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先生学诚，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戊午，中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于嘉庆六年（一八〇一）辛酉逝世，年六十四岁。先生幼年资质鲁钝，但在十五六岁时，就有志于史学，不肯作应举文字。后来专攻文史，自称对于史学义理，校雠心法，都有独得之见。他的思想，大概俱在《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中。当他生存时，每撰成一文，往往把文稿录寄友人，互相传写。到临终的时候，曾把全稿托萧山王宗炎编次。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壬辰，他的次子华绂，刻于大梁，但只有《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还不到全书三分之一。后来谭廷献又刻于杭州，广州伍崇曜也有同样的刻本。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戊寅，他的曾孙季真，又重刻于贵州，但编次都照大梁本。到了最近，浙江图书馆得钞本《章氏遗书》，用新法排印，比旧本增加不少。但最完善之本，却要算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壬戌吴兴刘承干所刻的《章氏遗书》。这书共有五十卷，内《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以上凡三十卷，目录大略照王宗炎编次；此外还有外编十八卷，即《信摭》《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各一卷，《永清县志》十卷，《和州志》三卷；再加补遗及附录各一卷。本书便是从吴兴本节钞而来，篇数虽然很少，但实斋先生的思想，也大略可以从这里面窥见一斑了。
先生虽然是前清的一个进士，但生平却没有做过官。不过曾任肥县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等书院的院长，以及做过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志书的事业，就靠这些过他的一生。他的著作，除现在所传的《遗书》外，曾襄助毕沅修《续通鉴》，并《史籍考》；但《史籍考》现在失传，不知究竟有否成书。又生平常想重撰《宋史》，但终于没有着手。至于他所修的各种志书，除现在被收入《遗书》的外，也大都不见了。
清代的学术，以考据为最盛；在实斋先生的那时，正是汉学风靡一世的时代。在他以前，如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与他同时，如戴震、钱大听、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都尽力研究声韵、训诂、名物、度数，对于经学上有重大的贡献。但实斋先生却自己以为性质不和这种学问相近，独自致力于文史。他在《浙东学术》篇上，很推崇黄宗羲，指出浙东与浙西的不同，是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可见他显然以浙东派自居，有与那尚博雅的浙西考据家对峙之意了。
要说明实斋先生的思想，当然不是几句话所能做得到。但大略的说，他的思想，是以道始三人居室论和六经皆史论为中心。中国从前的学问，往往分为考据、义理、辞章三派。三派之中，考据和义理位置较高；至于辞章之学，虽然也肩着文以明道的大招牌，却往往为其他二派所轻视。义理之学，倡于南宋的程朱，到明代王守仁氏，宗仰陆九渊，与程朱别为一派，于是有朱陆之争。这种争执，到清初还颇剧烈。但自从考据家一起，理学家的势焰便不免衰歇。实斋先生的意见，以为这两种学问，实在都很有用处，都足以为明道之资。不过他们的弊害，就在考据家往往舍今而求古，义理家往往舍人事而言性天。这原因就在乎他们虽然都想借以明道，却不明白道之所以为道。在他的意思，道是形于三人居室，著于政教典章，人伦日用，而极于修齐治平。所以第一，道是因时制宜的，不能泥古而昧今；第二，道是切合人事的，更不该空口说空话。这便是他所以异于考据家和理学家的地方。至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其足为明道之资，也正和考据义理二者不分轩轾，不过不应该但溺文辞，以及欲借空言以明道罢了。
六经皆史论，也从他的那种道体观出发。因为他以为道就在于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不能用空话来说，所以觉得《易》《诗》《书》《礼》《乐》《春秋》这些书，都不过是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没有一端不关系于当代的典章政教，没有一端不切于人伦日用，决不是圣人想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作出来的。他用《易》掌于春官太卜，《书》在外史，《诗》领太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来证明六经的官守，因以说明孔子的所以述六经，无非想表彰先王的政教及官司典守，以示后人。所以后世儒者，死守六经，当做一种载道的书，而把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丢开不管，却是大误的。
实斋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否错误，现在且不必说。但对于历来儒者支离破碎空疏无用的弊病，不能不说是最好的针砭。
但我们要明白实斋先生的所以有这种议论，完全是想矫正当时的风气。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思想，不可不先知道他所处的时代。这便是古人所谓知人论世的方法。他所处的时代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引他《与沈枫墀论学》书中的话来说明——
