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二百一十四条生命
1948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我们三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华蓥山区武装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不得不仓促提前，从1948年8月10日曾霖大哥他们在广安代市打响第一枪开始，只进行了短短四十二天，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了。起义震惊了当时正在重庆开会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让华蓥山变成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产党此举在于利用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接应共产党的部队入川……那些上层人士都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情况，命令迅速扑灭。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统计，我们牺牲了四十五人，被捕后被送进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并最后牺牲的有七十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箅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不少是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亲人。
起义失败之后，领导同志迅速分散隐蔽，被打散的战士和基层的同志们纷纷退到重庆。敌人在城内部署了大量的特务，在大街小巷游荡，见谁不顺眼就跟踪，还兴了什么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特务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叫上叛徒，在任何地方搞突击搜查，甚至沿街抓人。重庆大大小小的看守所里，塞满了以各种荒唐理由被捕的人员，等待叛徒特务和当地的地头蛇来逐一指认，我们也经常被跟踪，怎么样甩掉这些“尾巴”，成了专门的“技巧”。
一天，宁君走到观音岩，发现后面又被“尾巴”盯上了。只要她走得慢，后面跟她的“尾巴”就慢，她走快了，那“尾巴”也快。她假装进百货店去买东西，“尾巴”就在对面街上的铺子前等着。到了七星岗，她快步从左边小路走进江苏同乡会会馆。宁君在这里面演过戏，很熟悉，闪身进了一个房间，躲在角落里往外偷看，那“尾巴”眼看自己的目标跟掉了，正在那里东张西望地着急，趁着那人一转身，宁君终于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原来是从山上下来的冯群生。
宁君连忙从屋里出来，喊了一声“冯胖娃”，有些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打招呼，我还以为是特务跟踪呢。”
像个叫花子的冯胖娃喘着气说：“哎呀我的个天，前几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低头抽个烟锅巴的工夫，你就不见了，害得我又找了三天，今天才终于把你找到了。你打扮得这样摩登，我敢在大街上认你？刘石泉有要紧的事情找你们，急得很呢。”
第二天，老刘早早在约定的茶馆里等我。我打破了秘密工作的纪律，把他带到歌乐山我们的临时住地，诗伯看见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些天她最担心的，就是老刘了。
老刘是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因为是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要犯，处境相当危险，我建议他像其他的离队同志一样，去外地躲一躲，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从山上撤退下来的数以百计同志的安全。这些退到重庆的同志，有的本来打算投靠亲友，但是很多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更多的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几个小钱的还可以到鸡毛店或者是江边小船上暂且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天气渐渐冷了，他们没钱吃饭、没衣御寒，万一再落到敌人手里，麻烦的事情就多了。老刘长叹一声：“自从今年4月份重庆市委的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后，我们先后有一百三十多个同志被捕，起义被迫提前，连王璞同志也在武胜牺牲了，我们可是被叛徒害苦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失散的同志们群龙无首，更可能出问题，你我要主动负起责任来，找到一个算一个，不要让他们去乱闯乱碰。”
