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
我浑身犹如上足了发条，精蹦蹦地跳来跳去，突然有人来告诉我，说驻守在白市驿机场的解放军同志来电话，有人从渣滓洞白公馆逃出来了，要地下党的同志派人去接。
我一听这话，二话没说，转身冲出大门，正好看见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去就喊：“快！去白市驿机场！”
白市驿机场离市中区，足足有好几十里路，司机听说是去接应从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把车开得飞似的，很快就到了机场。机场上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解放军战士，我们的汽车在停机坪上兜着圈子，打听从渣滓洞监狱逃出来的人，一个战士说：“在指挥部等着呢，一个女同志，还带着个孩子。”
一个女同志，还带着个孩子，是从渣滓洞监狱跑出来的……我飞也似的在机场奔跑，闯进指挥部的办公室一看，一个大个子女人穿着一件旧棉袍，用一件军大衣搂着个睡熟了的孩子。见我进去，她一抬头，我们俩同时惊呆了：这个死里逃生的女人，她居然是我的云阳老乡，郭德贤[1]！
1938年，我在中共云阳县委担任青年委员的时候，郭德贤还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那个时候的我，二十来岁，青年才俊，朝气蓬勃，算得上县里众人瞩目的角色；而那个时候的郭德贤，聪明，漂亮，能干，活跃，个子又高，是女生中的积极分子。云阳女师的教务长是黄石山，是我们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和我一起工作，几次问我是不是喜欢郭德贤，他愿意做媒。他还说：“你要是看上了，可是要主动点啊，追她的人，成串成串的呢。”
云阳女师设在一个庙子里，女生的宿舍设在一座小楼上。因为与县男中只隔了一道墙，学校对女生看管得很严，不准男生进入，更不准女生晚上出去。可是郭德贤她们宿舍的四个人，都是“进步学生”，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就会想办法从二楼的窗户上用根绳子吊下来，再绕道学校后面的山坡，从一条小道进到一位男生的寝室，去听从延安传来的“中央文件”。那位男生姓曾，为了迎接郭德贤和她的三个好朋友，专门选了一间背对小道有“后门”的寝室，然后将床挡住门，床上挂上蚊帐，女生们拉开后门，捞起蚊帐就上床进屋，然后姓曾的男生就出去“放哨”。夏天，蚊子多，女生都坐在蚊帐里，听其他的男生读“文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呼噜声此起彼伏。念文件的男生气坏了，大喊一声：“我要出去屙尿！”说着捞起蚊帐就要从女生身上跨出后门去，把郭德贤几个吓得翻身爬起来，磕睡全没了。此时放哨的男生跑进来，说天都亮了，你们还不快走！几个女生又悄悄跑回宿舍去，只是辛辛苦苦跑来听的延安文件到底说的什么，一点都记不得了。
后来这个姓曾的男生，成了郭德贤的丈夫。
纸包不住火，这么一来二去的，事情很快就被主管女生宿舍的那位女老师发现了，好一顿训斥，还要记大过处分。女生们本来就恨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这么一来更是决心要收拾她。一天晚上听见她上楼的声音，几个人把满当当的尿桶从楼梯口推了下去，尿水泼了女老师一头一身，却又找不着肇事者。那女老师委屈啊，哭啊，哭完了就抹下手上的金戒指，吞金自杀。事情闹得满城皆知，很多人说女生们不懂事。我那个时候的公开身份，是《云阳日报》的记者，这样的新闻自然要去采访，何况事情涉及郭德贤呢。我听郭德贤说了事情的经过，大笔一挥写了篇报道，说是两个淘粪的在女师的粪坑边打架，旁边有人很奇怪，问他们打什么，他们说学校有个老师吞了金戒指又没有死成，屙在粪坑里了，谁捞上来归谁要。事后郭德贤觉得很奇怪：我没有对你这么说啊。我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忍不住好笑，心想你这个傻丫头，你们恶作剧，差点闹出了人命，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编了个笑话，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咋就不醒眼呢？