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附录1 圣皮埃尔神父的永久和平计划摘要
（由笔者根据ROUSSEAU J-J.Extrait du 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 de Monsieur l'Abbé de Saint-Pierre [M]//Principes du droit de la guerre；Écrits sur la paix perpétuelle.Paris：J.Vrin，2008：87-113.译出）
欧洲各国之间的永久和普遍的和平计划是一个难出其右的宏大、美好、有益和吸引人类才智的计划，而给出该计划的执行方法的作家更是最值得公众关注的作家。这样的题材也很难让一个敏感而有德的人缺乏热情。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一颗真正仁慈的心所作的幻想是否优于粗暴的、讨厌的理性，因为热情使一切变得简单，而理性总是凭着它对公共福祉的冷漠，第一个出来阻碍公益。
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事先抱着怀疑的态度，抗拒说服的乐趣，可惜的是，他们可悲地把顽固当成了智慧。然而，我怀着温情提笔写下这个对人类来说如此有利的主题，希望会有一些正直的人同我一样拥有这样美妙的情感。我终将看到，至少在想象中，人们团结互爱；我将想象一个柔和安宁的社会，人们如兄弟一般生活在永恒的和谐之中，所有人都遵循相同的准则而行事，所有人都因为大家幸福而感到快乐；我在心中实现了如此感人的图景，这幅并不存在的幸福画面将让我尝到几许真正的快乐。
我无法抑制满腔热情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现在让我们尽量冷静地进行思考吧。我下定决心，只有在证明可行之时我才前行。我相信也可以请读者做到，能驳倒之时才否定，因为我害怕的并非那些爱争辩的人，我更害怕的是那些不听从证据，也不愿提出任何反对理由的人。
在完善任何一个政府的方法上，都不需要思考多久就可以发现，其宪制上产生的麻烦和障碍要比在对外关系上产生的要少。因此，大部分应该花在治理上的心思被迫用在了安全上，用在了思考如何抵御他人，而非完善自身上面。如果社会秩序如人们所声称的，是理性的作品，而非激情的产物，那么难道我们这么长时间迟迟看不到，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做得太多或太少吗？看不到我们中的每个人与同胞一起处于公民状态中，而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处于自然状态中，我们预防了个人战争，却引起了可怕千倍的普遍战争吗？看不到我们团结了一些人，其实却成了整个人类的敌人吗？
如果有办法能解除这些危险的矛盾，那只能是一种联邦政府，它可以像团结个人那样团结起各民族，使他们都服从于法律的权威。这种政府似乎还有利于其他方面，它能同时具有大国和小国的优点，它对外具有令人生畏的力量，对内令法律通行，它是唯一一种能同时容纳臣民、君主和外国人的政府。
无论这种政府形式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多么新奇，尽管只有现代人能真正理解它，但古人们也并非不知道它。希腊人有近邻城邦联盟（Amphictions），伊特鲁里亚人有伊特鲁里亚联盟（Lucumonies），拉丁人有瞻礼日（Féries），高卢人有城邦（Cités），而希腊人最后的叹息还成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同盟（Ligue Achéenne）。但这些联盟都不能与日耳曼联盟（Corps Germanique）、瑞士联邦（Ligue Helvétique）和三级会议（Etats Généraux）的智慧相比。虽然这样的政治体仍然很少，并且离完美还很远，但人们认为它们是可以完善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道德上，最好的东西做起来和想象的并不一样，我们知识的广度只不过表明我们缺点的大小罢了。
除了公开的联盟，还可能心照不宣地形成一些不那么明显、却真实存在的联盟，它们是由共同利益、相似原则、相同习俗和其他因素而结成的，这些因素使得分裂的民族间得以继续存在共同关系。欧洲各国之间正是这样形成了一种体系，通过相同的宗教、国际法、风俗、文字、商业，通过所有这些造就一种平衡，尽管其实没有任何人费心维持，这种平衡也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被打破。
欧洲各民族形成的这个社会并非自古就有，那些使它产生的特殊原因如今还在维持着它。的确，在罗马人的征服之前，世界上这个部分的各民族还是野蛮人，互相之间不了解，除了人的特质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个特质当时被奴役侵蚀殆尽，心智与野蛮人没什么区别。而且，爱思考、爱虚荣的希腊人也认为，人分两种，一种就是他们自己，天生是发号施令的；另一种就是世界上的其他人，只能服从。按此原则，高卢人和古伊比利亚人在希腊人眼中就只不过是我们眼中的南非洲人和美洲人，而野蛮人之间的相似性还没有希腊各族之间的相似性多。
但是当这个天生是主人的民族将奴隶交给罗马人，当人们所知道的一半的世界都接受了同样的桎梏，它就在同一个帝国的各部分间形成了一个政治和公民的联盟。通过或明智或疯狂的准则，将征服者的法律告知被征服者，特别是那著名的克洛德法令（décret de Claude）将罗马的所有臣民都并入它的公民之中，联盟变得更加紧密。
这样将各部分联结为一体的政治链，再加上给这些联系提供了一种新力量的公民制度和法律，通过在一个如此大的帝国中尽量用公正、清晰和准确的方法来确立君主与臣民之间、臣民与臣民之间的各项义务和权利。狄奥多西法典（Code de Théodose），后来的查士丁尼法典（Livres de Justinien）就是一种新的公正和理性联系，它及时地代替了明显减退的统治者的权力。这个补充能大大推迟帝国的分解，能使帝国对破坏它的野蛮人长久地持有一种司法权。
第三种比前两种更有力的联系就是宗教。不可否认，欧洲各国之间流传至今的社会类型主要归功于基督教，以至于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仍然被其他国家视为异类。基督教诞生时备受轻视，最后却庇护了诽谤者。罗马帝国在白白受尽残酷迫害之后，在基督教身上找到了它丧失的力量源泉。对罗马帝国来说，布道比胜利更有价值，它派出主教们去修复将军们的错误，当战士们战败时神父们却获胜了。就是这样，法兰克人、哥特人、勃垦第人、伦巴第人、阿瓦尔人和上千其他族人最终在被征服后承认了帝国的权威，在福音书戒律的帮助下，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君主向他们宣布的法律。
到最后一刻，摧毁它的人还以拥有他的头衔为荣，这就是人们对这个奄奄一息的大国仍抱有的尊重。我们看到那些曾经轻视罗马的征服者们成了帝国的官员，那些最伟大的国王接受甚至设法去获得罗马贵族、行政长官、执政官的显要地位。如同一只吃人的狮子抚摸人一样，这些可怕的战胜者向王位表示敬意，尽管他能随时推翻它。
就是这样，宗教和帝国造就了各族间的社会联系，尽管这些民族没有任何实质的共同利益、共同权利或共同依存，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准则和观念，即使这些准则和观念的本源已经湮灭，但它们的影响仍旧存在。古罗马帝国的幽灵仍然在从前组成帝国的成员中形成一种联系，在帝国衰亡后用另一种方式统治着。从前两个强国的中心，现在仍然由于这双重的联系使得欧洲国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加紧密，而其他民族，由于太过分散而无法联通，也就完全不能联结在一起。
再加上欧洲的特别之处，人口更多，土地也更肥沃，各部分之间联结更紧密；长期以来各统治者之间血缘、商业、艺术和移民各方面的利益交织；河流众多，水道多样，使得交通便利；居民性情多变，使得他们不停迁徙、来往频繁；印刷术的发明和对文字的普遍爱好使得他们拥有共同的学识；最后，国家小而多，再加上渴望奢华和气候多样，使得它们互相需要。所有这些原因使得欧洲不仅如亚洲或非洲一样，成为一个不仅拥有共同名字的民族群体，而且是一个有着独特的宗教、风俗习惯甚至法律的真正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想要脱离开来，便会立即引发动乱。
