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拉广告
到王家坡保国民学校不久，学校就放了暑假。眼看风头已过，我又进城去，找到在《国民公报》当副经理的陶敬之，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你帮我找个饭碗。”
陶敬之虽然是重庆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万县，是万县“救国会”发起人之一，1936年我们曾经同在《万州日报》工作。他也是1938年入党的，现在他的秘密身份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实践社”的负责人。后来他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一一·二七大屠杀”时牺牲了。
陶敬之听说我要找工作，有些为难：“我这个副经理，只管得了找钱的营业部，管不了做文章的编辑部。安排你做什么啊？”
我想了想说：“那……帮你拉广告总可以吧？”
老陶知道我的文笔，一瞪眼睛说：“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我装着吊儿郎当地说：“没关系。当编辑我都当烦了，又费脑筋，责任又重，动不动就说我反对政府，上下都不讨好。拉广告，到处跑，又能找钱又能玩，多好。”
老陶笑着说：“我知道，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咱们要说清楚：拉多少广告得多少回扣，没有工资的哟。”
我说不要紧，只要找个住的地方就行。老陶说那好办，你明天上午到报社来，我给你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同宁君一道去民生路《国民公报》营业部，老陶是第一次见到宁君，又跟我开玩笑：“几年不见，我们小林就娶了这么漂亮的夫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气派哟！好好好，我在两路口康林路的宿舍给你们安排了一个房间，你们可以去住。”老陶带我们到营业部，交代给了主管广告这一摊工作的陈经理，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陈经理，这样与老陶的接触就少了，免得引起麻烦。
当时的《国民公报》，也算是家行业报，老板是重庆金融界的名人康心之，他的后台是以张群为首的国民党元老，张群本人就是《国民公报》董事会的董事；可他又有个女儿是共产党员，中共南方局通过这个关系，又在积极做康的工作。他本人出钱办报，不过是捞取点政治资本，增加其社会地位而已，在政治上谁也不得罪，既不要违背三民主义，也不要骂共产党，因此报社的工作人员，左、中、右都有，不过时局所致，以左、中占多数。我来报社工作，组织上早有交代，不过是暂时找个职业作掩护，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因此我们在报社内努力多交朋友，少谈政治，积极地为报社也为自己增加经济收入。
我们在康林路宿舍住下，宁君找了她远房的一个妹妹帮助带民涛做家务，开始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工作。
当时重庆的报业竞争很激烈，各家报社对于广告和推销都有比较优惠的规定，推销一份报纸，可得四折的回扣，那时报价每份每月是一点二元，若以百分之四十的回扣算，一份报纸每月可得回扣四角八分钱；广告的回扣也是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四十，金额越大得的钱也就越多，很是惹人眼馋，所以当时为报社拉广告，不但不要薪金，还要给报社有关人员“进贡”。我们没有拉过广告，就用笨办法：翻阅重庆所有报纸的广告版，找遍大街小巷所有的广告牌，抄下所有广告上的地址，每天吃了早饭就出发，从上半城走到下半城，从江北走到南岸，去游说订户拉广告。重庆是座出门就爬坡的山城，夏天又是出了名的炎热，我们走饿了，就在沿街的小摊儿上吃碗豆花咸菜饭，渴了，找哪家大妈要碗凉水喝。我们沿着那些店铺集中的街道一家一家地走，真是说不尽的好话求不完的情，请他们订一份报登一个广告。那些店家对这一套早就厌烦了，客气一点的就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请走别家吧。”不客气的则说：“别卖狗皮膏药了，我们既不订报也不登广告，没有时间和你们啰唆。”有的很不屑地说：“别说是你们了，就连《中央日报》我们都登了广告，生意还是不好，白花钱。”更有人连嘲带讽：“这年头，十家商店垮了八家，十个工厂垮了八个，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哪里还有钱登广告？除非你们找蒋委员长发个指示，下个命令，我们就照办。”甚至有一家拿出一堆《中央日报》来说：“这些都是上面硬派下来的，谁看啊？要说拿来擦屁股，又怕有字生痔（字）疮……”
如此这般地跑了几天，又累又饿又受气，没有拉到一个广告，只是有一家商店里的一位熟人见我们赖着不走，连同情带可怜订了两个月的日报，得了九角六分钱的回扣，气得宁君回家倒在床上，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我这个人倒有点犟脾气，我不相信重庆市有数十家广告社，有数百人拉广告搞发行，为什么他们能够搞到业务而我们就没有？他们能够赚钱我们就只能够吃“闭门羹”？肯定是没有找到窍门嘛。这样一想，第二天也不跑街了，到城里邹容路的和中音乐厅里，去找蒋林隐蒋二哥。
蒋二哥和诗伯沽了点什么亲戚，现在是和中音乐厅的副经理，又是重庆城里“红帮”天字号的大爷，交际广，办法多。我和宁君一坐下就诉苦，蒋二哥听了只是笑，点着我们的鼻子说：“你们两个啊，在这个世道上做事情，以为只凭那点子热情，就能干出点名堂？也太天真了嘛。不过也不要急，有句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帮你们想个办法，一定会柳暗花明。”