老刘自从1945年就受南方局的派遣来到华蓥山区，起义前又是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的副政委，对起义的干部和战斗员都很熟悉，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我在重庆待的时间比他长，社会关系比他多，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九点钟，在指定的茶馆里见面，交流情况，确定任务，然后分手去忙各自的工作。
老刘找人，有时候还有点线索，更多的时候就和冯胖娃一样，就到大街上去碰。他心急火燎整天在城内城外跑来跑去，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每次碰头总是眉开眼笑的，说今天有收获。在这特务如麻的山城，我每天都在为他担心，不得不提醒他说：“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是特务捉拿的头头，这样到处抛头露面，很危险哦。”
老刘说：“那么多人举目无亲身无半文，他们整天在街上乱窜，那才危险呢。”
老刘很辛苦，我也不轻松。歌乐山离城里还有二十多里路，我每天早上六点起身，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城里，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歌乐山。老刘把找到的人交给我，我就得解决他们吃的、住的、穿的，还要给他们找工作掩护，保障他们的安全。那个时候，肯为我们这些危险分子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全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关系，开创新门路，到处说好话，求菩萨，不管是守门的，打杂的，担水的，卖菜的……只要是人干的活路都行。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联系到岳池、合川、武胜起义地区的撤退人员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亲自去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联系上的。
不久，我终于和上级联系上了，来人居然是和我在江油一起工作过的老黄黄友凡。下午我同宁君在市中心的米亭子银圆市场与老刘约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宁君说：“我今天发了薪水，走，请你们打牙祭。”于是我们到米亭子旁巷内的小馆子里，买了一份蒸牛肉、一份回锅肉、一盘胡豆、二两白酒，我和老刘就着胡豆下酒，喝得兴高采烈。
老刘喝了一口酒，有些摩拳擦掌地说：“现在大家的情绪有些急躁，不愿意在这里东躲西藏、偷偷摸摸地过日子，闹着回去与敌人大干一场。我已派了几个同志回岳池、合川等起义地区了解情况，把隐藏下来的人和枪支清理好，就等上面一句话了。”
我虽然也喝着酒，却没他那么激动，只是说：“既然已经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还是不要盲动为好。”
老刘想想，觉得也是。宁君叹了口气，说：“老刘，你这样整天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我们都为你担心。”
老刘把头上的博士帽取下，对宁君说：“你看，我头上又没有刻字，特务就是用X光也照不出我是个什么人，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告诉你吧，他就是照出来了也不怕，我有思想准备，正在练习坐老虎凳，哪怕垫上三匹砖，我也不会哼一声。这就是本事。”
老刘下面联系有一大批人需要妥善处理，他找组织，组织找他，心情都很迫切。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就分手了。(https://www.daowen.com)
次日，我和黄友凡在接头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的影子。按照地下时期秘密工作的原则：接头时间如果过了五分钟，就要立即撤退，并且马上改变自己的住处。可是对于老刘，我们压根就不会往坏处想，于是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再去，依然不见人，我们这才真的担心了：是不是出事了？！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那天我们在米亭子吃完饭分手后，老刘去了和平路一个同志家，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在他家里设下埋伏，老刘一去就被特务装进了“口袋”。
老刘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起义失败后，很多领导都隐蔽起来不再露面，诗伯也曾经让我为他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却为了大家的安危在重庆城里四处奔走。他的被捕，让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为他痛哭失声。我们七工委的小杜杜文举，撤下来后被安排在一个学校里隐蔽，老刘第二天就给小杜送去了几件学生装和一块旧表，说在学校就要像个学生的样子，要不然会出问题。还有一个年轻人，两月前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身上除了一件汗衣之外一无所有。老刘把唯一的一件棉滚衫给了他，晚上还把他的脚捂在自己的胸口上暖着。老刘被捕的消息传来，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都情愿代刘大汉去坐监、去死！”
