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妹夫陈作仪
我们全家人一边忙着接待，一边打听着亲人和同志们的消息。突然听见梅侠大声在喊：“诗伯！二哥！”
我和诗伯奔出一看，只见一个小老头，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衣，头发像一蓬乱草，颈上缠着一条血迹斑斑的破布条，怎么也看不出是谁。
那小老头一看我们，上来拉住诗伯的手就说：“你们认不出我了？我是老萧，萧钟鼎啊！”诗伯一听这名字，简直是喜出望外，拉住他的手就不放：“哎呀萧司令是你啊！你终于活着出来了，可把我们大家担心死了！！”
萧司令进了渣滓洞监狱，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也没有定罪，到后来居然让他当上了犯人中的管理员。可是他遇上了“一一·二七大屠杀”。敌人把犯人们锁在牢房里，然后用美式卡宾枪扫射。第一轮扫射过后，老萧躲过了，旁边还有一个人，也活着，看看特务已经过去了，就悄悄对老萧说：嗨，伙计，有没有香烟？老萧心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老兄还在想抽烟？话还没有说出口，已经走过的特务听见有说话的声音，回过头来“哒哒哒”朝着床底下又是一梭子，那个想抽烟的人被打死了。老萧等特务过了，从床底下爬出来，弓着腰飞快跑到门背后的死角里，拉了个死人挡在自己前面，顺势在脸上抹了一把血，糊了自己一脸。不一会，“哗啦”一声门打开了，一个特务进来，不管死没死的人，挨个都要补上一枪。那补枪的家伙在屋里乱打一气，都要出门了，一看门后还站有两个人，“哒哒”一梭子打过去，子弹擦着老萧的脖子飞过，鲜血哗地涌出来，他一动都没动。敌人杀完了人，倒锁上牢门，浇上汽油放了一把火，然后去到对面的院子里集合，准备到不远的白公馆监狱去杀人。萧司令和一些活着的人，就是趁着这机会撞开牢门，从已经坍塌的院墙缺口跑了出来。熊熊的火光照映出他们的身影，立即招来敌人机枪的阻击，一路上不断有人在他的身边倒下，萧司令逃进了歌乐山，在树林里躲了整整三天三夜，到后来听过路的农民说重庆已经解放了，才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进城里，找到了联络处。
梅侠小心翼翼地问：“你知不知道有个叫陈作仪的？”
老萧说知道啊，他已经牺牲了。
到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关注的几个人已经有了下落：刘石泉、袁尊一、胡作霖，还有梅侠的丈夫陈作仪，都已经在大屠杀中牺牲。刘石泉是被敌人押出去枪毙的，胡作霖和陈作仪一起被关在第五牢室，枪声一响，胡作霖突然挺起身来，双手紧紧抓住牢门，用自己宽阔的胸膛去堵住敌人的枪口。作仪在敌人扫射的时候，也躲在门背后，本来没有受伤，可是在逃跑的时候被敌人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跑不掉了，就叫旁边的同志快跑，自己居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我的脚啊？有本事你们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作仪是我的同乡，年龄和我差不多，入党的时间也差不多。因为家里太穷，他八岁就到街上的面馆做小跑堂，十三岁到煤矿去挖煤，因为一个好朋友挖煤受了伤矿主不管，作仪一气之下烧掉了矿主的库房，随后带着好朋友逃跑，之后认识了两个地下党员，从此参加革命。作仪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人很聪明，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过两年的时间，能独立阅读一般文章，学会查字典、珠算和写字，这为他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变换过很多身份，不单单当工人，还当过记账员、经理、小学教师、事务主任及医院的总务长等。作仪这个人，吃得苦，也很干练，多次被敌人追捕，也多次逃脱。刚刚入党不久，他在矿上为工人们办识字班，订共产党的报纸，还阻挡当局在工人中间拉壮丁，被抓去关在小学校里。当时云阳的县委书记彭永梧，马上组织了一个营救小组，借送饭的机会与他商定了越狱计划。那天晚上下大雨，老彭和外面的营救小组一起动手，把牢房的墙脚挖了个洞，几个人把作仪从洞里拽了出来，冒着大雨跑到河边上，跳上一条早已经准备好的小船，转移到另外一个区。
转移了的陈作仪，依然在忙碌，联合议员反对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青团建立区党部。上面一查：原来是那个上次逃跑的陈作仪在作怪啊，又来逮他。他跑到一个工人家里，说后面有人追我，怎么办？那工人一看：敌人挨家挨户在搜，真的很危险，突然想到新娶的儿媳妇回娘家了，急忙把他推进新房里，然后一把锁把门锁上。搜查的兵进来了，一看那门是锁上的，门上还贴着大红的喜字，又听说新媳妇回娘家了，只好作罢——因为当地的风俗，新娘子的房间是不能随便进去的。(https://www.daowen.com)
陈作仪是1944年到重庆的，公开职务是在一所小学任事务主任，后来又被指派筹办了社会大学。社会大学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由支持共产党的教育家出面办起来的，讲课的都是些倾向共产党的著名教授和演讲家，学生们可以半工半读，读书食宿几乎不要钱，相当于一所在国统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陈作仪日夜辛劳，既是参与筹办的核心分子，又是积极发动进步社会青年进入社大学习的活动分子，还是社会大学的优秀学生。就在这里，他与我的妹妹梅侠认识了，1946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以梅侠男友的身份来帮忙。
上次在《新华日报》被捕之后，陈作仪趁着敌人不注意时吞下了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密件，一口咬定自己是替一个云阳的老乡来订报纸的。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敌人不可能到三百多公里之外的云阳县去查证，更加上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两个月后，他就被释放出来——这一次被捕总算是又逃脱了。作仪出狱之后，有的同志劝他暂时离开重庆避一下，他说：“没关系，他们抓不到我什么把柄。”又和我一起在重庆搞学生运动，还负责我们与他的老上级老彭联系——此时的老彭已经是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和宣传部长，也负责学运工作。到了1947年的冬天，作仪协助老彭携带医药用品和武器，返回云阳，参加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重庆，在红十字医院担任总务长职位，掩护下来。1948年5月，医院接到上级部门一个电话，说是因为一批药品的事情，请负责总务的陈作仪先生去开会，作仪在会议室被特务逮捕。医院的一个工人冒着危险找到梅侠教书的学校，告知了这个消息，梅侠马上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学校，躲了起来。后来才知道，作仪被关进了重庆歌乐山上的渣滓洞监狱。
这一次，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可是最终，作仪他再也没有出来。
现在梅侠坐在脱险同志联络处登记的桌子面前，盼啊盼啊，就盼着眼前突然出现她的丈夫陈作仪，可是最终得到的却是作仪牺牲的消息。
重庆解放几天后，我们大家陪着梅侠，她背着她那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儿子，去渣滓洞监狱寻找作仪的遗体。在作仪住过的牢房门口，一群人帮着她辨认。据同室的难友回忆，当时牢房的前门、后窗遭到两次机枪扫射，作仪并未中弹，特务开门进来补枪时，射伤了他的腿，他已无力逃跑，还叫身旁未负伤的难友“快跑，我掩护”，说罢挣扎着站起对刽子手喊道：“不准打脚，你打我头好了！”接着高呼：“共产党万岁！”特务往他身上打了一梭子弹，他顿时死在血泊中。
可是现在，摆在梅侠面前的，只是一些烧得焦煳的躯体，几个脱险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就在这个地方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这一具，就是你的作仪……”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来长的焦煳煳的东西。作仪他一个英气勃勃的男子汉，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场浇上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
梅侠泣不成声，她的背上那十一个月大的儿子，喊出了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