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熟的鸭子飞了
这一带靠着丘陵，山边野生的杂树很多，每到冬下，乡下人就把这些杂木枝丫砍下来，锯成一尺长左右的柴棒，然后用竹条绑成一百斤左右一捆，赶场天就挑到场上来卖，不过四五分钱一斤，有一批柴商专门来收购，运到重庆去卖。场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可这里又没有其他生意可做，柴生意本钱不多、又不费事，我征得杨绍云的同意，找了一个他熟悉的柴商帮我代买、代运、代卖，就这样，我就以柴商的面目来往于重庆和明月场之间。不知不觉，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借卖柴的机会回重庆去汇报工作，见到小袁，向他汇报了在明月场工作的情况，第二天他就带回了王璞同志的意见。王璞同志对我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杨绍云的信任，站稳了脚跟的“战绩”很满意，还说现在我们的形势很好，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为全面的战略反攻，主要战场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进行了。王璞同志要我加紧做杨绍云的工作，叫他消除顾虑、坚定信心，按我们预定的方向努力，还让小袁带给我一些最近的《挺进报》，要我积极向杨绍云宣传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促使他快下决心。
几天后我回到明月场，发现杨绍云心事重重，有些闷闷不乐。一天下午，他约我到附近乡下去转转，过去他外出总要带一两个背枪的随从，可这次他一个也没带，和我到了场外一个路人歇脚的茅草六角亭子内坐下，开口就说：“你这次进城，会到曾大哥没有？”
我说：“会到了，他问你好，有很多话要我向你转告。”我把《挺进报》拿出来，一条一款地念给他听，其中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连连获胜和国民党高级军官被俘等消息，杨绍云听得很专心。接连好几天，他经常约我到场外去转田坎，问了很多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场战争究竟还要打多久？国民党军队大多是美式装备、人多粮足，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哪些战死，哪些被俘？共产党的军队对俘虏到底是什么政策，关监还是杀头？对那些过去同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仗，现在撒手不干了的人是否还要追究？对过去杀过共产党，现在有投诚表现的人如何对待？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开明士绅和恶霸地主？对过去在地方上有血债的人如何处理？对地主商人的财产如何处理……这些与他自己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本来曾霖大哥已经对他作了解释，但他还是不放心，希望我能更明白地向他说明。
我不厌其烦地跟他讲，跟他说，到后来干脆单刀直入：“曾霖大哥不是很明白地向你保证，你要是带起队伍参加起义，将来当的官比你这个营长要大得多吗？共产党历来是说话算话的，你对别人信不过，还信不过我和曾大哥？”
春节到了，这是乡里人走亲访友的季节，杨绍云家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管是有钱有势的士绅官吏还是贫穷老百姓，不管是有过交情的兄弟伙还是没有搭上边的跑滩人，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纷纷来到杨家送礼，光是腊膀就收了一百多个，其他吃的穿的用的都应有尽有。杨绍云叫我把送礼人的姓名和礼物都登记在册，说是按照礼尚往来的规矩，将来都要回礼的。不过对于那些普通的乡民，也不等什么将来了，吩咐下人当时就回赠一斤叶子烟或者是一瓶白酒，作为一方霸主，这些民规民俗他还是做得很到家的。
除夕这天，晚辈们和下人三叩九拜给杨绍云拜年，又是压岁钱又是放鞭炮，杨绍云心情很好。吃完团年饭，他把我叫到他房间内，茶几上摆了几盘瓜子和糖果，泡了一杯香茶，关起门要同我说些心里话。他说：“这几个月来，曾大哥和你向我说了很多，我认认真真地听了又听，想了又想，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是真心话，句句在理。我不是木头人，我也知道好歹，还要考虑我的后半生是不是？”
他喝了一口茶，一面剥着瓜子一面说：“这些天风声越来越紧，这样下去，国民党肯定要垮台，共产党肯定要得天下，但共产党得了天下能容得下我吗？我曾经是他们的死对头啊！后来看到国民党的一些将官，官比我大，罪恶也比我大，一旦被俘后，都得到宽大对待，起义后还在共产党部队里继续带兵打仗，我确实服了。再说你和曾大哥对我这样苦口婆心，我再也不能顽固不化，一错再错。”他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请你回去告诉曾大哥，请他放心，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决心已定：到时候我会按照他的意见行事，听他的！”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杨绍云打开房门，敞开喉咙叫用人端来香肠和腊肉，再拿出一瓶沪州大曲和两个杯子，倒上满满的两杯酒，一杯给我，一杯拿在自己手上，大声说：“来，干一杯。”然后一饮而尽。我虽然喝酒很不在行，却也一仰头，把酒干了。
他的江西老婆听见他在屋里大吼大嚷的，走进来说：“营长从来不喝酒，今天怎么这样高兴，破戒了？”
杨绍云说：“过年嘛，咋不高兴呢？”然后拍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他笑的是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而我是因为这个重要的任务，终于有了眉目。(https://www.daowen.com)
