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自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西北城镇研究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河西州县城作为西北城镇的重要部分，许多学者已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诸多成就。以下就唐代河西州县城及与城防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顾。
（一）有关唐代河西州县城的总论性研究
1.历史地理方面对城市发展的研究和城址的考证。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有杜瑜和杨平林，其中杜瑜《汉唐河西城市初探》[2]一文探讨了汉唐河西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城址的选择以及河西城市的盛衰及其原因等，认为河西城市的发展，除了受地理因素影响外，更多的是人文因素在起作用，主要包括政治、军事、交通和人口等诸方面。杨平林《历史时期河西地区城市地理初探》[3]论述了春秋战国至今各个时期河西的城市。认为隋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兴旺，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基础。张掖、武威、敦煌的繁荣达到了其各自历史的顶峰。同时认为自汉到唐河西城市数量渐少，沿河流、交通沿线呈串珠状分布，水资源、政治形势、生产方式、交通等影响着河西城市的兴衰。
对城址的考证主要是李并成先生，他结合详实的史料，经过反复实地考察，对河西走廊的古城作了大量的考证，在这一地区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贡献突出，成果最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4]《瓜沙史地研究》[5]等论著，《甘肃境内遗存的古城址》[6]等文，考证了许多河西走廊古城镇的地理位置。其中《唐代河西戍所城址考》[7]一文，经多次实地考察，并将文献资料与当地考古材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考证了唐代河西所设的武安、明威、祁连、白山、合河等五戍，以及瓜沙二州的清泉、盐池、樊石、大水、西子亭、紫金、碱泉、广明、乌山、双泉、冷泉、第五等戍中前七戍的城址。
此外，在历史环境与城市变化的关系问题上，有程鸿毅、王乃昂《河西地区沙漠古城及其环境指示意义》[8]一文对河西古城的分布、形制规格特征及其废弃的气候背景和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河西大量的沙漠古城的兴衰是在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背景下发生的，在古城废弃的时间上具有较大的一致性。
2.开发史方面的城镇发展经验研究。焦书乾《西北民族地区古代城镇发展的几个问题》[9]中认为，唐代是河西等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唐王朝积极经营西北边疆，大大加强了同西北各族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及城镇的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由于降水量小，气候干旱，城镇主要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和黄河上游谷地及其它河流沿岸分布，原因是这里有充足的水源。城镇产生和发展的机制主要是政治军事的，因而其职能性质一般来说比较简单，多为行政军事方面的。李清凌《西北经济史》[10]第四章第五节“唐代西北地区的商业”中认为，唐代西北的市政管理良好，加上多民族聚居而物产丰盈，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凉（今甘肃武威）、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沙（今甘肃敦煌）等州城为著名的古代国际性市场，内地、西方及当地各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流都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齐陈骏主编的《西北通史》（第二卷）[11]第八章第三节“唐朝前期西北经济的发展”中认为，唐代河西等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密切相关。田澍主编的《西北开发史研究》[12]第五章第一节第四部分“唐代西北城镇中的坊制及繁荣”中认为，唐代前期城镇的发展极为成熟，与都城长安一样，西北的城镇内也出现了坊的建制。坊是将城内划分为若干个封闭的小区域，起源于北魏在洛阳的建制，目的在于加强管理。唐对坊的推行很重视，不但在两京，在西北城镇同样予以实施。并且认为，西北地区的不少城镇进入其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如凉州持续繁荣一百多年，规模宏伟，经济繁荣，是河西最殷富的都会。侯丕勋、刘再聪主编的《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13]第四章第二节“西北古代的城镇”中，对古代甘肃等城镇进行了分述，认为唐代甘肃河西等地区在唐王朝的着力经营、积极开拓下，其城镇获得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城镇分布区域扩大，数量增加，城镇内部结构建设及功能也日趋多样化并逐渐完善。
3.军事方面对城镇军事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情况的研究。冯玉新《略论唐代河西城傍》[14]一文中，认为由于河西大批蕃族内徙，唐政府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将其置于军镇旁边，构成了河西走廊由蕃汉组成的城傍军事格局，而城傍在河西的分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仅限于甘、凉等州。唐代前期河西城傍向正规军的转变，不仅大大加强了唐帝国在西北的军事力量，而且对唐传统兵制产生了冲击，对唐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光建、闫婷婷《唐代河西边防组织补证》[15]一文认为河西地区是唐王朝十分重要的边防要地，故唐代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军事防御机构，但历代传世文献对一些基层的机构多有缺失。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对唐代在河西设置的镇、守捉、戍、烽等边防体系作了补阙。李宗俊《敦煌寿昌县的废置与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16]一文将敦煌文书与正史记载相结合，首先论证了沙州寿昌县几番废置的历史背景和缘由，认为寿昌县的废置与唐的整个西域形势息息相关，且二者又可彼此参照，印证出该时期各民族在西域纷争的历史；其次论证了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统治情况，认为在唐前期至建中初年的一百多年里，该地区除几度短时间沦陷于吐蕃和藩属于吐谷浑政权外，大部分时间在唐沙州寿昌县的控制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李并成《古代城防设施——羊马城考》[17]一文记述了对唐代河西城镇城防设施羊马城的实地考察结果，证实沙州、瓜州城以及建康军城等城镇护城河以至内城墙以外都筑有城邑军事防御设施——羊马城，关注到了河西城防问题。
