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家的人文情怀
祖国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其显著特点是强调医乃仁术、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其鲜明标志就是贯穿始终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医家仁爱救人、淡泊名利、治学精勤、医风严谨，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不贪财色、不分贵贱、不畏艰苦、诚信不欺、淳朴自重，体现出优秀的道德品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谦和恭谨，体现出儒雅的礼仪风貌……这就是经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感染积淀凝聚而成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作为一个博爱仁义的民族，我国古代众多医术高明的医家无不心系黎民、志存高远、以医济世、德艺双馨，他们谨慎认真、仁恕博爱，不为名利、不计得失，始终将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请看，古有神农尝百草泽被天下百姓，黄帝坐明堂论道医理，岐伯述内经开创中医，扁鹊仁心妙手普济苍生，华佗奔走民间解民疾苦，张仲景救贫贱之厄坐堂行医，董奉庐山行医铸就杏林佳话，苏耽救黎民橘井泉香，壶翁游医天下悬壶济世，孙思邈德术并举大医精诚，王叔和不尚空谈躬行实践，钱乙“一心为了孩子”，庞安时为医“不致于利”，曾世荣仁心仁术救患儿，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呕心沥血，叶天士求医理四处拜师……医学前辈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正是医学本质的人格化表征。
为了探索医学，研究药学，寻找到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物，神农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遍尝百草，就此拉开了中药学的序幕，翻开了华夏文明光芒万丈的篇章。在日尝百草的过程中，他却不幸中断肠草之毒而牺牲了自己。他的这种为人类献身的伟大精神，闪耀出熠熠的人文光芒。他的这种品德，这种道德操守，正是医德的最高境界——胸怀大爱，情系患者，济世救人，奉献一切。
黄帝心系黎民百姓的安危，仿效神农尝百草，多次中毒。为了探索生命科学的奥秘，揭开生命的密码，更好地为民疗疾，保部族平安，他博览群书，遇到不解之处，就向各位医者请教，坐在明堂里与大家一起探讨医理。他与岐伯等医药大师的对话被编撰成一部医学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由此创造了中医学，造福于华夏民众。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的“岐黄之学”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岐伯于黄帝而言亦师亦臣，辅佐黄帝成就千秋大业。黄帝问，岐伯答，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去诸物，近取诸身，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最为动人的篇章。随着《黄帝内经》的横空出世，祖国医学就此翻开了灿烂辉煌的一页，华夏文明也由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橘井泉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神话故事。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苏耽自小便有为天下人荡涤邪恶、弘扬正气的雄心壮志，一心一意学习医学知识。他一生孝敬母亲，即使知道自己不久将成道升仙，也不放心母亲的日后生活，牵挂乡里百姓的健康与平安，叮嘱母亲治病救人的方法，普度众生。苏耽的那份孝心，那颗爱民之心，正是从医者所应具备的一颗大爱之心——医者仁心。
悬壶济世是颂誉医者救人于病痛的一个词语。壶翁云游天下，以医技普济众生，哪儿有瘟疫出现，哪儿就有他的身影。他白天以药治病，晚上钻入壶中用自己的心血研制新药，用医者之爱去造福四方。这虽然只是一则神话传说，却为行医者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后来，民间医生为了纪念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壶翁，就在药铺门口挂一个药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于是，医者仁心，以医技普济众生，便有了悬壶济世之说。
扁鹊傲立于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脚穿草鞋，身背药箱，跋山涉水，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誉播古今。他的一生，敬畏生命，仁术济世，周游列国，普救众生。他不仅具有高超的诊断、治疗技术，还拥有高尚的医德情操。他舍荣华，弃富贵，顶烈日，冒严寒，披荆斩棘，广游民间，为千千万万个病者解除疾苦，充分体现了他仁爱至诚、普济苍生的高尚医德。
华佗一生追求真理、敬畏生命。他淡泊名利、不畏权贵，心中装着黎民百姓，行医各地，声誉颇著，充分反映出一代良医的高风亮节。他一生致力于医药学事业，为减轻患者的痛苦，勇于创新，发明了麻沸散；为提高人们的健身意识和防病意识，发明了五禽戏，带领人们走向健康锻炼的养生之道。他在临死之前，还不忘将自己毕生的诊病经验流传给后世以造福后人。他拥有一颗“医者父母心”，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医德典范。千百年来，神医华佗的美名，犹如不息的溪流，永远流淌在人们的心田。(https://www.daowen.com)