前明制义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余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矜尚。……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固无力农之逢年矣。而风气所开，进取之士，耻言举业。熊刘变调，亦讽《说文》《玉篇》，王宋别裁，皆考镕容金篆石。风气所趋，何所不至哉？吴兴刘氏本《章氏遗书》卷九第三十六页。
他认为学问的要务，第一在乎矫正风气。他说——
陶朱公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学业将以经世，当视其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轻重相权之道也。同上第三十七页。
又在《天喻》篇说——
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同上卷六第十一页。
这便是他在考据学盛行时代努力攻究文史，提倡学者应该注重文章事功的原因。此外他的意见，还有可以使人信服的，便是他以为学问贵在自立，不必依傍别人的门户；应该认识自己的性质所近，专攻一门，不必贪多务博，以及趋逐时尚。他在《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上说——
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
又在《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说——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亦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所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同上卷八第四十六页。
这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所能勉”“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不得已者力求其至”，实在可说是为学的最好方法。实斋先生的所以专攻史学，也因为审察自己的性情与史最为相近的缘故。他在《家书二》上说——
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襀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能，不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同上卷九第六十八页。
近来的人颇多赞扬实斋先生的史学，但对于他所说的史学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十分明白。他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上，曾辨明史学与非史学的区别说——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章氏遗书补编》第三十三页。
又在《家书二》辨明自己与刘知幾的不同说——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氏遗书》卷九第六十八页。
又在《家书三》说——
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同上卷九第六十九页。
这可见他所说的史学，是另有一种极精微的学问；近人专以史例推崇实斋先生，可谓不能深知实斋先生的了。但他所谓史学究竟是什么呢？他曾在《答客问》上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实斋先生的论史，不拘拘于类例；他的论文，也不拘拘于格式。他曾在《与邵二云书》中说——
仆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此二语知之甚易，能之甚难。同上卷第十九页。
又在《文格举隅序》中说——
古人文无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盖有所以为文者也。文而有格，学者不知所以为文而竞趋于格，于是以格为当然之具，而真文丧矣。同上卷二十九第六页。
又在《赵立斋时文题式引言》中说——
余惟古人文成法立，如语言之有起止，啼笑之有收纵，自然之理，岂有一定式哉？文而有式，则面目雷同，性灵锢蔽，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同上卷二十九第八页。
又在《丙辰札记》中说——
韩昌黎之论文，则曰“文无难易，惟其是耳”；余亦谓文无古今，惟其是耳。杜工部之论文，则曰“不薄今人爱古人”；余亦谓不弃春华受秋实。私自许为起韩杜二公于九原，固知不余疵也。《章氏遗书》外编卷三第十九至二十页。
实斋先生的文章，在古文家看来，当然不能说他很好，他自己也曾说过，“惟好持论，贵识大体，不欲求工于文字语言，以为末务”（《题壬癸尺牍》）。但他的论文律，以及对于一般文家的批评，却是十分允当的。
本书中所收，如《书教》《诗教》《原道》《原学》《博约》《浙东学术》诸篇，可以看出他对于道德学术的见解；《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诸篇，可以看出他对于文章的见解；《史德》《史释》《史篇》《别录例议》《方志立三书议》诸篇，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学的见解。此外佳篇不能收入的当然很多，读者如果想明白实斋先生学问思想的全体，便该去读《章氏遗书》的全部才是。
关于实斋先生的详细的研究，胡适之先生曾著有《章实斋先生年谱》；又《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至四期，张其昀先生著有《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一文，《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二号，何炳松先生著有《章学诚史学管窥》一文，对于他的史学有较详的批评；都可供读本书者的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