4.边城研究。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18]一书第七章中分析了唐代对西北边城的经营。在河西走廊等地边城的设置和分布及其特点方面，认为河西走廊的州县城主要分布在长安至安西的驿道上，它们既是边地政治中心，也是防守据点。河西走廊的南北部密布军镇、守捉城，主要在吐蕃进入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上，其中，又以河西走廊的南部设置较多。在唐王朝建成礼制对西北边城的影响方面，从唐朝祭礼和子城制度对边城建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西北边城的建制是追随着唐王朝的建城礼制，由于西北边城地处环境不同，故其军事防御性能势必增强。(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城镇发展的动力方面。王录仓等《内陆河流域城镇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机制——以黑河流域为例》[19]一文认为，黑河流域城镇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并分析了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河西地区城镇的发展过程往往与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有关，城镇的兴衰总是与农牧业的交替有关。
（二）凉州（武威郡）城姑臧及其诸县城的研究
凉州在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称武威郡。对凉州州县城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凉州城姑臧。王乃昂、蔡为民《论丝路重镇凉州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20]《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21]等对凉州城姑臧进行了研究，其中《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一文认为汉唐之际姑臧是我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其城址最初建在今武威城东北1公里处，即城内东关、城郊新村及郭家寨子一带。前凉时期，城区范围在匈奴“盖臧城”基础上向东、西、南、北扩展成为“五城”，开创了“宫北市南”的都城新规制，在我国城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隋末李轨又在前凉姑臧城、特别是南城基础上向西扩展，最终成为“七城”，从而为唐代姑臧、神鸟二县同城分理奠定了基础。直至元代凉州城被荒废，明代在今武威城内重新修建，成为今日武威市的雏形。冯玉新、王蓉《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2]认为唐代前期，政府对河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治理，使凉州一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交通的枢纽，是唐经略西域的后方总部，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王乃昂《河西走廊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特色和开发保护初探——以五凉都城武威市为例》[23]，通过对武威的地理特征、历史演变和文化源流的考察，阐述了五凉都城武威市的文化职能。
相比之下，对凉州（武威郡）诸县城的研究则很少。李并成《唐代前期凉州（武威郡）诸县城址的调查与考证》[24]一文关注了县城情况。此文对唐代前期凉州的诸县城城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明确了其具体的地理位置。
（三）沙州城敦煌研究
对唐代沙州城敦煌的研究，因为有敦煌文书等材料，成果相对较多。濮仲远《唐宋时期沙州城坊考》[25]考释了唐宋时期沙州的坊的情况，并对其坊名、巷院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鑫《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城市》[26]一文中认为，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城市由子城和罗城组成。罗城的四面修有城门，上起高楼。外围有城墙、城壕、瓮城与羊马城等，它们一起构成有机的防御系统，相互策应，从而对敦煌城市起到更为有效的防护作用。敦煌城内设坊，每坊布局工整，坊与坊之间以大小街道隔开，纵横交错，路网发达。街、巷的功能除了沟通各户外，还常是公共活动的场所。作为当地唯一的城市，敦煌与周边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每年都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来为敦煌城禳灾祈福。唐五代宋初敦煌的城市建设一般由修造司负责，修造司下设版筑使一职，具体负责管理修筑事务。另外还设有修造都师，又称修造。其职责是负责具体修造事务的实施。其劳役则由敦煌百姓及寺庙承担。归义军时期节度使府衙设置的内宅司是一个比较庞杂的机构，它的长官一般由节度押衙或都头兼任，下设宅官、判官，负责着归义军节度使私有产业的管理，还负责节度使府衙内的内务，有时还兼管着与娱乐有关的乐营，是归义军政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机构。公维章《唐宋间敦煌的城隍与毗沙门天王》[27]一文，提出唐宋时期，作为专指敦煌城的“城隍”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敦煌城及周边城市不时地遭到外族入侵所致。而敦煌的城隍神信仰并不甚流行，原因是敦煌盛行毗沙门天王信仰，毗沙门天王已经代替了城隍神，担当起了护卫敦煌平安的使命，成为敦煌的保护神。刘安志《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28]一文，在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敦煌文书及相关文献，从唐代前期沙州长官的称谓、六曹机构及官员名称、吏员设置及称谓、官文书的钤印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沙州的行政建制问题，认为开元、天宝以前，沙州的行政建制一直都是刺史州（太守郡）建制，而非都督州（郡）建制；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五月，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652年）五月。沙州的这一行政建制变动，与同年五月河西节度使西迁沙州有密切关联。
（四）瓜州城晋昌的研究
瓜州城晋昌的研究主要是李并成、李旭东等。李并成《唐代瓜州（晋昌郡）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与孙修身先生商榷》[29]一文，对孙修身提出的瓜州晋昌郡治和晋昌县治非一地，晋昌郡治在今甘肃安西县东，晋昌县治在安西县西南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唐代瓜州晋昌郡治即晋昌县治，在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李旭东《锁阳城的形制及城垣的“夯土版筑”》[30]一文，对汉至元代的河西锁阳城（唐瓜州城晋昌）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探明了锁阳城的结构、形制及历史上的作用等。此外，刘兴义《汉晋表是县和唐锁阳城探原》[31]一文，运用文献考证了汉晋表是县与唐代锁阳城的关系。
由上所述，有关唐代河西州县城及其城防的相关研究，在各方面特别是历史地理等方面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所提出的城镇发展等理论，在西北农村城镇化建设中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所总结出的唐代河西城镇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目前从社会史角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城防等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