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导引技术内涵与源流
中医导引术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生命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以主动性肢体运动、呼吸调节、心理调养为基本手段，旨在改善身心协调程度，激发人体自身抗病能力，维护和提升健康状态的养生技法体系。其内容包括了传统气功、健身气功，以及以太极拳为代表的有养生作用的传统武术项目等。
对于“导引”内涵的理解，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隋太医令巢元方的观点：“……令身囊之中满其气，引之者，引此归身内恶邪伏气，随引而出，故名导引。”将“导引”解释为具有引邪气外出功效的呼吸运动。唐代名医王冰在注解《黄帝内经·素问》时说：“导引，谓摇筋骨，动支（通‘肢’）节。”把“导引”界定为动摇筋骨、活利关节的肢体运动。在呼吸调节和肢体活动两个主要方面的基础上，历代医家、养生家将更多的内容纳入“导引”的范畴，极大丰富了其内涵。唐代高僧释慧琳认为“导引”除了肢体的屈伸活动之外，还包括自我的摩运推拿，他在《一切经音义》中写道：“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别旨》曰：“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踟蹰，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不必每晨为之，但觉身有不理则行之，皆当闭气。闭气，节其气冲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数，待气以极，则先以鼻少引入，然后口吐出也。缘气闭既久则冲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则气不一，粗而伤肺矣。如此但疾愈则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则受风，以摇动故也。凡人导引，官（通‘关’）节有声，如不引则声大，小引则声小，则筋缓气通也。”认为“导引”可以不囿于特定的名称、形状等形式，它其实渗透到了生活之中，日常的行走坐卧呼吸等皆为“导引”，是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保健祛疾之法。晋代李颐为《庄子·刻意》作注时提炼八个字：“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这个阐释高度概括了导引术的本质特点，将“导引”定义为调整呼吸，使脏腑经络之气和顺条达，引伸肢体，使身体灵活柔和的运动，明确了其两个基本要素：其一，疏通宣导气机，即调整呼吸；其二，拉伸舒展身体，即引伸肢体。唐代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自悬，类鸟飞空而伸脚。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可见，从先秦至当代，关于“导引”观点的记载丰富多样，综合归纳起来可以表述为：第一，“导引”的本质属性是一种主动性的锻炼手段、养生方法；第二，“导引”的运动形式包含了三大要素——呼吸控制（即导气）、肢体运动（即引体）、心神调养（即养魂）；第三，“导引”的功能价值是通过伸展形骸、宣导气血，从而祛病健体、益寿延年。(https://www.daowen.com)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华导引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层面上，只要是符合“内导外引，内外合一”的中国的主动锻炼理论和方法皆应被涵盖于内，其外延就包括了吐纳、引体、按摩、丹道、坐禅、存想等。这些内容按照从古代沿袭下来的习惯分类方法，可以归为“导引”和“行气”两大类别。虽然“导引”和“行气”均以精、气、神的炼养为核心精髓，但对三个要素的要求程度却各有侧重。行气术，以呼吸锻炼为主，辅以形体和意念的训练，是后世所谓“静功”之肇基；而导引术，则以形体锻炼为主，辅以呼吸和意念的训练，是后世所谓“动功”的先导，也就是狭义的中华导引术。
导引术是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是行气、养生文化的源头，后发展分化出许多流派，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源远流长的导引文化。东汉名医华佗所创的仿生导引术五禽戏，经过历代养生家的传承和改进，到了明清时期表现出新的特点。由明代著名医家周履靖所编撰的《夷门广牍·赤凤髓》中收录了“五禽图”，使五禽戏首次以图像的形式得以生动呈现；明代罗洪先和清代曹无极编纂的《万寿仙书》中，亦对五禽戏进行了记载，与周氏《夷门广牍·赤凤髓》中所录内容基本相同，被称为“明本五禽戏”。与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所记载的“旧本五禽戏”相对比，“明本五禽戏”有了较大的改变：一方面，从术式外形上看，动作更加简单化，方便人们记忆掌握，且全部采用站立姿势；另一方面，从术式内涵上看，在肢体运动的基础上加入了呼吸调节和意念调节，从而加强了锻炼的功效，并且在对动物的模仿上从对“形似”的追求上升到了对“神似”的追求。八段锦，作为中华导引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元时期就形成了“文”“武”两个流派，“文八段”采取坐势，以集神、叩齿、漱津配合上半身的简单肢体动作，动静结合；“武八段”采取立势，以全身各部分的肢体运动为主，即狭义的八段锦。两个流派在明清时期都极为流行，分别在宋元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改进，逐渐走向成熟、定型。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是记载“文八段”的最早著作。高濂不但记录了“文八段”的歌诀，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结合图像，对每个术式进行了详细的注解。据此，学界普遍认为“文八段”由此基本定型。“武八段”在宋代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在明清时期广为传习，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最终于清代光绪年间基本定型，1898年出版的《新出保身图说》中刊载了这种导引术的歌诀和图像。八段锦（特指“武八段”）在明清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到清代光绪年间以《新出保身图说》为标志基本定型。