从另一方面看，无休止的纠纷、掠夺、篡权、叛乱、战争、凶杀日日蹂躏着这片贤人的居住地、科学和艺术的杰出避难所；想想我们优美的说辞和可怕的手段、人道的原则和残酷的行为、温和的宗教教义和血腥的宗教迫害、书本上睿智的政治和实践上残忍的政治、乐善好施的首领和贫苦不堪的人民、温和的政府和残暴的战争，我们简直不知如何调和这些奇怪的对立。欧洲各民族间所谓的“友爱”似乎只是用来讥讽他们之间互憎互恶的嘲笑之词。
然而事情只能顺着自然的进程而发展；所有无法律或无领袖的社会，所有偶然形成或维持的社会，都必将一有情况变化就退化为争执和纠纷；欧洲各民族的古老联盟已经将他们的利益和权利以上千种方式复杂化了；它们在许多方面互相牵连，以至于一些民族最小的活动都不可能不冲击到另一些民族；因为联系更紧密，它们的分裂更加是灾难性的，他们之间频繁的争端几乎如同内战一般残酷。
因此确切地说，欧洲各国的相对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所有国家间签署的局部条约实际上只是暂时休战而非真正的和平。这要么是因为这些条约通常除了缔约各方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担保，要么是因为各方权利在条约里从来没有彻底地决定下来，从而被不正当地取消掉了。或者只要其他条件给予了追求权力的国家以新的力量，这些不承认任何上级的国家的主张必然引发新的战争。
此外，欧洲的公法完全不是在和谐一致的基础上订立或批准的，由于没有任何普遍的原则，又随着时间地点不停地变化，公法充斥着自相矛盾的条文，从而只能用强者的权力来调解。因此，没有任何可靠指导的理性总是在不确定的事情上屈服于个人利益，尽管各国都想要公正，战争仍然不可避免。凭着良好的动机，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这类事务，或通过暂时条约来缓和。但只要引起同样争执的机会再度出现，再加上其他改变争执的机会，一切就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人们再也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侵权被当成正义，弱小被视作不公。在这持续的混乱中，每个人的位置都悄悄地乱了套，以至于即使追溯实在法和原始法，欧洲也没有哪位君主应该归还他所拥有的一切。
战争的另一个根源，更隐蔽但也同样真实，这就是事物质变而形不变。比如实际上是世袭制国家，表面上却保持选举制；君主制国家中存在议会或国民会议（Etats nationaux），民主制国家中存在世袭的首领；一国依附于另一国，但表面仍保有自由；所有人民臣服于同一权力，却不由同样的法律管辖；同一个统治者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继位顺序；最后，所有的政府都倾向于腐败，而没有阻止这一进程的可能。所有这些普遍和特殊的原因，合起来能够摧毁我们，也使得我们用沾满人类鲜血的手创作出了漂亮的社会学科。
疾病的原因一旦知晓，那么原因就足够指明治疗之法了，只要这治疗之法存在。大家都知道所有社会都是由共同利益所形成的，所有的分歧都产生于利益相悖。只要有社会，就有成千上万的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共同利益和冲突的利益，必须要有一个强制的权力命令和协调各成员的行为，以便赋予共同利益和相互约束以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是各成员自己难以获得的。
另外，也不该希望这种暴力的状态有一天会因为事物单独的力量而不靠手段就能改变。欧洲的体系有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稳固度，使得它在持续动荡中还能维持下去而不被完全推翻，虽然欧洲的缺点不能再多，但也不会绝迹，因为从此以后任何大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看欧洲现在的情形。作为欧洲各国国界的山、海、河的状况似乎对国家的数量和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说，世界这个部分的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大自然的作品。
实际上，不要认为这大受称赞的平衡是人为建立的，也不要认为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人们什么也没做：我们发现平衡的存在；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力量打破平衡的人就借口维持平衡而掩饰自己的特殊意图。但不管人们是否这样打算，这种平衡仍继续存在，并且只需自身就可以维持，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参与。当它某时在一个方面被打破，它很快又在另一方面得以恢复。因此，如果说君主们确实如人们所诟病的那样向往普遍君主制，他们展现的是野心而不是才能。这是因为，只要思考一下这个计划，就可以立即看出它的荒谬，就会知道欧洲没有一个专制君主能强大到成为所有其他君主的主人。所有革命的胜利者，总是显示出出人意料的力量，或总是与外国军队交过手，他们经过战争的锻炼，而与那些无武装的、分裂的、无纪律的民族不同。然而，欧洲诸国中最强的国家也只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各国又都如此警惕，一个欧洲君主到哪里去获得这出人意料的力量来制服其他国家呢？他能拥有比所有国家更多的军队吗？不能。他要么只会被这些军队毁掉，要么因为拥有更多军队而情况更糟。他会有更多饱经战火的军队吗？他拥有的还总是不够。此外，训练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或很快就会变得一样。他会更富有吗？金钱的来源还是一样，况且金钱从来都不是打胜仗的原因。他搞突然袭击？饥荒或要塞使他步步为艰。他想要一点点壮大？他就给了敌人团结起来抵抗他的方法：他立刻就错过了时间、金钱和人力。他分化其他国家以逐个击破？欧洲的各项准则使得这个策略无用，即使最昏庸的君主也不会掉入这个圈套。总之，他们中没有人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抵抗最终会抵消掉努力，时间会很快修复命运的意外曲折，即使不单独地修复每个君主国，至少也会恢复整体的构造。
我们现在来随意地假设，为了制服其余的国家，两个或三个专制君主达成了一致，这三个君主，无论是哪三个在一起，都不能构成欧洲的一半。那么另外一半肯定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们，它们就得战胜比它们更强大的力量。补充一点，有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的意图严重对立，以至于它们之间存在强烈的猜疑，甚至都不能形成一个相同的计划：我还要补充一下，一旦这个计划得以形成、实施、取得一些成功，这些成功就会成为战胜者们之间不和的种子；因为利益难以均分，难以让所有人对所得满意，最不满意的人立刻就会反对其他人的发展，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之间很快就会分裂。我怀疑，自有世界伊始，就从来没有三个，哪怕是两个大国团结一心来制服其他国家，而不在分摊或分配上变得混乱不堪的，它们的不和立刻给了弱国以新的资源。基于我们所做的种种假设，从此以后，没有哪个君主或联盟能够明显和永久地改变我们之间的这种状况。
这并不是说阿尔卑斯山、莱茵河、海洋、比利牛斯山就是实现野心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但这些障碍是由其他东西支撑的，这些东西能巩固障碍，或者把各国固定在原来的边界上，即使通过暂时的努力把它们清除掉之后也能恢复原样。真正支撑欧洲体系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协商的规则，而协商就是权衡各方。这个体系还有一个更坚实的支撑，那就是德意志联盟，它几乎位于欧洲中心，并震慑着所有其他国家，它对邻国的支撑作用也许比对它自己的联盟成员的还要多。它凭着辽阔的疆域、人民的数量和勇猛而令外国惧怕，但却因为它的构造消除了任何征服的手段和愿望，实际上就消除了征服者的危险，因此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尽管这个帝国的构造有其缺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它还继续存在，欧洲的平衡就不会被打破，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必害怕被另一个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aité de Westphalie）将永远成为我们之间政治体系的基础。如此一来，德国人研习颇为仔细的公法就比他们所想的还要重要，这就不只是德国的公法，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欧洲的公法。