张仲景作为东汉末年的长沙太守，为了方便群众就医，他勇于冲破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在长沙府公堂上为民疗疾，首开中医坐堂行医的先河，这是其他官员难以做到的，充分体现了他心系患者、一心为民、视治疗百姓病痛为己任的良医风范。凭着一部《伤寒杂病论》济世救人，“道经千载更光辉”，使其成为一代医圣。
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财，只要求重病愈者在山林中种杏五棵，轻病愈者在山林中种杏三棵。数年之后，有杏树万株，郁然成林。董奉去世后，人们为了感谢他的德行，在他行医的山上盖了一座董奉祠，将其奉祀为医神，并把“杏林春暖”的匾额镶嵌于祠堂的门额上。从此，许多中药店都挂上了“杏林春暖”的匾额，以至于“杏林”一词逐渐成了中医药行业的代名词。
脉学先驱王叔和所处的时代，正是玄学兴起、宗教势力发展、唯心主义思潮泛滥之时，但他官任太医令，朝夕同士大夫们相处，而不染玄学色彩，崇尚实践，不泛泛空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诊疗风格，整理了千古奇书《伤寒杂病论》，撰写了传世佳作《脉经》，在中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脉经》的序中说，诊脉是很难掌握的，“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必须认真学习、体会各种脉象，将脉学知识灵活准确地运用到临床实践之中，切不可纸上谈兵，而要长期练习、求证，直至真正掌握，这样方可正确诊治病患，不误人性命。王叔和情系患者，志存高远，他的这些研学之风和为医之道，为医者做出了榜样，值得后世学习和效仿。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不仅有高超的医术，在治学方面给后人不少启发，还集我国古代优秀医德思想之大成，全面地阐述了祖国医学医德思想和行为规范的理论，提出了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具备的行为标准，要懂得“仁义之心”“有慈悲之德”，具有济世活人的使命感。他不但在《千金要方》中详细论述了作为一个医生所必须具有的医疗态度和医学品德，还在医疗实践中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医生要把患者的疾苦看成自己的疾苦，对患者要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爱护心，要“大医精诚”，德艺双馨。他的精湛医术和崇高医德，成为后世医家学习的榜样。
北宋钱乙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饱蘸心血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成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时光的流逝中，他书中所论述的部分理论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但是他“一心为了孩子”的信念却永远流传了下来，流传在医生们的职业操守里，流传在孩子们健康快乐的笑脸中。
北宋医王庞安时，心地善良，为人真诚，体恤病患，虚怀若谷。他视金钱如粪土，以慈父般的情怀，悉心呵护患者。患者痊愈后，家属拿了金帛来感谢他，但他只收少量的药费，对于家境贫寒者更是不收分文。他处处为患者着想，行医不谋私利，千方百计去减少患者的负担，坚持为医“不致于利”的原则，深得黎民百姓的信任与爱戴。
元代著名儿科医家曾世荣一经学医，便将其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敬业乐道，精勤不倦，用毕生的精力来钻研医术，全心全意为广大患儿解除病痛。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行医过程中一心想着患儿，不分贵贱贫富，全都一视同仁。他善于总结经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知识，写出了《活幼心书》和《活幼口议》两部专著，为我国中医儿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活幼心书》中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这番话语，充分体现出他的高尚医德。
药圣李时珍几十年如一日，跋山涉水，寻访草药，整理资料，编撰医书，呕心沥血三十年，才最终完成《本草纲目》这一举世闻名的科学巨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没有爱民护民的大爱之心、远大的理想目标和非凡的毅力，是不可能成就如此伟业的。他留给我们的何止是一本医药巨著，更有他的光辉思想与伟大实践。他在编撰药学巨著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医道的宣扬，他说：“医道，是用来维护生命的，而用之于社会则可以济世，所以医道实乃仁术。”
清代著名医学家叶天士为求医理四处拜师，十多年间，他竟然拜师17位，从不同师门继承了诊疗疾病的各种技法，将其融会贯通。他虚怀若谷、谦逊向贤、孜孜以求、学无止境的品格，永远是后世习医者的光辉典范。他倡导医者要有利民济世之心，不断提高医德修养和医疗技术，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他说：医者必须恪守医德，这是业医之本，有了利民济世的思想，才能自强不息，勤奋进取，使医疗技术日臻高明。
中医学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在当前医学界人文精神淡化、“技术主义”和“利益主义”泛滥、医患关系紧张的形势下，探讨中医学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弘扬古代医家的人文情怀，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医名家的学术思想、价值取向和人文风范，促进我们本身对人文精神的学习和提高，使人文精神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扬，对当前的医学模式改变、医患沟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都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