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抢夺“生死牌”
我们在“志农部队”的营救工作积极进行的同时，诗伯和宁君又积极开辟了“第二战场”。
诗伯有个同乡亲戚，叫段成操，当年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成天跟在诗伯的屁股后头转，是她的绝对崇拜者。后来段成操到了重庆，与一个叫袁建之的人结了婚。这个袁建之现在是中国新闻社的社长，宁君攀着“段姨妈”的关系，叫袁建之“姨爹”，在他的新闻社做了一个挂名记者。
作为堂堂中国新闻社的社长，袁建之的社会关系很宽泛，在重庆行辕和党政军警方面有很多熟人，宁君同诗伯和我商量，能不能找他去试探一下门路。
诗伯想了想说：“我和你段姨妈的关系倒是没得说，可是你这个袁姨爹现在到底是什么面目，还不大清楚。这样吧，这事我亲自去找你段姨妈，先摸摸情况再说。”
可是我觉得这样危险的事情，诗伯不宜轻易地抛头露面，还是叫宁君去为好。
第二天，宁君就去了一趟袁家，回来红光满面的，说袁姨爹真是个聪明人，一听说要拿钱去买人，心里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现在好多人都要为自己留后路，他也得为自己想想啊，于是就漏了一句，说是路子倒是有一条——他以前就帮人用钱买过“犯人”，但现在形势这么紧张，行不行说不好，只能去试探一下再说。
我、诗伯、宁君和蒋仁风、卢光特聚在一起，做了个仔细的分析。目前蒋家王朝崩溃前夕，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的大人物准备跑台湾，次一点的准备跑成都，还有的小特务，哪里也去不了，就找门路搞钱，再说帮共产党买人，也算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因此这条路是有可能行得通的。但是，这是明确以共产党的身份出现，去与敌人面对面谈判，命运掌握在残忍的敌人手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眼看重庆就要解放了，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要是救人不成反而牺牲，这就……蒋老头坐不住了，在屋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个事情，要慎重考虑，要慎重考虑啊。”
诗伯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个救人的好机会，去，当然要去，但是你们不要去，我去。”
宁君马上反对：“伯娘，这件事情是我说起的，要去也是我去啊，你这么大的岁数了，教我两招就成，怎么能够亲自去出面？”
诗伯斩钉截铁地说：“亲自出面又怎么样？别说当年了，就是去年起义的时候，我也是亲自出面，说动了黎梓卫的赵文俊，和山团防的韩春祥，还有那个师长杨赛轩，把他设在岳池城里城门上的迫击炮都撤销了，这些不都是我亲自出面去做的吗？我这辈子，这样的事情经历得多了，就是出了什么危险，也能应付。再说我已年过半百，其他的事情做不了，就这样的事情是行家。”
宁君不服气，嚷嚷起来：“伯娘你也太小看我了，怎么说我也是个‘老地下’了嘛，眼看都要解放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还敢掀起什么大浪……”
诗伯生气了：“你懂什么？年纪轻轻的，光知道勇敢勇敢，勇敢就能办好事情？这是和敌人面对面地谈，半句话不对头，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眼看就要解放了，万一出个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你爸爸！”
诗伯眼睛一红，哽咽着把头扭到一边，大家都沉默了。蒋老头摆摆手说：“你们母女俩，都不要争这‘生死牌’了。依我看，我们现在已经暴露了宁君，陈大姐你树大招风，就不能再出面了，万一真的再出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凑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要不然就晚了。宁君你现在去告诉你那袁姨爹，让他去和那边的特务讲价钱。”(https://www.daowen.com)
袁建之倒是很积极，上午出去，下午就回话：“对方要十两金子一个人，我说了好半天才降为五两金子一个，要办趁早，你们赶快把钱交来。”
宁君听了一跌足：“天啦，一两黄金值六十多块银圆，五两黄金要三百多块呢，我们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啊！袁姨爹你得再去跟他们讲价钱，都什么时候了，还想……”
袁建之急得不得了：“你赶快去想办法，有多少拿多少来。”
周围的人都是穷朋友，好多人还靠着我们接济，时间又这么紧张，到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可是救人要紧啊，我们赶紧分头去找关系。诗伯去找她的隔房妹妹借了二十个银圆和一只金戒指，又去找她那个当官的叔伯弟弟借了五十个银圆。我到粮食局和盐务局，找到谢彬和吕迪两个有固定收入的同志，一听说这事，她们就把仅有的六十个银圆和一根金项链捐献出来，还打算去变卖值钱的衣服。宁君把唯一剩下的一件结婚纪念品——父亲当年为她打的那枚金戒指也拿出来了，说是马上就要解放了，什么都会有的；大家伙搜遍了全身，又翻箱倒柜，什么纸币啊铜圆啊——堆在桌子上乱七八糟一大堆，终于凑上了一百八十块银圆，外加几件首饰。
蒋老头把这些钱很郑重地交给宁君：“宁君啊，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你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有什么不测，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从现在开始，你得割断一切组织关系，我们会派人和你联系的。”
宁君一走，我们就赶快搬了家，这样她即使是出了事情，特务也找不到我们了。
宁君拿上这些钱，把这一百八十个银圆和首饰交给袁建之说：“先把我的两个亲戚买出来：一个是妹夫陈作仪，一个是表哥刘石泉。”
袁建之把宁君留在家里，自己拿上钱，买了一只火腿和一副麻将，给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送去。见了面，他二话不说，就把钱递上去，那法官却说：“不忙，要等事情落实了才交钱。”说着起身就出去了。
袁建之坐在那里等啊等，一等张法官不回来，二等那张法官还是不回来，袁建之虽然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此时此刻心里也不由得有些着慌。这是明目张胆地为共产党买“政治犯”，杀头的罪啊，那张法官去找的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合适，或者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钱丢了不说，他跑不脱，我这里也跑不脱。人家都说共产党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没想到现在自己也为共产党提上脑袋了。想来那些共产党成年累月这样提着脑袋过日子，他们是比我袁建之强。
那边袁建之在张法官家里着急，这边宁君在袁建之家里着急。袁建之怕的是把自己搭进去，而宁君想的哪怕是搭进了自己，也要把石泉和作仪救出来。眼看三更都过了，袁建之沉不住气了，站起来想走，张法官这才匆匆回来，喘着气说：“不行了，我托的人已逃离了重庆，往成都方向去了。要是早一点，说不定真有办法。”
也就在这天晚上——1949年11月27日的晚上，我和亚彬在三十粮秣库，听到了从渣滓洞监狱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响声：敌人大屠杀开始了。同志们在黎明前，被残酷的敌人全部杀害。这其中有我在一中教书时共过事的老师胡作霖，我的妹夫陈作仪，一直和我联系并传达指示的小袁袁尊一，我的同乡和战友刘石泉……
自从组织上发出营救战友的紧急指示，在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尽一切可能做了很多工作。可是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敌人慌忙逃跑，我们的营救计划全部落空，就连张平和他们画出的那张宝贵的地图，也没有能够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