但是，虽然现有的体系是难以撼动的，也正因此是动荡不安的；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尽管没有大的变动，但它们的行动和反应却使它们始终处在动荡之中；它们的努力总是白费，又总是会再努力，如同大海的波浪，不停地搅动海面，却永远停留在表面。因此，人民总是遭到蹂躏，君主们也没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
我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欧洲所有王室的真正的特殊利益，因为很明显，他们为了互相威慑对方的力量而使利益交叉，但是商业和金钱的观念又会衍生出一种政治上的狂热，因为现在一切都依赖于大臣们脑中一闪而过的、大部分都很奇怪的经济体制，因此会迅速地改变所有君主的表面利益，使得他们的真实利益失去稳定的原则。无论如何，尽管商业时刻试图维持平衡，但也使得某些国家失去了独特的优势，同时使它们丧失了号令他国的最重要的手段。
我强调欧洲现有体制所造成的势力均分，是为了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因为，要形成一个坚固而长久的联盟，就需要将所有成员置于互相依赖的状态，以至于任何一个成员都不会孤独地对抗所有其他成员，也使得特殊利益集团会难以危害到整体利益。没有这样的互相依赖，每个成员实际上就都是独立的，只是表面上从属于联盟，联盟就是句空话。然而，若这些障碍真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那么，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有组成联盟、签订进攻条约的全部自由，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有一个大的军事联盟，时刻准备着在其他国家试图摧毁它或对抗它时抢先采取行动，情况会如何。这就足以表明，这样一个联盟的决议绝不是可以被各国肆无忌惮地反对的，它是一个能够将野心家限制在总条约的范围之内的真实有效的势力。
从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三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第一，除了土耳其，在欧洲各民族之间，盛行着一种不完善的社会联系，但比一般的松散的人类间的联系更紧密。第二，这个社会的不完善使得组成社会的人比在没有任何社会的情况下境况更糟糕。第三，不完善的社会联系对社会有害，同时也让社会易于完善，从而使得所有成员能从现在让它们受苦的事情中获取幸福，将笼罩在它们之间的战争状态转变成永久的和平。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伟大的工程怎样由不幸开始，却可以由理性来完成；如何使得联合欧洲各国的自由自愿的社会，通过拥有一个真正有力而稳固的政治体，转变成一个真正的联盟。消灭恶习，发扬优势，强迫所有成员为共同利益而协同努力，可以肯定，这些措施会补足联盟的缺陷。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求没有一个重要的国家拒绝参加联盟，必须要有一个裁判法庭来制定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联盟必须要有强制权来制约每个国家服从公共决议（决议可能是要求行动，可能是要求克制），最后，联盟必须要坚固持久，能够防止成员在其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冲突时随意脱离联盟。这些是联盟必须确定的特征，通过它们，人们才能判断联盟是否聪明、有益和稳固。现在要做的是扩大这个假设，通过分析找出联盟产生的影响、建立联盟的合适的方法，以及对于付诸实施应抱以何种合理的期望。
欧洲各国之间不时召开各种代表大会，各国都郑重其事地赴会，其实是为了原样打道回府；各国聚集起来就为了什么也不说；在会上所有的公共事务都被当成个别事务来处理；人们在会上讨论桌子该是圆的还是方的，房间该多几扇门或少几扇门，讨论某个全权代表是应该脸朝着窗还是背朝着窗，另一个全权代表是不是访问时多走了两步路，以及成千上万个同样“重要的”、徒劳无功地讨论了三个世纪的、理所当然地占据了政务的那些问题。
当然，议员们一旦有了常识，真诚地关心起公益来也不是不可能的；根据下文将推断出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想象，在排除万难之后，他们各自的君主将会下令签署联盟协议。我设想该协议主要包括以下五项条款：
第一项条款，缔约的君主们将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永久和不可撤销的同盟，任命全权代表在一个确定的地点举行常设议会或代表大会，在会上，缔约国之间的所有分歧都将通过调解或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和决定。
第二项条款，将明确在议会有发言权的全权代表所代表的国家数量，这些国家的全权代表将被邀请签署条约；还将明确担任主席国的顺序、时间（间隔均等的时间）和方式；最后，将规定与公共开支相关的捐税的相对份额和征收的方式。
第三项条款，联盟将承诺每个成员国都对它现有的所有邦州的所有权和统治权，无论是选举制或世袭制，一切都由每个国家的基本法律确定。要彻底消除不断产生纠纷的根源，就应该将当前的所有物和最新的条约作为缔约各国之间法律的基础；除了将未来有争论的继承问题和其他到期权利交由议会来裁决以外，彼此永远放弃所有其他先前的要求，而决不允许通过粗暴行为来行使自助正义，也不能以任何借口互相使用武力。
第四项条款，将明确缔约国违反条约之时，即当它拒绝执行大联盟的决议，当它进行战争准备，当它商议有悖于联盟的条约，当它拿起武器反抗联盟或攻击另一个缔约国之时，它将被作为公敌驱逐出欧洲。
同一条款还将约定，缔约国将共担费用以共同对抗任何被驱逐出欧洲的国家，直到它放下武器、执行议会的决议和规则、弥补错误、偿还费用甚至对违反条约的战备行为做出解释。
最后，第五项条款，欧洲联盟的各位全权代表将永远有权经他们宫廷的指示，在议会上形成他们认为有利于欧洲共和国和所有成员国的章程，条件是暂时多数票通过，最终五年后有四分之三票通过；但是只有在获得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之时才能改变这五条基本条款。
建立在总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这五项条款非常简洁，我并非不知道它们能引发成千上万的小困难，其中有一些还需要好好说明，但是小问题总会出现，而联盟事业的重要之处并非在它们身上。当涉及议会管理的细节问题，我们会发现一千个阻碍，以及一万种排除阻碍的方法。这里的问题是根据事物的性质研究联盟事业是否可能实现。如果要什么都预料到并找到答案，那我们将迷失在大量毫无价值的事物中。坚持不容置疑的原则，就不应该想着取悦所有人、解决所有异议和说出一切如何做，而只需要展示这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就行了。
那么，为了好好地设想这个体系，应该考察些什么呢？只要考虑两个问题。因为我可不想通过向读者证明和平状态总的来说比战争状态好，来侮辱读者。
第一个问题是，联盟是否一定能达到目标，是否足以给欧洲带来稳固和长久的和平。
第二个问题是，建立这个联盟、为了持久和平所付出的代价是否符合君主们的利益。
当公益和私益被这样展示出来，按道理，就再没有什么原因可以阻挡一个按当事人意愿做主的机构发挥效力了。
为了首先讨论第一项条款，我们在这应用我之前所说的欧洲的普遍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每个国家都基本被限制在其范围内而不能完全消灭其他国家。为了在这一点上使我的推理更加明显，我在此附上十九个可能构成欧洲共和国的政治势力的名单；为了使每个势力都有相等的发言权，议会中将有十九票。
