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张学孔、胡作霖[5]、陈以文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大公报》《新民报》的知名记者，他们都在显著版面上发了报道，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这样的场面对于那些只知道“效忠党国”的三青团分子，显然是个警告。当时的学校，每个周一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会上照例要宣读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同时部署一周的工作。刘弄潮多次在这样的“周会”上宣传他的办学主张：要把五四时期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到市一中来，还要绝对保障学生在校内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和探讨学问的自由。
到一中任教的这批进步教师，大多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也有真才实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汪国桢、屈清莹、易湘文等人，都是常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家诗人，黄石山的历史功底也很厚实，其他教授地理、化学、代数的老师，都很受学生的欢迎。当时的教师常常被当局拖欠工资，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是教师们都认真地备课讲课，从不马虎。在刘弄潮的大力倡导和教师们的推动下，学校的民主风气很浓，各种社团和壁报如雨后春笋，各自都有教师参与辅导。比较活跃的“晓原剧社”“白雪国乐团”等文艺社团，是董季泽、相子昭老师的阵地；“真与针”“积极”“透视”等壁报社，常常登载汪国桢的《杂感》，程嘉哲的《新阿Q传》。其他如歌咏、讲演、作文比赛、联欢会等活动，都有辅导老师。为了活跃思想，开阔眼界，刘弄潮还请了著名的进步学者，包括文学家艾芜，经济学家陈豹隐，漫画家汪子美等到学校做学术演讲。当然了，市一中的教师也有左中右之分。进步势力虽然占绝对优势，能左右校务、教务和一切活动，但并不拉小圈子，而是根据周恩来提倡的三勤（勤业务、勤学习、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汪国桢与黄石山、程嘉哲、陈祚璜等人，就搞了一个灰色调的“三支烟油店”，课余时间会集一些教师在校外一个茶馆里吃茶谈天，还规定到会者抽完三支烟就要作一首打油诗。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天南地北应有尽有，插科打诨雅俗不论，大家高兴而来，尽兴而去，既广交了朋友，又不会引起特务们的注意，一举数得。
1946年12月底发生在北平的美军强暴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引爆了1947年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进而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弄得国民党当局相当恐慌。对于刘弄潮提倡的这些做派，反动派当然也不高兴，但他当时有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少将教官的头衔，又有很好的上层关系，也把他奈何不得。到后来刘弄潮居然带头参加声势浩大的“抗暴”游行，整个市一中在他的带动下，不但成为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著名中学，而且在全市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中，成了不畏强暴、敢闯敢冲的学运先锋，国民党对此“忍无可忍”，终于采取了行动。1947年的5月，刘弄潮被迫离开重庆去香港，校长由黄石山代理。5月31日，黄石山从一个姓刘的训育主任处探得：警备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全市进行大逮捕（即后来著名的“六·一大逮捕”），一中的十五名师生已经上了黑名单，黄石山立即通知了名单上的汪国桢，然后又分别通知其他师生迅速转移。这一次除了学生阙雄飞当夜没有回到学校，教师胡作霖住在《新民报》没法通知因而被捕外，其余的都安然无恙。黄石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里，能以代校长身份顶住反动派压力，掩护革命师生，在民主学运中是立了一大功的。
当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一直都掌握在进步势力手中，学生领袖们能力很强，阙雄飞同学一被捕，学校马上组成了“六·一后援会”，联合全市大中学校，宣布无限期停课，当局有些着慌，通知黄石山和汪国桢参加由重庆市长张笃伦召开的师生代表谈判会。会前我们聚在一起，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当局内部的钩心斗角，加上社会舆论和学生游行罢课的强大压力，被捕师生是有可能释放的，但对敌人的狡猾也不能不作充分估计。果然，会上张笃伦恳求校方劝导学生复课，黄石山和汪国桢则表示只要放人，就去说服学生们复课，否则就由学生们将罢课进行到底。一番谈判下来，两个人心中有了底，回到学校后，和学生们一起做好了复课和继续罢课的两手准备，还筹备了迎接阙雄飞胜利归来的欢迎会。果然，6月13日复课，14日阙雄飞就被释放。可是同时被捕的老师胡作霖却被押进了渣滓洞，在重庆解放前夕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中英勇牺牲。
此事过后不久，学校放了暑假，一个名叫蔡天亲的人前来接任校长，奉当局之命“整顿市一中”。此人老奸巨猾，知道一中的师生很团结，做出一副很亲善的面孔，可是直到开学前夕，还迟迟不向教师发聘书。汪国桢和黄石山知道他的“心事”，就团结广大师生和他进行了一场“解聘”和“反解聘”的斗争，一面让进步学生出面和姓蔡的谈判，指名要求挽留优秀教师；另一方面让广大教师向他公开表示：只要解聘一人，全体教师都拒绝受聘。开学前几天，蔡天亲终于把全体教师的聘书交给了黄石山，只把汪国桢、程式嘉的聘书折了一角，要黄石山担保不出事情。蔡天亲解聘和分化教师的打算又落空了。
市一中的学运从“抗暴”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不久这个蔡天亲也因为查办不力被解职了。当局经过周密策划，派大特务杨寿康来当市一中校长。他纠集了一批职业特务，事先准备好了班底，一来就解聘了二十六位包括黄石山在内的所有进步教师。这家伙来势汹汹，看来若再用对付蔡天亲的那一套，必然会遭受巨大的牺牲。我们请示上级后，决定全面撤退。被解聘的教师们通过各种渠道，分别安排到有关学校和其他地方工作，我也由市一中转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
我在市一中没有抛头露面公开活动，主要是在教职员工中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把上级的意图通过汪国桢向黄石山传达，老黄也把他的一些想法和意见通过我向上级反映。当时重庆市一中能在全市学生运动中起先锋带头作用，是与这批进步教师积极参与和上级党的意图分不开的，也是与刘弄潮的教导和鼓舞分不开的，至今当年市一中的师生都很怀念他。前几年听说他在北京逝世，大家都感到很悲痛，后来他的夫人但凡来成渝两地，早先一中的师生们都要前去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