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不平等测量的相关研究

（一）国际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健康不平等的测量研究主要是借鉴收入不平等研究者的方法体系，利用基尼系数指标来测量健康不平等，较早的有Kaplan 等（1976）通过大量数据分析验证，提出了IWB（Index of well-being）和QWB（Quality of well-being index）等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量化测量。Le Grand 在1989 年首次提出健康洛伦兹曲线和健康基尼系数来度量健康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横轴代表人口数量，纵轴代表健康状态分布，由此得到洛伦兹曲线，再通过该曲线与对角线表示的绝对平等线来衡量健康不平等。Wagshaff（1991）等人使用健康集中指数来测量健康不平等，将健康的分布与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联系起来。同时一些国际学者根据跨区域和跨时间比较的不同数据来研究测量不平等问题。Wagshaff 针对越南儿童营养不良数据，使用集中系数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平等现状。国际上对健康数据的采集也很早开始有研究，国际抽样调查组织（NSSO）提供社会政策主题的横截面的第一个国家级评估自我报告的健康和卫生保健数据。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人口健康调查（DHS），一个以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为重点的多国横断面调查。这些调查数据导致了一系列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增加了国际对健康不平等认识的深度和丰富性。而对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阶级、贫困和教育不平等的研究是由社会科学家进行的，对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已被流行病学和社会科学学者的跨学科组驱动^[5]。另外国际上衡量健康不平等的一个卫生组织（Mäkinen，2000），考察了美国的不平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发现取决于下列指标：人均保健支出、辅助医疗人员（护士）数量和每100000 名居民的医生人数。最近的健康不平等的测量方法（Doorslaer和O'Donnell，2008）是基于综合指数的健康决定因素的累计加权计算。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该指数是基于对健康不平等水平和趋势的分析，该方法也可以解释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浓度指数计算为健康决定因素的贡献总量（人口、社会和经济因素）。Wagshaff 等人（2003）证明健康的集中指数可以计算为人口、教育、区域等因素对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之和，其中每一项贡献都是关于因素的健康弹性和因子的集中指数的乘积。衡量健康状况不平等的依据是按年龄分配的预期寿命分布。这种方法试图回答几个问题，例如：“在不同的人生活的同一年，或者当他们享有相同的健康水平时，这可能是完美的平等吗？”^[6](https://www.daowen.com)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健康不平等的测量研究中，饶克勤、姚岚等对健康不平等的测量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和归纳总结，主要有极差和极值法、洛伦兹曲线、集中指数、基尼系数、Kakwani 指数、差异指数、相对指数等，孙祺利用居民两周患病率等指标，使用集中指数法，对国民健康平等性的集中度展开测量，并根据分类指标测量数据综合比较差异。王丽敏等人（2003）利用1992 年我国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两个指标分析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和不平等现状。张晓波（2003）利用我国省份城乡数据进一步分析验证了健康不平等现状会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等逐步恶化。赵忠（2005）利用1997 年和2000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我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发现存在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谭淑芬等（2009）在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收入分配分布不平等的研究方式测量健康不公平指数，并讨论了所对应的社会福利函数。胡宏伟（2015）针对国民健康公平专题进行了程度测量、因素分析和系统研究。通过不同的测量方法，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城乡、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进行量化测量，同时通过统计学的线性回归方法，得出我国健康不平等现象明显，同时验证归纳健康不平等影响因素，提出一个广义的健康平等的保障和促进体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