即：
罗马皇帝（L'Empereur des Romains）
俄国皇帝（L'Empereur de Russie）
法国国王（Le Roi de France）
西班牙国王（Le Roi d'Espagne）
英国国王（Le Roi d'Angleterre）
三级会议（Les Etats Généraux）
丹麦国王（Le Roi de Dannemarck）
瑞典（La Suede）
波兰（La Pologne）
葡萄牙国王（Le Roi de Portugal）
教皇（Le Souverain de Rome）
普鲁士国王（Le Roi de Prusse）
巴伐利亚选帝侯及其支持者（L'Électeur de Baviere & ses Co-associés）
德国选帝侯及其支持者（L'Électeur Palatin & ses Co-associés）
瑞士人及其支持者（Les Suisses & leurs Co-associés）
教会选帝侯及其支持者（Les Électeurs Ecclésiastiques & leurs Associés）
威尼斯共和国及其支持者（La République de Venise & ses Coassociés）
那不勒斯国王（Le Roi de Naples）
萨丁国王（Le Roi de Sardaigne）
不那么重要的几个君主，比如热那亚共和国、摩德纳公爵、帕尔马公爵，和其他该列表中省略的君主，将以联合的方式作为次强国，他们将享有的选举权类似于帝国伯爵的联合投票（votum curiatum des Comtes de l'Empire）。在这里没必要将清单写得更为详细，因为直到计划实行之时，还会不时地出现意外情况，需要根据这些情况重新制定清单，但绝不会改变体系的实质。
只需看看这个清单就能肯定，任何一个构成联盟的国家都不可能对抗其他所有团结成一体的国家，也不可能形成有能力对抗大联盟的小集团。
因为小集团怎么形成得了呢？最强的几个国家之间能形成小集团吗？我们已经论证过小集团是不能长久的，现在还很容易看出来，每个大国的独特体系及其政体利益的不可分割性也不可能允许小集团的存在。那么在一个大国和几个小国之间能形成小集团吗？其他由联盟统一的大国将很快粉碎这个小集团：因为必须让人觉得大联盟总是团结的和被武装起来的，根据第四项条款，大联盟很容易就能防止和首先扼杀掉所有试图破坏和平和公共秩序的部分同盟和叛乱同盟。我们看看德意志联盟发生的事情，尽管有着过度治理和成员间的极端不平等，但即使是最强的那些成员国中，也没有一个敢于冒着被帝国驱逐的危险而公开伤害其宪制，除非它自认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毫不害怕帝国真正地与它对抗。
因此，我坚持要证明欧洲议会一旦建立，就不会再害怕反叛；我要证明即使有可能引起过度滥用，但永远也不会严重到背离联盟的目标。剩下的就要看联盟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https://www.daowen.com)
为此，我们来看看国王们开战的动机。这些动机要么是征服，要么是抵御外敌，要么是削弱强邻，要么是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利，要么是为了结束用和解方式不能解决的纠纷，最后，要么是为了履行条约的义务。没有什么战争的原因和借口是无法包括在这六种动机之中的；然而，在这种新的事物状态下（指欧洲联盟），这六种借口中显然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存在。
首先，应该放弃征战，因为获胜是不可能的。联盟肯定会用更强大的力量阻止战争的发生，因此发动战争的国家将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且毫无所得。一个有野心的、想在欧洲做强做大的君主应该做两件事情：他应该从巩固良好的联盟开始，然后力图使对手措手不及。但是，小联盟在对抗更强的、长久的联盟时却毫无用处。任何君主都再没有借口进行军备，因为他进行军备时不可能不被永远武装着的联盟发现、防范和惩罚。
这个理由剥夺了君主们所有征服别国的希望，也同时免除了他们被别国攻击的担忧；君主的所有领地不仅得到整个欧洲的保障，公民的财产也在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得以确保，并且比以前他是自己唯一的保护者之时做得更好，同样的道理，整个欧洲也比单独一个国家更强大。
当人没什么可害怕的时候，他就再没有理由想削弱他的对手；当我们毫无取胜希望时，就根本不会去尝试了。
关于维护它的权利，首先应该注意到，无休止的无端指责和隐晦复杂的企图都将被联盟的第三项条款所消除，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了各位君主与现有财产相关的相互权利。这样一来，所有将来可能有的要求和企图就变得明确了，并随着它们的出现，交由议会来裁决：您会说如果有人侵犯我的权利，我应当以同样的方式维护我的权利。然而，只要动用武力攻击别人，定会遭到议会的放逐。因此，要维护权利，并不需要通过武力；对于两位君主之间出现的侮辱、错误、赔偿和所有出乎意料的分歧，也是一样。应该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权利，也应当有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
至于最后一项条款，解决方法一目了然。我们首先看到，既然没有什么侵略者可害怕，防卫条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既然没有比大联盟的防卫条约更稳固更安全的了，那么其他所有防卫条约都是无用的、非法的，因此也是无价值的。
一旦联盟建立起来，成员国之间就不再有战争的种子，联邦体系也就一定能实现永久和平。
我们现在还要研究另一个有关缔约各国利益的问题；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要让人们在个别利益受损时讲公共利益是徒劳的。论证和平总体上比战争好，对相信战争比和平更好的人来说，就是徒劳的；向他展示建立持久和平的办法，只不过是促使他反对和平罢了。
实际上，人们会说，你们剥夺了君主们自助正义的权利，也就是说，随心所欲地施行非正义的珍贵权利；你们剥夺了他们以损害邻国利益的代价来变强大的权利；你们让他们放弃了从前因无知而觉得有利可图的企图，因为他们用财富扩大这些企图，用力量和恐怖吓唬世界，用征服的光荣来满足荣誉。总之，一句话，你们强迫他们变得公正和和平。可是，用什么来补偿这么多残酷的损失呢？
我可不敢和圣皮埃尔神父一起回答说[1]：君主真正的光荣在于谋求公益和臣民的幸福，他们所有的利益取决于他们的名誉，而他们在贤哲眼里的荣誉则取决于为人们所造的福；永久和平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最伟大的事业，是一项能使得其创造者永垂不朽的事业；这项事业是最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也是君主们最光荣的事业；是唯一一件不会被血、劫掠、哭泣和不幸所玷污的事业；最后，在众多国王中脱颖而出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致力于公众的幸福。我们任由那些内阁的演说家们大肆嘲笑神父及其计划，但我们不像他们一样小看神父的道理；不论君主们的道德怎样，我们还是先谈谈他们的利益吧。
欧洲所有国家都互相拥有权利或对彼此有所企图，这些权利永远不可能完全清晰，因为没有任何公共和不变的法则来评判，而且这些权利经常是建立在一些含糊不定的事情之上的。这些权利所引起的分歧也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这既是因为缺少有能力的仲裁人，也是因为每个君主一有机会都会毫不迟疑地试图夺回在条约中被最强者强迫夺走的，或在战败后所放弃的权利。因此，当任何一方都既没有裁判，也没有实现其企图的方法上的优势之时，就不该只想着自己对他人的要求，而忘记他人对我们的要求。一旦一切取决于运气，即使得失机会均等，现在拥有的东西就成了为获得将来利益而被拿来冒险的代价，而智慧是绝不允许这么干的；所有人都会轻易地指责一个想靠碰运气发财的人。但显然，即使在现有的制度下，国家要强大，每个国家也都应当抵制住这种碰运气的企图，从而使得最强的国家不再有理由一决高下，最弱的国家也不再希望从中渔利。放弃渴望的东西，保住已拥有的东西，这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