郭德贤从我的笑声中听出了我的骄傲，自尊心受到了侵犯，从此说我吊儿郎当，不要我当她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我离开了，遇见了宁君，和郭德贤再没有见面。我走后不久，就听说她入党了，也离开了云阳，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大约是1949年初，她在成都被捕，和两个孩子一起被押到重庆，关进了渣滓洞旁边的白公馆监狱。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会在解放大军的炮声中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坐在椅子上的郭德贤见了我，愣了一下，立即放下孩子站起来，扑过来就抱着我失声痛哭，哭声惊醒了身边的孩子，也大哭起来。我擦着眼泪，连忙弯下腰去抱起孩子，心里闪过不详的兆头：“你不是带着两个孩子在牢里吗？还有一个呢？”(https://www.daowen.com)
郭德贤两手紧紧地抓着我说：“逃出来了，我们都逃出来了！小波被老周替我背着，他朝着山下跑，我背着小可朝着山上跑，我们跑散了。”
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郭德贤，往车上走去：“走，我们边走边说。”
郭德贤是和两个孩子一起关在白公馆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大的一个叫小波，四岁，手边这个小的叫小可，才两岁多。“一一·二七大屠杀”一开始，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敌人分别在两个地方一批一批地提犯人出去枪毙。郭德贤隔壁的一对夫妻被提出来了，妈妈怀里抱着男孩，父亲怀里抱着女孩，他们从郭德贤的牢房前走过的时候，郭德贤听那做父亲的对特务说：“你们就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特务们根本就不听他们说什么，推推攘攘地把这一家四口押下楼去了。重庆解放后郭德贤从万人坑里发现了他们一家人的遗体，那男孩和女孩的下半身都让卡宾枪的子弹给打没了。
那天从下午四点开始，到处都是枪声和口号声，郭德贤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心想看样子我们娘儿仁，今天是要死在一起了。屠杀进行到半夜，监狱里突然安静下来。郭德贤听见楼下有响动，不一会，有人上来了，是楼下狱室的一个姓周的同志。他用钥匙打开了郭德贤的牢门，进来就背上大的一个孩子小波，低声对她说：“快走！”
后来郭德贤才知道，趁着敌人把力量集中到渣滓洞监狱去对那边的同志们进行集体大屠杀的时候，楼下狱室的罗广斌他们做通了留守的一个小特务的工作，动员他交出了牢房的钥匙，很快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罗广斌嘱咐这个姓周的同志说：“楼上的牢房里，还有一个女同志，带着两个孩子。你去帮助他们一起出去。”
老周和郭德贤一人背着个孩子，一出大门就失散了。郭德贤背着两岁多的小可，拼命往山上跑去，突然听见敌人的哨兵在喊：什么人？站住！！哒哒哒……子弹打得她头上的树叶簌簌直掉。后来郭德贤才想起：老周曾经告诉她：只能够往山下跑，不能往山上跑，那样会让敌人的哨兵发现。可是一急，全忘了。
郭德贤背着小可拼命地跑，到天亮的时候，才在一个好心的农民老太婆家藏起来，两天过去了，老太婆告诉她，说是外面到处都是解放军。郭德贤连忙出来一问，才知道重庆已经解放了。
到现在郭德贤都还不知道，渣滓洞监狱离白市驿机场到底有多远。她只是奇怪，自己怎么会背着小可，一夜之间跑了这么远的路，居然跑到机场来了。她也不知道机场的解放军同志，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更没有料到，到机场来接她的，居然会是我。
看来敌人在解放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分兵两路实行屠杀，出了些漏洞，既然白公馆都跑了这么多人出来，渣滓洞监狱那边就未必没有脱险的同志。郭德贤带着个孩子都跑出来了，那么我的妹夫陈作仪呢？老刘刘石泉呢？小袁袁尊一呢？还有那天从茶馆和我分手后就被捕的老萧萧司令……我心里火急火燎的，催着司机使劲地踩着油门往回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