宁君听了一噘嘴：“想什么办法？除非改个门路，不干这个低声下气的倒霉行当。”
我却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说：“二哥你的板眼多，说出来我听听。”
蒋二哥说：“我手下的兄弟伙，各行各业的都有，光税务局的就不少，你想，要是他们到商店打个招呼，谁还敢不买账？你先参加我们的红帮，到时候，我跟兄弟伙打声招呼，对他们来说，这点小事不过举手之劳，你只要跟他们走一趟，包你满载而归。”
我一听有点犹豫，说：“不入红帮不行吗？”
“咳，入个红帮有什么关系？再说不是自己人，他们不肯卖力啊。”(https://www.daowen.com)
蒋二哥说得有道理，但是加入封建性质的帮派，我个人不敢做主，还需要同自己人商量，于是就告诉他，考虑一下再说。
回到报社，我把这情况告诉了陶敬之，老陶说：“蒋林隐这人我也认识，场面上是重庆城‘红帮’天字号的大爷，私下里却是我们‘民主实践社’的成员，我的朋友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兄弟伙。我看你加入他的红帮也没什么关系，多一层保护色，不是更便于工作吗？”
老陶领导的“民主实践社”，是党领导的一个进步的群众团体，其成员多是各阶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商界人士和公务员，我当然信得过。于是，我很快地就同蒋林隐的弟弟蒋廷藩一起加入了红帮，托蒋二哥的照应，当了个排行第三的“三爷”。
“红帮”的兄弟伙们经常在和中音乐厅吃茶跳舞，我和宁君也常去那里进出，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由于蒋二哥事先打了招呼，这些讲义气的朋友都很乐意帮忙，这样一来，我们果真“柳暗花明”了。每天清早起来，我们收集全市的报纸，专门寻找那些在其他报纸刊登了广告而没在我们《国民公报》刊登广告的，再把这些报纸带到和中音乐厅，找到兄弟伙中税务督查员，同他们一道找上门去，拉广告。说来也怪，不过几天工夫，所有的商家都换了面孔：有的立即同意以同等的版面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有的拿出新广告优先“照顾”我们，有的临时撤回别家报刊的广告转给我们，那些手头有些紧张的，也要照顾点小版面的广告，哪怕是少登几天也成。有的实在拿不出广告费，就订上一份一年半载的报纸。重庆城里的那些广告公司，当然也是我们的“主攻阵地”，从那里拿到不少业务，至于那些只做街面上广告牌大生意的，虽然一般不做报纸广告，可是他们的业务员门路多，我们也和税官一起找上门去，拉拉关系，碰上合适的，随便介绍过来。凡是帮了忙的，我们也不亏待人家，尤其是对陪同我们四处奔走的税官朋友，都能够从我们的回扣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分成，大家都有好处。就这样，我们每天出门虽不能说十拿九稳，一般都有收获。
有一天，我们和一个税务员一起，到民国路一家大五金商店，那位经理见了我们，很难为情地直是道歉，说：“对不起啊，前几天你们来拉广告，我不知道深浅，谢绝了，你们不要见气，今天给你们补起。你看，就按照我们在《中央日报》登的这个广告，再加上五行字的版面，在你们报上登十五天，怎么样？”
这就是说，他在我们报纸上花的钱，比在《中央日报》上花的钱还要多，我和宁君心里乐开了花，要请经理去进馆子吃饭，谁知道这位经理却说：“咳，应该我请才对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大家互相照应。”
后来我问税官朋友，这位经理为什么这么客气，税官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这顿饭值几个钱？这家做的是大买卖，图的是大头，他今天卖给你们这个面子，下月我起码要少收他一千元的税啊，你以为他真的是客气？”
原来如此。
重庆较场口的米亭子市民大楼，是全市最大的中药材市场，附近各县乃至全川各地的零售商，都要来这里采购。底层是市场，人来人往，拥挤不堪，二楼的四周虽然也都是批发市场，可中间拥有数十张桌子，供客户吃茶谈生意。我们不会放过这个阵地，每天都来这里坐上一阵，首先把目标集中在一些广告大户上，如“万金油”“八卦丹”“仁丹”“何济公”等，他们的广告版面大，时间长，出钱多，这样我们的回扣也多。当然，这些广告大户的业务员也很狡猾，他们是不会白送人情的，要想事情办成功，也一定要给予他们些好处，这些“好处”也从我们的回扣中出。不过只要抓到一两个大户，每月的零用开支和应酬费用，连同全家人的生活都有了着落。这里还有一位批发商，也是蒋二哥的兄弟伙，受过二哥的恩惠，听二哥说我们挣钱不容易，除了帮助拉广告外，还鼓动我们顺带也买卖些中成药，一切都由他代理。每次结账，我们总是赚的多，后来才知道，即使是亏了，他也不告诉我们，自己垫钱出来了结。
我们广告赚钱最多的时候，是五一、国庆、元旦、春节这样的节日特刊。节前我们以每个版面五十元包干的金额，向报社预定两个版面，然后拉上十来个客户，广告的实际收入起码在两百元以上，这样一来，两个版面最低要赚三到四百元。当然了，要想多挣钱，就要多动脑子想办法，在设计上玩点花样，让客户乐意掏钱。我们一改往常把广告分成若干小方块刊登的枯燥做法，有时候把“庆祝元旦”“庆祝国庆”写成中空的美术字，然后把广告内容填进字间的空白里；有时我干脆发挥自己做“打油诗”的特长，写上几行来宣传，记得有一则“八卦丹”的广告，我是这样写的：吃了八卦丹，嘴里香又甜，价钱很公道，人人都喜欢。从现在看来，这样的广告词未免有些“粗俗”，可在当时，因为新奇，又通俗上口，有的居然在市民之间流传开来，报纸和客户皆大欢喜。不过要在短短的十天半月里说动几十家客户做广告，拉满两个版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每到节日过后总要美美地睡上一觉，好好休息几天，精神才恢复得过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47年的秋季，我们已经拥有二百八十多家固定的报纸订户，每户订期半年到一年，就是说，从第三季度起，我们每月报纸的回扣收入固定在一百四十元左右，至于广告的回扣收入每月最低在两百元以上，到节日多的每月可达四百元，拿的都是白花花的不贬值的银圆。陈经理很羡慕地说：“你们一月的收入，要等于我这个经理月薪的三倍啊。”