考虑到人力、金钱和各种力量的消耗，即使是最顺利的战争也会将任何一个国家消耗殆尽。把这些损失与所得相比，我们发现，当一个国家觉得赢了的时候，其实它是输了。战胜者总是比战前更衰弱，它唯一的安慰是看到战败国比它更衰弱。这个优势是虚假的，因为他与对手相比得到的优势，跟中立国相比又失去了，因为与参战国的衰弱相比，中立国的状态不变就是变强。
虽然有的国王还没从征服的狂热中退烧，但似乎，至少有一些贤明的国王开始隐约看到，有时征服付出的代价比它所得的更多。暂且不讨论这方面的诸多差别，因为这就离题了，我们还是可以大概地来说一下，一位君主为了扩大疆域，他所失去的旧臣民与他得到的新臣民数量相当，他扩大的同时也被削弱了；因为有了更大的地方要防卫，而他却没有更多的防卫者。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如今的战争方式使得在战争中减少的人口只是损失中最少的一部分：这只是表面上的、明显的损失；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比人死去更严重、更无法挽回的损失在于未及出生的人、高涨的赋税，中断的商业、荒芜的农村、废弃的农业；这些一开始让人毫无察觉的弊端，后来将会让人感受到残酷。那时人们才会惊觉，为了变得更强，反而更加衰败了。
另一件使得征服不再吸引人的事情，是人们现在知道如何不扩大领土、有时甚至缩小领土，也能使得他的力量翻两倍、翻三倍，就像明智的阿德里安皇帝所做的那样。人们知道只有人民才能造就国王的力量。这个建议来自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国家如果人口相当，那么领土更小的实际上更强。因此，有了好的法律、智慧的治理、广阔的经济视野，一个明智的君王肯定能增强他的力量，而完全不用碰运气。真正征服邻国的，是他在自己国家里建立的更有益的体制；他的国家里多出生多少臣民，就相当于杀死了多少敌人。
在这请别反对我做太多说明，因为，如果事情如我所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参战的真实利益，那么个别利益就会合起来与公共利益一起维持和平，和平就应当自己建立起来，并不需要任何联盟就能永久存在。这个推理在现有体制中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尽管对所有人来说永远和平好得多，但在这一点上却都缺乏保证，使得每个不能确保避免战争的国家，只要时机有利，都至少会尽力抢在邻国前头，先下手为强，而邻国在对它有利的时机面前，也不会错过抢先的机会。因此，很多战争，甚至是侵略战争，都是为保障自己利益的毫无根据的预防措施，而不是为了侵占他人利益的手段。不论公共利益的准则普遍上多么有益，如果只看政治层面，甚至经常是道德上的目的，那么对于坚持与所有人一起履行准则的人来说，肯定就是危险的，因为没有人与他一起履行这些准则。
我对于武器装备上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没有了恐惧或希望的坚实基础，这些装备不过是儿戏罢了，再说国王们根本就不应该拿战争当玩具。对于征服者的荣誉我也不说什么，因为如果有那么一些怪物因为没人可杀而苦恼，那么根本不应该跟他们讲道理，而应该夺走他们疯狂杀人的工具。第三项条款的保障已经预防了发生战争的所有真实理由，我们没有了对他人发动战争的动机，也就不会给他人提供向我们发动战争的借口。摆脱了每个国家对抗所有国家的危险，这就是大大的收获。
至于每个国家都依靠公共法庭，很明显并不会削弱君主的权力，相反还会巩固君权，并且由于第三项条款而更有保障，因为它保证每个国家既不会遭受一切外来侵略，它的权威也不会遭到臣民的反叛。这样，君主们的专制就不会减弱，他们的王冠也更加稳固。因此，通过在平等的纠纷中听从议会的裁决，通过放弃侵占他国利益的危险权利，他们不过是取得了真正的权利，而放弃了虚无的权利。此外，一种情况是依赖他国，另一种情况是只作为一个政治体的成员，并且还轮流担任这个政治体的主席国，这两者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需通过给联盟保证，就能确保自己的自由；在一个主人的手中，自由会丧失，而在联盟国的手中，自由会巩固。德意志联盟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尽管由于其宪制，德意志联盟的成员国的君权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改变，尽管它的情况比欧洲联盟的情况更不利，但它也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因为对联盟的权威眼红，就随心所欲地想要脱离帝国、取得完全的独立。
还要注意到德意志联盟有一个永久的首领，因此这个首领在权威支撑下必定会不停地试图侵占成员国的主权；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在欧洲议会发生，因为主席的席位是轮流的，而不考虑成员国力量上的不平等。
在所有这些考虑之外，对于像君主们这样一贯贪财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事情要考虑。要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很多财富，就需要有一个持久的和平带给人民和君主好处，需要通过改革军事制度，改变大量的要塞和大批军队耗费国家财富而逐渐成为人民和国家的负担的状况，从而节省下多余开支。我知道，要让所有君主都取消军队，使他们手中毫无公共力量来平息突然发生的暴乱或击退突然入侵，这是不合适的；我也知道将有一个配额交予联盟，以分摊欧洲疆界的防御，以及维持在必要时维护议会法令的联盟军队。但是，所有这些花销和难以避免的战争非正常支出，还有一大半的普通军事花销是要在减轻臣民负担和君主的财富之间重新分配的。这样，人民才能花费更少，君主才能更富，他才会更加有能力发展商业、农业、艺术，建立有用的机构，增加人民和他自己的财富；国家因此获得的安全比有军队和战争装备时得到的更理想，而战争装备在和平时期只会将一个国家消耗殆尽。
有人可能会说，那些在欧洲边境上的国家会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也将承受与土耳其人，或非洲海盗，或鞑靼人的战争。
对此我回答说，第一，这些国家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并没有多一个劣势，而只不过是少了一个优势，这只是它们的地理位置带给它们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缺点。第二，解除了欧洲方面的所有顾虑，它们就更能抵御外敌。第三，随着欧洲内部取消所有要塞及其必要的维护费用，联盟就能在边境上设立大量要塞，而不需让成员国负担费用。第四，要塞的建造、维护和守卫由公共支出负担，对于保障欧洲各国安全的边境国家来说既可靠又节省了支出。第五，布置在欧洲边境上的联盟军队时刻准备着击退侵略者。第六，一个像欧洲共和国这样令人生畏的政治体，会使外国打消进攻其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欲望。如同德意志联盟，即使远没有欧洲联盟强大，但仍然强大到足够使其邻国尊重它，并有效地保护组成它的所有成员国。
有人还会说，随着欧洲各国间不再有战争，兵法会慢慢地被遗忘，军队会失去勇气和纪律，不再有将军和士兵，欧洲会任人宰割。
我回答说，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欧洲的邻国攻击欧洲，向它开战；要么它们害怕欧洲联盟，给它安宁。
第一种情况下，这就是培养军事天才和人才的时机，也是培养军队、让军队受战争锻炼的时机；在这方面，人们去边境学习打仗，联盟军队将成为欧洲的学校；而在欧洲内部，人们享受和平，并借此聚集各国的优势。难道你认为必须在国家内部交战才能变得尚武吗？难道因为都兰和安茹地区的人不互相开战，法国人就不勇猛吗？
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确实不能再接受战争锻炼了，但我们也不再需要这个了。因为，没有能与之开战的人，练习打仗还有什么用呢？是发展一种致命的艺术好呢，还是使致命的艺术变得没用比较好？如果有一种秘术能让人长生不老，那还需要放弃这种方法，只为了让医生们有机会获得经验吗？在这样的对比中，只需要看这两种艺术中的哪种对自己更有益，更值得保留就行了。