老刘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除了坐老虎凳，敌人把他吊在房梁上打，他也没有吐露半点秘密，他被捕之后，与他有关联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后来我们收到老刘从渣滓洞送出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时刻准备着。
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一向乐观的老刘在监狱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迎接解放。他用指甲和铁皮在囚室的墙壁上刻下了监狱里发生的“大事记”，这样即使难友们全部都牺牲了，以后的人们也能够发现敌人的罪恶，同时还暗地里挖空墙壁准备越狱，不幸被敌人发现。1949年的11月27日，蒋介石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老刘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走上了刑场，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许多战友，至今都怀念着他。
刘石泉被捕后，给我留下一个大摊子：这么多的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宿，还要给他们找工作做掩护，一有风吹草动还得赶快转移——这些事情原来都是我和老刘一起承担的，现在全都落到了我一个人肩上，把我急得焦头烂额的。我和宁君还有诗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成天到处跑。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些从来都没有进过城、人生地不熟的乡下农民。好在他们虽然没文化，却有的是力气，什么活路都能干。
我在万县时候的好朋友吴昌文，此时也到了重庆，在城里夫子池艺术馆里当总务主任，当年把诗伯从万县监狱里营救出来的他大姐，正好也在重庆，与别人合作开了一个冰糕厂。八九月份，天气还燥热，正是卖冰糕的好时节，我马上安排了几个人去吴大姐的厂里，有的在车间里做冰糕，有的拿冰糕出来卖。冰糕箱是从厂里借来的，冰糕也是从厂里赊来的，卖完冰糕后才付钱。重庆是长江边上的第一座火炉，夏天是卖冰糕的旺季，可是天气一凉下来，冰厂停产，靠卖冰糕生活的人也失业了，就安排他们去卖报。我拉了几年的广告，在报界混得很熟，重庆城里著名的《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里，都有熟人，由我出面去接洽，卖了再付钱。城里遍地都是特务，听到谁的口音不对都要抓，郊区的防备相对要松一些，我们就把好多同志都安排到北碚、南温泉、巴县、马王场、土桥、蔡家场等乡下，他们就可以直接在农民地里买来一些菜，在小河沟里洗干净后，再挑到街上来卖。有再机灵一些且手头又相对宽裕的，买卖还可以做得大些，秋冬季节，正是水果成熟的时候，可以到临江门奇门河边的码头上的水果市场上，去批发由附近各县运来的橘子、广柑、梨子、柚子，或者是挑着担子，或者是在路边上摆个小摊儿，沿街叫卖。这些行当当然要辛苦些，但赚的钱也要多些，而且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不上税，不交费，天不收地不管的，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扔下就跑，我们把这叫作“自由职业”。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激浪冲击的江中之水，自古以来被视为水中的极品，临江居住的重庆人，多以吃扬子江中水为自豪，由此还产生了一个行当：挑水夫。当时重庆只有极少的地方有自来水，大多数居民还是吃的江水，从合川撤退下来的张大汉，有的是力气，又不怕吃苦，就到长江边上去担水卖。张大汉每天挑着一挑能装百来斤水的大桶，来到临江门，涉水走到江边荡起一大挑水，再一步一步登上二三百步石梯，再走一大段路，挑水到较场口去卖。因为这一段坡高路陡，路途太远，每天只能够上午一挑下午一挑，所以工钱也特别高——每挑水要卖上一块大洋。那个时候，我们发给同志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每天只有两角至五角钱，张大汉辛苦挣来的两块钱，可是个大数目。张大汉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一点钱，其他的都给了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同志们，解决了几个同志的生活。
