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健康卫生医疗制度不平等的成因分析
（一）从社会学角度——缺乏公平正义深度延展
我国新医改明确提出了到2020 年全体城乡居民都能实现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覆盖，这个目标的制定是我国政府对全体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健康权利和平等分配基本健康卫生医疗资源的政治承诺，也从社会学角度体现了我国健康卫生医疗制度公平正义的本质内涵。但是在新医改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健康不平等现象，在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这些不平等差异都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无法自由平等享有基本健康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价值的主要表现形式，任何不公正的制度都应该被改革或消除，真相和正义不应该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价值而受到损害。”他分别区分了正义的概念，对于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来说，正义首先是社会正义。只有在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合理。罗尔斯将健康纳入到社会基本价值的范畴，健康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和保障。然而我国现行的健康卫生医疗制度的运行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理论体系并不相向而行，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公平正义论强调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坚持自由平等原则和无差别原则，按照这两个原则对应我国健康卫生医疗制度的实践，明显表现出缺乏公平正义深度延伸。自由平等原则要求政府保障社会成员最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用这个原则审视现行的健康卫生医疗制度，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药物体系等多个医疗卫生体系，已形成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三位一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累计参保人数有超过13 亿，参保覆盖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形成了国家基本医疗药物从生产、到流通、到使用的全环节运行体系，医改取得了较好成果，我国城乡居民在健康卫生医疗制度享有机会上基本实现了自由平等。但与此同时医改过程中也出了很多不平等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经常发生，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无差别原则，就应该为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更多的利益，以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健康权没有得到很好保障，这些都侧面反映了我国健康卫生医疗制度在对应正义论的第二个无差别原则上就存在较大不足，践行正义论缺乏深度延展。
（二）从经济学角度——缺乏卫生资源有效配置(https://www.daowen.com)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其实也是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的过程，医疗体制改革以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清，政府主体责任不明确，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而市场作用机制由于卫生医疗制度制约和束缚，没有很好发挥市场优化依靠资源配置机制，导致城乡医疗资源差异、区域医疗资源差异和人群医疗资源差异等多个方面的不平等问题。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历程也见证了政府和市场缺乏协调统一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也就是没有使得医疗卫生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健康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满足几个原则：第一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原则。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要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普遍规律，要匹配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合理规模，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发挥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作用。第二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讲求公平同时兼顾效率，讲求公平强调对健康卫生资源的平等获得，不应该受到收入、职业、教育、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兼顾效率即对健康卫生医疗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做好增量初配置，做好存量再分配。第三是满足健康卫生医疗需求为依据原则。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是以满足健康卫生医疗需求为依据，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卫生医疗需要的地方，科学规划合理设计，以解决健康卫生医疗问题和满足健康卫生医疗需求为首要任务。第四是保证重点兼顾全局原则。合理的健康卫生医疗资源配置的核心目的是社会的稳定和人们基本健康的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应首先以保证全民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为重点，同时兼顾全局，全面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健康卫生医疗需求和服务。但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缺乏这些资源配置机制或者机制不完善，因此引起了各类医疗资源配置配置差异而引起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三）从法学角度——缺乏对健康权的立法保护
我国医改虽然从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定上都是国家层面的，也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项目标、三大基石、四大体系的基本框架，即以健康为中心，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建立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的目标，构建基本药物制度、家庭医生制度和三级转诊制度三大基石，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药物体系四大体系，但在实践落地过程中政策执行层层递减，许多政策都还停留在政策层面，严重影响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一些弱势群体健康权并没有切实得到保障，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人群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现象，公平与非歧视未得到很好实现。同时健康权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做到全民参与，主要是没有建立健全参与的制度化和立法保护，许多重大健康卫生医疗改革没有广泛征求公众意见，部分参与信息也没有对公众公开，信息缺乏公正透明，公众对健康事务的参与权未获得必要实现。从法学角度分析原因，也是我国在法律层面缺乏一部关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立法。虽然在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中的有关健康权规定，政府也专门制定了《传染疾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等十几部关于健康卫生医疗方面的法律法规，但真正缺乏一部全国性、统领性、权威性的立法，明确政府在健康权保护中主体责任，对公民健康权的有效保护，对社会弱势群体的重点倾斜，使健康卫生医疗制度的实施都在立法保护范围之内。健康权是公民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正常从事工作和生活的前提条件，政府作为健康权的责任主体，需要创造环境和条件最大限度使全体公民拥有健康，公民健康权的实现依赖政府责任的履行。健康不平等实际体现的是公民健康权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实现。健康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需要国家层面承担应尽的国家义务，制定相关立法保护健康权及有效实施相关制度。健康权并非保持健康的权利，而是享有各种对于实现最高可能达到的健康标准所必需的设施、物品、服务和条件的权利，政府在公民实现健康权中应该成为承担保障者角色，履行国家义务，保障卫生资源配置的平等，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健康卫生医疗资源、服务及各种卫生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