别人休想用突袭威胁我们；人们清楚地知道欧洲什么也不惧怕，也知道第一个侵略者永远也不会出现。现在已经不再是蛮族从天而降的时代了。自从我们以好奇的眼睛扫视了整个地球表面之后，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远远地就能预料到的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现在能够威胁整个欧洲；万一有那么个国家能威胁欧洲，我们要么会有时间准备，要么因为团结一体，至少能更好地抵御它。总比到时候需要一下子结束长久的分歧，并匆忙地团结起来要好。
我们刚刚看到联盟状态中所有的所谓有分量的缺点都化为零了。而现今的体制应用的是强者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用文明而是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君主之间的分歧，这种情形是由于欧洲不完善的社会内部各君主之间完全相互独立而必然产生的状况。我们现在要问，世界上有没有人敢说现今的体制有这么多缺点？为了让我们能更好地思考这些缺点，我将简单地总结一个提要，以供读者研究：
第一，没有什么比强者的权利更可靠的了。第二，各国间持续的、不可避免的关系变化使得它们任何一个都不能保住手中拥有的力量。第三，只要邻国没有被征服或被消灭，就丝毫没有完美的安全。第四，把它们都消灭是不可能的，征服了一些，还会有另一些。第五，在防卫上要使用大量的措施，且花费巨大。第六，在对抗少数党和叛乱的时候缺乏力量，因为当国家分裂时，谁还能支持一党而反对另一党呢？第八，没有巨大的花费和损失，就别想从他人那里得到公正，即使付出了巨大的花费与损失，也不总是能得到公正的，抢夺来的东西很少能补偿损失。第九，在谋求其权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国家、有时是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第十，即使不愿意，也必然要参与到邻国的纷争之中，在最不愿打仗之时卷入战争。第十一，在最需要商业和公共资源的时候，它们被中断了。第十二，如果我们弱小，那么来自强邻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我们强大，那么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危险也始终存在。第十三，最后，在一个靠运气的国家，智慧是无用的。人民持续遭到劫掠，国家无论成败都在衰落，完全不可能建立一个好政府，不可能指望自身的福利，不可能使自己和他人幸福。
我们也总结一下欧洲仲裁（即欧洲联邦）对于各成员国君主的好处：
第一，完全保证成员国之间现在和将来的分歧都不会由战争来结束；对它们来说，这是绝对的安全保障，比它们独立之时、完全没有诉讼程序的情况要好得多。
第二，由于摒弃了一切先于联盟协议的要求，争执的主题消失了或简化成了小问题，这将补偿成员国放弃的东西，并巩固已有的东西。
第三，对君主本人、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和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来说，都是绝对、永久的保障，既可以防范非正义和野心勃勃的王位觊觎者，还可以应对造反的臣民。
第四，在欧洲共和国的保障下，君主之间的相互义务的执行将得到完美的保证。
第五，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边远地区的每个国家，商业上都拥有自由和绝对的安全。
第六，完全和永久取消成员国在战时陆地和海上的非正常军事支出，大量减少在和平时期的正常支出。
第七，农业、人口、国家财富和君主收入的显著提升。
第八，便于成员国建立体制来增加君主的荣誉和权威、丰富公共资源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如我之前所说，我交由读者来判断、审视所有这些条款，并交由读者来比较源自联盟的和平状态与来自欧洲非文明的战争状态。
如果我们在陈述时推理没有问题，那么该计划就已经经过论证了：首先，永久和平的建立仅仅取决于君主们的同意，除了他们的反对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困难；第二，和平的建立对他们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即使对于他们来说，优缺点也没什么好比较的；第三，完全有理由假设他们的意愿与他们的利益相契合；最后，一旦联盟体制按计划得以建立，它将稳固而且持久，并将完美地完成它的目标。当然了，不能由此就认为君主们一定会采用该计划（谁能代替他人的意志来回答呢？）。但只是说，只要他们听从自己真正的利益，他们就会采用该计划：因为大家应该注意到，我们并没有假设人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即善良的、宽宏的、无私的、以人性爱护公共福祉的样子；而是人们本来的样子，即不公正的、贪婪的、个人利益至上的样子。我们假设的唯一一件事，是他们有足够的理性看到什么对他们有益，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来谋求自己的幸福。如果，尽管这些条件都具备，该计划也还是不能实行，那么并不是因为计划是空想的，而是因为人们是愚蠢的，而要在一群疯子中保持聪明也是一种疯狂。
附录2 圣皮埃尔神父的永久和平计划评判
（由笔者根据 ROUSSEAU J-J.Jugement sur le 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 de Monsieur l'Abbéde Saint-Pierre [M]//Principes du droit de la guerre；Écrits sur la paix perpétuelle.Paris：J.Vrin，2008：115-126.译出）
永久和平计划是一个最值得善良的人关注的目标，也是圣皮埃尔神父以最顽强的意志思考得最长久的一个目标。尽管成功机会显然很渺茫，尽管他日复一日献身的事业遭到嘲笑，尽管厌倦不停来袭，神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目标，只能说这是一种虔诚。神父这一颗纯洁的灵魂似乎只关心公众的福祉，只衡量事物的实用程度，而从不因困难而气馁，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如果神父真的具有如此崇高的道德，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计划最大的和最独特的用处。它的实施对于每个君主、每个民族和整个欧洲的好处是巨大的、明显的和不容置疑的，没有比作者的论证更可靠、更确切的了：在一天之内实现他的欧洲共和国，它就能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每个人都能凭经验在共同利益中找到自己的特殊利益。然而，如果欧洲共和国真能存在，这些本应尽全力保护它的君主们，现在却反对它的实施；如同他们会阻止它消亡一样，现在却必然要阻止它的建立。因此，圣皮埃尔神父关于永久和平的著作首先对于实现永久和平就显得无用，对于保持永久和平也显得多余。因此，有的缺乏耐心的读者就会说，这是无意义的思辨。不，这是一本踏实的、明智的书，它的存在非常重要。
我们首先来看一些人的异议，这些人不以理性，而以结果来评判论证，这些人除了说和平计划没实施过，并没有其他反对的理由。其实，他们可能会说，如果真的有这些好处，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君主们没有采用呢？为什么他们会忽视如此明显的自身利益呢？况且他们还放弃了增加收入和增强实力的方法？如果和平计划真有宣称的那么好，难道这么久以来，君主们会比所有那些引他们误入歧途的人还要缺乏热情？难道他们会宁愿放弃明显的利益，而青睐众多骗人的办法？这可信吗？
这大概是可信的，除非假设君主们的智慧与他们的野心相称，假设他们因为渴望利益的愿望越强，他们就越看得清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会因为自尊心爆棚总是求助于骗人的方法而受惩罚，也不会因为热情甚至冲动而总是偏离目标。我们因此分得清政治和道德上真正的利益和表面的利益，前者存在于永久和平之中，这已在计划中论证了；后者存在于绝对独立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中的各君主摆脱了法律的权威而屈服于财富的控制，就如同一个丧失了理智的领航员，为了展示他无用的知识，为了号令他的水手，就在风暴来临时宁愿在岩礁间飘摇，也不愿下锚固定好船只。
