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一）国际研究现状
WHO 认为个人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是影响个人健康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提高个人经济收入、优化生活环境和减少资源分配不均等手段来保障和促进个人健康状况，同时认为职业对健康不平等也会产生很大影响，职业类别和工作环境的不同也会使得个人健康状况出现较大差异。Margaret Whitehead在1992 年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health 中指出健康和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概括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素有五大方面：一是自然生物遗传方面；二是生活习惯、行为的健康规范；三是包括家庭、工作、职业等各种社会因素综合；四是健康卫生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因素；五是疾病的变化、自然选择和社会迁徙等因素。同时也曾提出七项促进健康和卫生服务公平的主张：一是制定改变和促进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公平政策；二是在全社会宣传和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实现；三是在健康和健康卫生医疗政策方面注重民主参与，分散决策权；四是多部门合作共同推进健康的公平，重视国际合作，注重国家质检的医疗和健康方面合作，在保障健康卫生资源共享的基础上，还应保障优质健康卫生医疗资源的公平享有；五是注重调研、评估和检测健康公平的促进系统[8]。Lasley Doyal 在《健康的性别平等》中研究得出性别差异也会导致健康不平等现象，男女的性别差异首先影响自身身体体质的差异，影响到所拥有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地位差异，进而产生健康不平等差异。国际上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核心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社会因果论，一个是健康选择论（Elatad 和Krokstand，2003）。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人的健康水平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健康不平等程度越高（Dahl，1996）；健康选择论认为个人健康状况是个人社会流动的筛选机制之一，只有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产生了健康不平等（West，1991）[9]。收入（包括财富）是衡量健康差异的最常用的衡量标准，其次是教育和性别。大量的研究考虑了基于地区、职业和种姓或部落地位的差距。财富或收入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一致。教育、收入、地区、种姓和宗教的比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一致。关于健康不平等的文献调查的主题也表明公共卫生中健康问题的政治变化。20 世纪90 年代的研究集中在死亡率、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以及营养方面。后期非传染性疾病、健康危险因素、精神健康和伤害日益重要。这些模式广泛地反映了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的变化。全球范围内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原因在于公共卫生项目中的生殖和儿童保健政策重点。财富一直是继教育和性别之后研究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健康和教育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两者之间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分析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基本是从教育角度出发，从理论和实证分析教育对健康的影响，相关政策建议也认为如果教育直接影响健康，就应该从基础资源分配上向教育倾斜，不仅可以提高人群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可以帮助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如果教育影响到个人的收益选择和不利于健康的投入，那么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个人良好的健康状况的产生和维持都有一个额外的间接影响。尽管有相当多研究健康差异的文章已经发现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健康有正的显著影响，无论健康是以死亡率、患病率还是自评的形式估计。还有许多研究使用微观数据分析受教育水平和健康不平等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以及为什么会存这种关系，但是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并未达成一致观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归纳总结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支持两者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教育会增强健康产出（Auster 等，1969；Grossman，1976；Grossman 和Joyce，1987；Taubman 和Rosen，1982；Berger 和Leigh，1989；Behrman 和Wolfe，1989；Kenkel，1991，1995）；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伪关系，因为一些无法观察的因素，例如个人偏好或者家教等因素同时影响健康和教育且影响方向一致（Rosenow 和schultz，1983）；第三种观点则支持逆因果关系，认为良好的健康状况支持个人能够取得更高水平的教育（Edwards 和Grossman，1979；Shakotko 等，1981；Shakehakotko 和Grossman，1982；Perri，1984；Wolfe，1985；Berger和Leigh，1989）。而对低收入人群的关注，人力资本的角度一直以来都聚焦在这些人的低教育获得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教育的原因是，教育是摆脱贫困和低教育水平恶性循环的一个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但是人力资本的研究一直都忽视了健康这个因素。(https://www.daowen.com)
国际学者瓦哈卡的布林德利用1991—2009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在中国代际健康传播数据。在中国三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高收入的不平等，这可能又是在教育和医疗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在农村和城市的父母和他们的后代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表明中国代际健康不平等的存在。这种相关性是持久的，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环境/卫生保健选择与他们自己和子女的健康密切相关，支持“自然-养育互动”假说。瓦哈卡的布林德分解进一步表明，15%～27%的儿童健康的城乡不平等，归因于天赋不平等和他们父母的健康。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的增加可以改善，途径是通过当前一代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孟庆跃在《中国卫生保健体制改革与健康公平》中认为经济状况和社会因素对健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比如经济收入、职业类型、学历水平、社会阶层等。苏长春、郑建中《社会分层与健康公平》中归纳了影响健康平等的几个重要因素，从社会分层角度研究健康不平等，认为学历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状况、职业工作类型这三个因素直接决定了个人的社会阶层，也影响着个人健康状况和不平等。郑大喜《试论制度安排与健康公平的实现》中表明我国普遍存在健康不平等现象，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医疗资源投入不均衡，中大医院轻基层卫生机构，重治疗轻预防；第二是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第三是健康卫生医疗费用负担和服务利用不平等，他认为与贫困问题一样，健康不平等也是阻碍平等享有基本权利和实现自由发展的主要问题，同时贫困问题与健康问题时常相伴，因健康不平等导致贫困和因贫困问题导致健康不平等现象明显[10]。孙菊、宋月萍分析了健康状况存在性别差异，同时提出分析健康平等的方向：健康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体现的状态，既包括生物遗传等天然基因因素，也包括健康环境、健康资源获得和利用等其他社会原因，同时健康本身也是多样的、复杂的，健康平等也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健康不仅要改善卫生健康资源分配，还要考虑社会因素在内的综合框架[11]。解垩（2009）在《与收入相关的健康及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研究》中基于CHNS 数据研究1991—2006 年我国城乡居民与收入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而且贫富健康差距逐步扩大。黄潇（2012）在《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扩大了吗》中通过对健康不平等进行分解，城乡中都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现象，并且在不断积累深化，初始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健康不平等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