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开日出
父亲去世前，住在王园内东边的几间草房内，这里原是批杷山的一片荒地，因为四川军阀王陵基修了公馆，就改叫王园。王园是重庆全市的制高点，站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全市。园内古树多，也有一些亭阁和花草，在乌烟瘴气的重庆，也算是当时的游览胜地。过去王陵基住在那里时，戒备森严，闲杂人等，不敢闯进闯出，就是一般军警特务、地痞流氓，也不敢前往闹事，所以一直比较安全。父亲的小屋里虽然只有简陋的家具，可是除了他同柳青之外，还经常有不少逃避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同志来这里避难。
父亲去世不久，表叔陈于彤和饶孟文到王园来，算是看望我们一家，也和诗伯见面，他们俩依着父亲的称呼，都叫诗伯为“诗姐”，让诗伯既亲切又伤感。江油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曾经是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的饶孟文后来去了延安，现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陈于彤也已经是《新华日报》资料室的主任。诗伯见到陈于彤，向他汇报了一年来在岳池家乡的工作情况，陈于彤很有些感慨地说：“看来去年让你们由成都回到岳池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你们抢先一步，把工作做得很有起色，现在形势恶化了，这些基础工作就要派上用场，下一步如何搞，由饶孟文同志与你们具体商量。”
早在江油，诗伯就从我和父亲口中知道饶孟文的情况，现在更把他看成从中央来的领导。她从内衣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张我岳父廖玉璧的照片，向老饶讲起了这些年的遭遇。这张照片是1925年岳父从南京回来之后，在顺庆接转组织关系时摄的，也是我岳父唯一的遗物，这些年来，诗伯一直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着它。照片正面两边的题词是：勇敢奋斗，再勿怯弱；下端是：民国十四年摄于岳池；照片的背面写着岳父当年的誓言：革命意志，从此确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一洗从前梦想的爱的生活，怯弱意志，以我之身于人类社会，不复为一个人而牺牲矣。诗伯详细地向老饶讲述了华蓥山几次武装斗争的情况，说到我岳父牺牲后敌人对华蓥山区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员的大屠杀，说到当年车耀先派她去苏联学习，以及她在宜昌失掉了组织关系，后来一直都在找党……诗伯一边说一边哭，饶孟文拿着我岳父的照片，一边叹息一边听，就这样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第二天，饶孟文又来到王园，很高兴地告诉诗伯说：“诗姐，你和廖大哥过去的情况，组织上都有所了解，廖大哥牺牲后，组织上多次派人来找过你，都说你不知去向，后来又听到佩尧和于彤常常谈到你，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对党忠心耿耿。这些情况我都向组织做了汇报，决定正式恢复你的党籍。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组织上决定把你的两个儿女——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烈属学校读书，你赶快回岳池，把各方面的关系联系好，让亚彬也做好准备，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准备的飞机起身。”
当初我回重庆，宁君不见冰华，就和我闹了一场，怪我只知道工作工作，也不想想上面的局势有多严重，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情，她一定不会饶我。没想到诗伯这次下来，又是只身一人，宁君问起冰华，诗伯老是支支吾吾，不做正面回答。宁君起了疑心，又来追问我，我们看事情瞒不住了，只好对她说了实话。宁君一听，如雷轰顶，随即哭死哭活，跟我大闹了一场，骂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她说实话，简直是没良心……
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两个亲人，宁君的眼泪一直都没有干过，现在好容易听老饶说要她带着弟弟去延安读书，这才破涕为笑，继而手舞足蹈。我急了，连忙问那我呢？诗伯也连忙声明：“老饶啊，当年车耀先同志可是说过：如果上海那边走不通了，就让我从延安去苏联……”
饶孟文说：“你们俩都不能走。这几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非打不可了。重庆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华蓥山又离重庆这么近，重要得很，我们解放区还要派人来搞武装斗争呢，你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走？”老饶还特别对我说：“考虑到小林你已经暴露，会给你另外安排工作。”
临走时诗伯见老饶脸色不大好，特别嘱咐他注意身体，老饶却对诗伯说：“诗姐，你把廖大哥那张照片带在身上是很危险的，特别是上面的那些题词，要是被特务发现麻烦就大了，你是个老同志，应该知道这是不符合党的秘密原则的，为了安全起见，你考虑怎么样妥善处理吧。”
父亲去世后，一家人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里，饶孟文这一席话驱走了心中的愁云，说得大家眉开眼笑，短短十来天的时间，如此大悲大喜，都觉得来得有些突然。诗伯打算尽快回岳池去，带亚彬来重庆，准备同宁君去延安；而宁君此时，才从失去冰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禁不住心绪飞扬。她一直想念在孩子剧团的那段朝气勃勃的生活，现在打算见到那些在延安的老朋友们之后，怎么样再建立起一个孩子剧团来，一起再到解放战争前线做宣传工作。宁君生下来就像流浪儿一样东藏西躲，与家人离多聚少，少有儿女情长，再说了，对于我和孩子，她是很放心的，她坚信我和诗伯不但会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且还会很好地照顾儿子。只是在高兴之余，我和诗伯都有些心事。这些年来，我和宁君生死相依，一起度过了多少艰难岁月，现在她要离开我去延安，虽然这是天大的好事情，可是也让我心里多少有些惆怅。那个时候在党内，都知道喝了延河水就等于现在读了硕士和博士，身份境遇大不一样，抗战初期，我们曾经送了不少年轻人去延安，其中包括孟伉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好朋友刘祥纶，可是我自己为了工作，已经多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这样的机会尤其宝贵，可是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宁君和亚彬去，自己却又因为工作需要与之失之交臂，心里真不是滋味。宁君这一去，虽然不比诗伯当年去苏联那样前途莫测，可也是山高路远，我们小夫妻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面。