国王们和他们所任命的官员们的工作只与两个目标有关：对外扩大他们的统治，对内使统治更加专制。所有其他的目的，要么是与这两者之中的一个有关，要么就只是给他们充当借口，比如公共的福祉啊、臣民的幸福啊、国家的荣誉啊，这些词政府永远也不会停止使用，公共法令中也比比皆是，却永远只是宣告灾难性的命令，在主人们对臣民谈论他们“慈父般的关怀”时，人民已经叫苦不迭。
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基于这两条行为准则，君主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直接违背一条准则、也不再对另一条准则有利的主张。因为他们清楚地感觉到，有了欧洲议会，每个国家的政府就不仅是边境线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如果不能保证国家的臣民免受君主暴政，就不能保证君主免遭臣民的暴动，否则制度就难以继续存在。然而，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君主吗？真的有永远只满足于他最珍视的计划，毫无怨愤地保持着唯一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公正地对待外国人，甚至也公正地对待他自己臣民的君主？对此我表示怀疑。
战争和征服与专制主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从一个奴隶民族那里，人们可以随意地取用金钱和人力来征服其他民族；反之亦然，战争也给掠夺金钱提供了借口。另一个似乎更有理的借口是：必须总是有强大的军队来让人民敬畏。最终，每个人都看得到，得胜的君主与他的臣民进行的战争并不比与敌人进行的战争少，战胜国人民的处境也并不比战败国的人民好多少。汉尼拔就曾在写给迦太基人的信中说：“我打败了罗马人，给我派更多的军队来；我向意大利求援了，给我寄更多的钱来。”这才是人民对君主的意义，而人民还在为主人的胜利大唱感恩赞歌、燃起篝火欢欣鼓舞。
至于君主们之间的分歧，我们能寄希望于君主们臣服于一个更高的法庭吗？这些人可是敢吹嘘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武力，而只在跟天国有关的事情上才提及上帝的。法律的严厉都没能使得个人在争斗中服从于法律，难道君主们会愿意走法律途径？一个普通的被冒犯的贵族都不屑于去法国元帅法庭控诉，您还想让一个国王去欧洲议会控诉？此外还有一个不同：贵族违反法律，会使其生命备受威胁；而君主只会让他的臣民去冒险，他拿起武器，使用的是全人类认可的、声称只对上帝负责的权力。
一个拿他的利益去战争中碰运气的君主知道他冒着风险，但更加打动他的，是他所指望的利益，因为他对命运的惧怕比不上他对自己才智的信心：如果他强大，他就依靠他的力量；如果他弱小，他就指望他的同盟；有时在国内净化糟糕的情绪、削弱不顺从的臣民，甚至遭受一些挫折对他是有益的，精明的政治家懂得从自身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希望人们记得并不是我这么说，而是一位宫廷诡辩家说的。相比较于一个公平和法律造就的、拥有幸福和强大人民的难以撼动的帝国，这位诡辩家更偏爱广大的领土和又少又穷又顺从的臣民。
基于同样的原则，诡辩家也会反驳徒劳无益的战争会引发商业停滞、人口减少、财政紊乱和实实在在的损失。总是以金钱来衡量君主们的得失是极其错误的盘算；他们所期盼的强大程度完全不是由他们所拥有的百万钱财来计算的。君主总是让他的计划循环起来，他发号施令以求变富，他变富是为了发号施令；他轮流地牺牲其中一个以获取他缺少的另一个，但他分开追求这两个目标，只是为了最终两个目标都达到。因为，要成为人和物的主人，就需要同时拥有帝国和金钱。
最后，普遍和永久的和平应该能给商业带来巨大好处，这一点确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正因为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因此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就不实在了。既然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感觉到优势，既然要增加相对的实力，那么，就必须只寻找独占的利益。
君主们不停地被事物的表象所欺骗，因此他们会在权衡自身的利益之时抛弃和平；而当他们让大臣们去权衡的时候又是什么状况呢？大臣们的利益总是与人民的利益相悖，也几乎总是与君主的利益冲突，他们需要战争来使自己不可或缺，来使君主陷入没有他们就不能摆脱的困境。必要的时候，失去国家总比失去他们的地位要好；他们需要战争，以借公共需求的借口来欺压人民；他们需要战争来安置他们的亲信、占领市场、秘密地进行可恶的垄断；他们需要战争来满足欲望、互相排挤；当君主在宫里策划针对大臣的阴谋时，大臣们也需要战争来使君主离开宫廷从而控制君主；永久和平会让大臣们丧失一切资源，而人民仍然傻傻地在问：如果说这个计划可行，为什么他们还没采用？人民没有看到，计划不能被采用就是因为这些大臣的阻挠，而并不是因为计划本身不能实行。大臣们会怎样来反对这个计划呢？他们经常的做法就是嘲笑它。
即使君主们和大臣们具有了他们永远也不会有的诚意，也不应该跟圣皮埃尔神父一样相信能很容易找到实施这个体系的有利时刻。因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个别利益的总和与公共利益相比不占上风，需要每个人在公共利益中看到他能期望的最大的个人利益。然而，这需要诸多头脑的智慧协作，以及诸多利益关系的协调，然而要所有这些必要条件都碰巧达到偶然的一致，这几乎是妄想。但是，如果不能达到一致，就只能用强力替代了，那么这就不再是说服的问题，而是强迫的问题；那么就不要再写书了，而应该组织起军队。
因此，无论计划是多么智慧，实现它的方法总让人感觉出作者的天真。他简单地想象只需要召开一个议会，在会上提议他的条款，大家签署了条款，就大功告成了。显然，在这位正人君子的所有计划中，他虽然清楚地看到了计划实现以后的效果，但他却像个孩子一样去设想实现它的方法。
为了证明基督教共和国的计划并非虚幻，我只需提到第一位发起人的名字：因为亨利四世肯定没疯，苏利公爵也不是空想家。圣皮埃尔神父按照这些伟大的名字来恢复他们的体系。但是时间、环境、主张、做法和发起人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在作评论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亨利四世选择执行其计划之时的总体形势。
查尔斯·昆特[2]曾统治过世界的一部分，也让世界的其他地区胆战心惊，凭借着极其成功的手段和使用手段的高超才能，他的成就让人们对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国有所憧憬。他的儿子虽然更富有但能力逊色些，他虽然不懈地坚持这个计划，却没有能力执行它，反而不停地给欧洲带来不断的烦恼。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对其他各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没有哪个君主能在与它不和的情况下还能安心地进行统治。菲利普三世[3]，比他的父亲更缺乏才干，却继承了他父亲所有的抱负。欧洲由于惧怕西班牙帝国，因此仍然对它有所敬畏。但西班牙继续处于统治地位，与其说是靠能力让大家听从自己，不如说只是发号施令惯了。实际上，荷兰的暴动、为对付英国所作的军备、法国的内战都耗尽了西班牙的力量和印度的财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被分割成两个分支，行动不再协调一致；无论皇帝怎样尽力维持或恢复查尔斯·昆特在德国的权威，他都只能引起君主们的反感，只能促使他们很快形成联盟，而且差点将菲利普三世赶下王位。自此，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开始衰落，公共自由也开始得以重建。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第一个摆脱桎梏，并把自己单独置于战争的危险之中。即使是亨利四世也没有真正成功，从而打消了其他所有人的勇气。此外，如果除去那位太弱太驯服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萨瓦公爵，在众多的统治者中，也没有一位国家元首有能力做成并维持一项事业；每个人都在等待打破桎梏的时机和形势。这就是当亨利四世构思基督教共和国的计划并预备实施它时的大致情况。计划本身很宏大，很令人赞叹，我并不想贬损它。但是，因为这个计划的动机其实是削弱强敌，反而因此获得了仅仅把公益作为动机之时很难得到的动力。