我们一路顺风地做下去，很快就在广告界中有了点小名气，有的广告社慕名而来，许诺每月给八十元车马费，拉到广告后再加百分之二十回扣，要我们也“顺带”为他们拉点客户，我们怕把关系搞复杂了起纠纷，推辞了。加上我们报社里的人际关系也很好，见了谁都客客气气，即使知道谁是党员也不随意去接触，既不拉小圈子也没有对立面，还时不时给上司有点“好处”。报社既不付给我们工资，每月还因为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扩大了报纸的知名度，把我们当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对我们来说，收获还不仅仅是生活的安定和赚钱。1948年华蓥山武装起义前，我和宁君摇身一变成了药材商人，带着大批药品回到岳池，除了留下起义所需要的药品之外，还以卖药为名，多次去广安等地收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起义失败之后，一大批起义地区的游击战士和干部拥向重庆，在数万特务的追捕下，相当一部分无依无靠的同志是我们全家利用新旧社会关系安置的，我们在报社的收入则是安置这些同志的基本生活的保证。
【注释】
[1]陈作仪（1917—1949），原名陈厚培，云阳县沙坨乡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阳县鱼泉煤矿支部书记（后分别任特委委员、区委委员等职）。1944年底到重庆，参加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并筹备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参加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参与重庆社会大学的筹建工作，曾先后四次被捕。1948年5月因叛徒出卖再度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1950年2月，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2]刘石泉（1913—1949），原名刘世恒，云阳县竹溪乡刘家坝人。1938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小江区委委员。1941年后辗转于重庆、巴县、江北等地工作，于1945年夏经组织安排去重庆，先后担任党的合川金子乡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合川工委委员。1948年任上川东第七工委副书记、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第七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发动和领导了岳池伏龙起义。1948年12月在重庆被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牺牲。
[3]黄石山（1900—1997），又名黄润泉、黄周祜，湖南省湘潭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到云阳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6月，代理中共云阳县委书记，7月调任开县县委书记。1946年8月到重庆市一中任教务主任等职，在次年6月1日当局对市一中大逮捕中保护十三名师生安全转移。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育才学校等地任教。
[4]彭咏梧（1915—1948），原名彭庆邦，云阳县红狮坝彭家湾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省万师分支、党总支书记。1940年任云阳县委书记，次年调重庆市委任第一委员，负责组织宣传工作，1946年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宣传部长，领导重庆学运和《挺进报》。1947年10月担任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任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并到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兼任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政委。1948年元月率游击队在奉、巫交界地暗洞包突围时，为掩护同志壮烈牺牲。
[5]胡作霖（1917—1949），四川开县人，1938年入党，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任重庆《新民报》记者，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重庆渣滓洞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