过了正月十五，我回到重庆，向小袁说了这个重大的收获，小袁也很高兴，马上转告了王璞和曾霖大哥，第二天就来跟我说：“上面说了，要继续稳住杨绍云的情绪，劝他利用各种机会，多接触周边那些信得过的实力派人物，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天我回到明月场，向杨绍云传达了上面的意见，接下来我们加紧策划，再一步一步地进行。清明节前后，他利用吃春酒的机会，请了好几桌与他交情深的头面人物，除了本乡本县的外，还有几个是各县联防办事处里的有关人员。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宴会，后来听杨绍云说，大家都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事情进一步有了眉目，我的言行更加谨慎，平时深居简出，不再轻易抛头露面，只是晚饭后同杨绍云出外散步时，交流一些情况和随后工作的打算。
布谷鸟叫了，秧田里绿了，1948年的春天又来到了，表面上江北的乡间一如既往，春暖花开，而整个川北地区一场迎接解放的大起义，却在这明媚的春光下秘密地进行。四月初十的晚上，我们一等再等，去县里开春季行政会议的杨绍云还没有回来，大家就径直睡下了。半夜里，忽然有人咚咚咚地把大门捶得震天响，大家翻身爬起来，看见扑进一个人来，哆哆嗦嗦话都说不清楚，追问了好久才知道：杨绍云在回家的半路上被人暗杀了！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杨绍云的尸首已经抬进了院子，霎时间杨家大院里哭声震天。我问了好半天，才弄清楚事情的全部过程。原来杨绍云这个人虽然在乡场上很小心，却不愿意让县里的那些大员们看出他内心的胆怯，再说了，光天化日地带着一大群荷枪实弹的保镖在县城里进出，也太张扬，所以每当他去县城开会，都让保镖们在城外的王家坡等候，他自己只身坐着滑竿进城前往，开完会再让滑竿送到王家坡，一起回来。可是今天他开完会坐着滑竿走到离王家坡不远的千块石这个地方时，突然枪声骤起，几个早已经暗藏在路边的人冲出来，将他打死在滑竿上。看来这是一场精心部署的谋杀。
策反工作进行得这么顺利，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连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呆了。等我恢复镇定之后，心里一个劲地骂那些打死杨绍云的混账王八蛋，一边还得缜密地考虑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我现在不能走，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我这个来历不明却很受杨绍云器重的人突然离开，一定会引起猜疑，而且还不一定走得了。再说了，杨绍云的死是怎么样一回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我还没有向上级请示怎么样去收拾残局，怎么能够一走了之。
杨绍云一死，他的那几个当惯了混世魔王的儿子就没有了抓拿，年轻的娄夫人从此没有了依靠，更是只知道哭。我以“义子”的身份，和他的家人一起担当起操办丧事的大任，设灵堂，办祭品，接待来往祭奠的宾客，一直到送葬出殡。丧事一办完，我和杨绍云身边的几个骨干商量，为了防止杨绍云的家属再次受害，也为了弄清楚他被害的真相和捉拿暗杀他的凶手，由我护送他的三个儿子和娄夫人，去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告状。
我回到重庆，向小袁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也感到很意外，说了一句：“乱弹琴！”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对其中的原因有了大致的猜测，只是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好对我明说而已。因为情况紧急，我们马上商量对策，认为现在杨绍云手下五个县的民团力量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可是一定要动员杨绍云的儿子马上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几十条枪留住，到起义的时候，这些枪怎么也能够武装起一支不小的队伍来。我觉得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立即去找正在重庆告状的杨家家属商量，谁知道就在此时，传来了杨绍云江北的老家被仇家抄抢的消息，他的万贯家产和所有的枪支都被抢劫一空，杨绍云昔日手下的那些保镖们见大树已倒，也都星散了。
我们的计划彻底落空了。
至于杨绍云是怎么样死的，至今各说不一，有的说是谋财害命，有的说是争权夺利，有的说是除暴安民，有的说是仇家暗杀。可是后来我听小袁、曾霖和刘石泉等人的分析，才知道很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为报一起私仇，以“除暴安良”的名义，把他暗杀了的。这次暗杀杨绍云的行动，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为没有能够拉住杨绍云手里五个县的民团力量，致使起义之后，我们的队伍不仅仅受到国民党正规部队内二警的剿杀，还受到地方民团的围攻，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是导致起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试想如果策反杨绍云真的成功，他跟着我们一起起义，到后来起义失败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曾霖大哥为我分析的第三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和自身安全，拿我去做了讨好敌人的见面礼。那时我自己的命运，就很难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