我们现在看看这位伟人使用了哪些方法来准备这项崇高的事业。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了这项事业所有困难的人。因此，尽管他童年时就构思了这项计划，但他思考了一辈子，直到老年才付诸实施。这些行为首先体现了强烈和持久愿望，只有这样的愿望能够在艰难险阻中克服强大的障碍。此外，因为拥有远见和周全的准备，耐心和审慎就早已铺平了道路。因为下面这两种事业是有很大差别的：一种是必要的事业，即使是谨慎也要求人们做出一点盲目的事情；另一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业，如果一些事不用去做，那只是因为有把握能做成这些事。在这样一个需要很多人协作、也涉及很多人利益的大事件中，深藏这个秘密一辈子直至实施之日，对亨利四世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困难的。尽管他似乎已将大半个欧洲都纳入他的阵营，尽管他与最强大的专治君主进行了联盟，但他向来只有一个知己知道他全部的计划。多亏上天只给予最好的国王一位廉正的大臣作为知心人。在这些宏大的规划没有任何泄露的情况下，一切都悄悄地向着实施而前进。苏利去了两次伦敦，与国王雅克和瑞典国王的联合就是由他促成的：联盟是与新教德国缔结的，他们甚至对意大利的各君主也很有信心，所有人都为了一个不能说的伟大目标协同合作，就像工人们为了一个不知形状和用途的新机器分别努力制造零件一样。是什么使得这项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呢？是那个谁也没有预料，也很少有人关心的永久和平吗？是永远与个人利益相左的公共利益吗？圣皮埃尔神父曾经这么希望。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只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而工作，而亨利四世就掌握了这个诀窍：他将个人利益以特别诱人的面貌展现给他们所有人：英国国王必须解除他王国里不断地由西班牙煽动的天主教徒的阴谋。另外，他发现解放联合省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要维持它花费巨大，而且它将自己时刻置于对战争的恐惧中；他更愿意与其他国家一劳永逸地共同分担，从而永远解脱；瑞典国王想得到波美拉尼亚，还想插手德国。当时是新教徒和奥格斯堡教派首领的德国选帝侯对波希米亚有所企图，还想进入英国国王也有所企图的所有地区；德国的君主们不得不制止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篡位行动；萨瓦公爵得到了米兰和他强烈渴望的伦巴第王国；厌倦了西班牙专制的教皇借助别人承诺给他的那不勒斯王国，也参与了进来；荷兰人得到了自由的保证，这比其他人所得的报酬都要好。最终，除了在削弱一个想要统治一切的傲慢国家上还有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强烈的、明显的特殊利益，它完全不会因为害怕一个暴君替代另一个暴君而被抵消，因为按惯例，除了法国和英国这两个什么也守不住的之外，战利品都是由所有联盟国家分享的。对于那些最担心亨利四世野心的人来说，这足够让他们平静下来了：但是这位智慧的君主很清楚，虽然条约没有给自己保留什么东西，但是他从条约中得到的还是比其他人都多；因为虽然他的财富没有增加，但只要他让唯一的那个比他强的国家分裂了，他自己就能成为最强。很明显，为了保障这项事业的成功，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且不忘赋予他自己将来在其中的最高地位。
此外，他的准备不局限于在外部形成强大的联盟，也不局限于与他的邻国和敌国的邻国缔结联盟。吸引了如此多的民族来削弱欧洲第一巨头，他还不忘使自己有能力成为将来的巨头。他用了十五年的和平时期来为他所筹划的事业做相应的准备。他用金钱填满国库，用大炮、武器、弹药填满军火库；充分准备好不时之需的资源；但他大概做得比所有这些更多，因为他智慧地管理着人民，难以察觉地根除了分裂的根源，建立了不需压榨人民就能造福所有人的良好的财政秩序；从而使得国家内部安宁，外部令人生畏，他使国家有能力武装并供养六万人和二十艘战舰，使得王国在他离开之时没有任何动乱的源头，使得国家打了六年战争却没有触及日常收入，也没有加收一分一毫的赋税。
为了引导这项事业，除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之外，还要在大臣身上形成与他身上同样的热情和谨慎。最后，虽然他的对手已不再与他作对，也还需要一个像他一样带领军队出征的人。难道您认为他希望取得的成功还缺什么吗？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他的想法，欧洲关注着他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怀着某种恐惧等待着结果。当一件事情的可怕的神秘增加了其恐怖程度、一切都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借口就可以开始这场伟大的革命，一场最后的战争预示着不朽的和平。然而，这位伟大国王的去世使欧洲重新陷入了再也看不到结束的无休止的战争中。无论如何，这就是亨利四世想尽各种办法去完成，而圣皮埃尔神父试图用一本书就去实现的同一个体系。
因此，如果他的体系没有被采用，根本不能说是因为体系不好。相反，应该说是因为太好而不能被采用；因为会滋生罪恶和滥用，很多人还会从中得利。但是，鉴于特殊利益几乎总是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对公众有用的东西只能强迫人们接纳。也许永久和平现在是一个很荒唐的计划，但如果还给我们一位亨利四世和一位苏利，永久和平将重新变成合理的计划；或者倒不如说，我们赞美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却庆幸自己没看到它付诸实施，因为，人类只有通过暴力和可怕的手段才能实现它。没有任何联盟不是通过革命建立的；基于这条规律，我们之中谁敢确定，这个欧洲联盟是该让人希冀，还是该让人害怕？它须臾间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它在将来几个世纪中能预防的伤害还要多。
附录3 关于永久和平计划的片段
（由笔者根据ROUSSEAU，J.-J.，Fragment sur le Proj et de Paix perpétuelle dans Principes du droit de la guerre；Écrits sur la paix perpétuelle.Paris：J.Vrin，2008.p.127.译出）
[纳沙泰尔（Neuchâtel）16 号手稿里，在卢梭所列的圣皮埃尔伯爵交托给卢梭的纸板箱内的文章的列表中，我们发现下面这篇片段，很可能是在《摘要》之前撰写的。这表明卢梭的观点一开始就与神父的观点有别。]
在考察欧洲各国宪制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国家太大而不好治理，其他国家又太小而不能保持独立。在我看来，很难预防、也不可能纠正人们的种种恶习，因为大多数的恶习都是建立在那些唯一可以消灭恶习的人的利益之上的。我发现，国家之间存在的联系从来不会给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以时间和必须的保证来重建宪制。最后，如果手中没有强制力，任何改变都会遭到成见的反对，因此，任何政府要推行哪怕一丁点的改革，都必须像圣皮埃尔神父一样天真地抱有信念才行。
【注释】
[1]原文：《Je n'oserais répondre avec l'Abbéde Saint-Pierre...》，这里卢梭采用了“忽略暗示法”（[修辞学]prétérition），意思是说：我可不敢与神父一样说这些话，否则那些内阁的演说家们也会嘲笑我的。
[2]西班牙国王。
[3]查尔斯·昆特的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