诗伯愁的是老饶要她处理掉随身带了多年的岳父的那张照片，这是岳父留给她唯一的纪念，她怎么舍得啊，但饶孟文的提醒也是言之有理，她不得不考虑。最后她想了一个办法，把照片表面和底面有字的纸板分开，然后分别放到稳妥的地方，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拿出来合在一起。这就比较安全了。直到1975年，诗伯去世十一年后，我们在岳池余家场找到当年的交通员魏银安，他从家里的饭桌底下抠下一个用油纸包得很严实的小包，然后打开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出现的，居然是三十多年前，诗伯交给他保存的岳父这张照片的底片！
至此，我岳父的这份宝贵的纪念照片，才算是完璧归赵。(https://www.daowen.com)
那次谈话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就公开化了。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正式揭开全面内战的序幕；同时在国统区大力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公开或秘密地逮捕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在重庆，他们制造了著名的“较场口事件”，还限制和没收《新华日报》，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门市部……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党中央的机关和一些负责人紧急撤离重庆，老饶也随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走了，因飞机很紧张，宁君和亚彬只好缓一缓，好在老饶说他最多十二月底就会回重庆，到时候再带上他们姐弟俩去延安，并安排部署诗伯下一步的工作。老饶还特别说明：“如果我一时回来不了，也会有人与你们联系的。”
可是我们一等再等，好几个月过去了，眼看已经到了新年过了，还不见老饶的影子。一天，终于盼来了表叔陈于彤，带来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饶孟文回延安后不久，就病逝了。
诗伯听了这些情况后，不住地叹息，说真是好人多难，好事多磨啊。
这次见到陈表叔之后，我们全家的组织关系就此交给了地方党组织，他则去了延安，在山西等地搞土改。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董必武同志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的主席，表叔随他任华北人民政府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主管政法部门的工作，表叔他也担任了政法委员会党组成员等职务，以后一直在中央政法系统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只是彼此之间还在互相挂念，打听对方的消息。1938年，我和老伴去北京看他，叙起往事，他非常感慨，还说你爸爸这个人啊，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我才写得出来。
同样的话，只有刘伯父说过。
1947年来到了。
八年的全民抗战，本来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国民资产，现在要打内战，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动用全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这样一来财政赤字占了支出的接近百分之七十。除了动员上海等地的印钞厂印制钞票外，甚至还要到美国和英国去印制钞票，1947年国民政府的总收入才十四万亿元法币，可是钞票却发行了三十万亿元，军费开支更高达一百万亿。恶性的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飞涨，1937年能够买一头牛的钱，到1947年就只能够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农民的负担则超过抗战前的四至五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二十倍，民生格外艰难。为此，中共中央向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在农村反对征兵征粮，在城市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同时还指出，既然蒋介石已全面发动内战，我们就奉陪到底，除了在前线坚决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外，还要在敌人的心脏开辟第二战场，发动武装起义，使蒋介石腹背受敌。
延安没有去成，我们在后方的工作却越来越紧张。陈于彤走后的第三天，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来了，他叫袁尊一，是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联络员，他带来了诗伯的组织关系，正式恢复诗伯的党籍，党龄从1928年入党时算起。
通过小袁，诗伯与王璞见了面，作为1948年华蓥山区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王璞要去包括华蓥山区在内的上川东一带清理组织，来找诗伯详细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谈了好几个下午，诗伯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王璞说：“我们起义的准备工作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20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这个姓刘的同志，就是刘石泉[2]。
刘石泉，云阳竹溪乡刘家坝人，也是1938年的党员，只不过当年我在云阳县委的时候，他才是区委委员。所以在以后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他一直说我是他的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