除了这些农民同志之外，还有一些党和游击队的骨干，早已成为特务注意的重点，不能满街转，必须找一个可靠的职业或单位做掩护。好在他们大都年轻，有些文化和交际能力，我们就通过关系，把他们安排到年轻人成堆而且流动性又大的学校里去当学生。当时重庆的大学中学很多，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城里著名的大学，如重庆大学、省教育学院、勉仁学院、南泉新闻专科学院、东方人文学院……甚至诚善中学这样的中学，都有我们的同志。有一个最重要的去处，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军队大崩溃时四处招兵买马的机会，安插我们的人，既可掩护自己，还可以进行策反工作。我的妻弟廖亚彬带了几个人，打入杨森二十军七九师一个连里去当兵；冯胖娃被安排在一个师管区当文书；从武胜来的小王王香西，去了市中心的小什子派出所当文书；到后来还派了张平和等人打入了看守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武装，差点成了大事。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发生了情况需要转移，从合川下来的杜文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小杜起义时就是“扯红”了的，后来叛徒带着特务四处捉拿我们的人，他不得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沙坪坝东方人文学院当学生、石门黑房子隐蔽、二十四兵工厂当工人、诚善中学当校工、溉澜溪新兵部队医院当护士、交警队游干班当勤务员，甚至在两路口罗广文的三姨太办的肥皂厂里，给一个炊事员当过“儿子”，还到过渣滓洞的“干训班”当过勤务员……最后实在不能在重庆立足，才让他转移到涪陵。有几个同志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最后由我转移到我的家乡——万县云阳等偏远地区，才隐蔽下来。
冬天紧随而来，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钱成了个大问题。因为打内战，国统区的经济很萧条，市面上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以前很赚钱的拉广告不容易了，再说宁君也和税官老达混熟了，就由她一个人去做，我得去另外寻找门道。可是做什么呢？卖中成药吧，不赚钱；做买卖吧，物价一天几涨，用刚刚卖出的货款就买不回新货来，肯定赔本。我成天在城里东逛逛，西游游，终于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当时国民党为了强迫老百姓用他们发放的金圆券，禁止银圆流通，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发行的金圆券成了废纸，银圆非但禁而不止，反而成了保值存储的“硬通货”。别说是手里有些积蓄的达官贵人，就是一般的小职员，手里有几个钱的小老百姓，都纷纷急着把手里的法币换成银圆。城里较场口米亭子的银圆市场上，从清早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拥挤不通，热闹非凡，其中有资金雄厚的投机商，成千上万的买进卖出，操纵市场；也有不少小市民和无业游民，凑上十块八块的本钱，整天在市场里窜进窜出，逢低买进，有赚卖出，赚几个伙食零花钱。这行当不但可以赚钱，还因为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很能掩人耳目，是我们接头活动的好场所。于是我就把过去做广告挣的钱，连同手里的那点中成药卖了凑点钱，加入银圆贩子的行列。那时候人年轻，脑子灵活，没几天工夫，赚钱的诀窍就弄得一清二楚。装个舅子就要像个舅子，我每天拿着几块银圆叮叮当当地敲着，从人群的这头挤到那头，口里喊着“三年呢——闭眼”！意思是我手里拿着的是民国三年造的银圆，上面有袁世凯闭着眼睛的头像，这是当时最值钱的货色。运气好的时候，我一天也能赚上一两块银圆。分散在各地的联络员，也在这里和我碰头，向我汇报情况，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大都长话短说，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同志，我以每天五角的伙食费为标准，给两元以解燃眉之急。
银圆的“硬通”，对于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是个威胁，也是个讽刺，他们说米亭子是投机市场，要取缔，于是又为那些掩耳盗铃的宪兵警察增加了一项发财的门路。他们一边操纵着这个市场的银圆倒卖，一边又经常来“突击检查”，专门整像我这样小打小闹的银圆贩子，把人家手里的银圆收进腰包，然后再放人了事。为了逮住我们这样的小贩子，他们还想出些“怪招”。有一次，我正在和一个买主做一笔好交易，远远看见几个便衣警察手执敷满沥青的警棍，追赶着银圆贩子和看热闹的人过来了，我舍不得就要到手的钱，跑慢了一步，被那警察追上来，照着我就是一警棍，我一转身，那警棍打在我背上，一件还有几成新的白衬衫“哗啦”一声挂破了，沥青沾了我一背。那天米亭子四周，都布满了警察，我躲过了这边的又可能碰上那边的，而这衣服上的沥青就成了我倒卖银圆的“铁证”。好在这里人多，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边跑边把衬衫脱下来丢在地上，光着个脊梁跑到艺术馆老吴家里，老吴夫妇看我背上青一块黑一块的，还以为我挨了打。好几天过去了，一说起这件事情，我还在为那件几成新的白衬衣心疼，他们夫妇俩却为我当时的狼狈相大笑不止。
战士们下来时还是暑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天气一冷，大家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去缝制棉衣，我只好发动一些家在重庆的同志找亲友想办法借点旧的，在清华中学教书的汪国桢也在学生中发动募捐，加上我们在旧货摊子上买些便宜的旧货，总算解决了一批棉货，帮助同志们勉强度过了严寒。
这些同志一共二百一十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