六字诀，是明清时期非常盛行的一种侧重于呼吸吐纳锻炼的导引方法。其名字与八段锦一样，来源于晋代葛洪的《神仙传》，被称为“六字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深为历朝历代医家、养生家们所重视，如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胡愔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曾慥的《道枢》均对其进行了记载，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发挥。然而宋代及其之前的六字气、六字诀仅是单纯的呼吸吐纳方法，几乎没有肢体的动作。这一情况在明清时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肢体导引的动作被加入其中，与呼吸运动有机配合，使锻炼效果大为改善，六字诀体系更加完备。这个时期的六字诀已不是单纯的吐纳练习，同时加入了擎手、叉手、抱膝等肢体的运动，将“导气”与“引体”有机结合，形成了六字诀沿袭至今的基本模式：在一定肢体动作的配合下，以鼻深吸，根据治疗和保养的需要，选择嘘、呬、呵、吹、呼、嘻的口型，以细、均、深、长的方式由口缓慢吐气。该时期的医家、养生家对六字诀极为推崇，纷纷将其辑入著作，除高濂的《遵生八笺》之外，还有龚居中的《红炉点雪》、周履靖的《夷门广牍》、胡文焕的《类修要诀》、罗洪先和曹无极的《万寿仙书》、徐文弼的《寿世传真》等，足见其流行之广。六字诀在明清时期逐渐在丰富、完善中走向了定型，不但被人们作为一种单独的导引功法习练，还被作为一种练气的有效手段纳入其他健身锻炼和武术训练之中，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易筋经十二式，是于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导引锻炼方法，来源于一部名为《易筋经》的著作。这部专著最初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于明朝，至清朝道光年间乃有刻印本。易筋经十二式是《易筋经》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导引术，顾名思义，是一套改变筋骨肌肉的锻炼方法。整个套路由十二个术式组成，在每一式的图示后都附有歌诀加以解释，动作以抻筋拔骨、脊柱拧转为主，特点鲜明，在导引养生领域独树一帜。
五禽戏，通过模仿动物的动作，以期获得动物长于人类的某些特质和技能，从而提高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作用以强身健体、养生延年为主，代表了“仿生”类导引；八段锦，每一式动作都明确有针对性，具有治疗某种疾病或调理某一脏腑的功能，作用以调身扶正、防病治病为主，代表了“疗病”类导引；六字诀，通过呼吸吐纳发音，调理相应脏腑的气机，作用以调理呼吸、行气理气为主，代表了“吐纳”类导引；易筋经，动作多抻筋拔骨、活利关节，既是强身保健的养生导引术，又可用于武术内功训练，作用以强壮体魄、增长劲力为主，代表了“壮力”类导引。四种导引功法的成型，使得中华导引术技术发展的脉络清晰地显现出来。中华导引术作为中医学、中医养生学在疗病和养生方面的具体实践，其动作编创和习练要领同样要注重整体观的指导作用。背离这一主旨，便不能很好地达到其养生保健的疗效。
中医导引术以“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为基础，在具体的实践中最重要的表现为“调身、调息、调心”的三调合一。“三调合一”是导引术的本质属性，是导引术区别于其他运动的根本特点。“调身”“调息”和“调心”，从外部表现上，看似三个相互独立的状态，但实际上讲究的恰恰是三者的融合与统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这一点恰恰是导引术区别于一般体育运动的根本。其根源在于东西方在对人自身的认识上，西方哲学对人体有明确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区分，而中国的哲学、中医学、中医养生学则体现为人体的整体合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东方文化对人体有着独特的理解，它首先打破了“人”与“物”的分割和对立，是“身心一元”的理念，表现为：人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身体或肉体，而且还和人的精神意志以及自然等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古代便有“天人合一”“身心一统”“内外兼修”等感悟和理解。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华导引术的修炼过程首先便体现在“三调合一”的探索和实践上。所谓“调身”，外部表现为调节人体的肢体活动，但本质上却和“调息”“调心”活动密切相关。“调身”，表现为练功时的姿势，在练习功法时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表现在对“意”与“气”的相互作用上。所谓导引术炼养的三个要点：一是“形正”，二是“气顺”，三是“意宁”，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导引术习练过程中，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呼吸平稳”“精神放松”“意识平静”，要求意念随形体动作的变化而变化，在功法练习中，通过肢体动作的变化，来引导气的运行，做到意随形走，意气相随，从而起到健体养生的作用。在新编健身气功——五禽戏的整套技术动作中，“虎、鹿、熊、猿、鸟”每一式动作的练功结束都伴有肢体动作的运行来达到调息的功用。在练功过程中，则通过模仿动物的姿势，根据升降开合的肢体动作，以形导气，以内在的“意”“神”为主宰，指导形显示于外，外形中既要仿效五种动物的动作，又要体现出它们的神韵，做到意气相随，形神兼备，内外合一。例如，五禽戏“熊运”的功法作用是通过练习过程中腰腹的连绵不断的转动，来引导内气的运行，从而可以达到加强脾胃之运化的功效。为了达到锻炼效果和目的，要求在练习中既要注重憨态可掬的外部动作形态，又要讲究以意领气的气息运行，从而达到养生功效。倘若在习练中，仅仅是注重“调身”而忽视“调息”和“调心”的环节，则将失去其功效，甚至适得其反。“调息”，是指调节呼吸活动，或者是对呼吸的锻炼，就是有意识地通过运用身体调节和动作变化进行调整和掌握呼吸方法。呼吸活动包括呼气和吸气，是生物机体和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活动。人的呼吸过程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外呼吸（包括肺通气和肺换气）；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内呼吸（指组织细胞与血液间的气体交换）。人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其呼吸运动形式可以不同，以肋骨运动为主者称之为“胸式呼吸”；以膈和腹壁肌肉运动为主者称为“腹式呼吸”。
中医学对于呼吸的理解，与“气”密切相关。气，在古代哲学中，指存在于宇宙之中的不断运动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源。中医学和传统体育养生认为，人体的气是一种充养人体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所谓“气者，人之根本也”。人体内的各种生命信息，皆可通过体内升降出入运行的气来感应和传递，从而形成人体之内各脏腑经络组织器官之间的联系，外在的信息感应和传递于内在的脏腑，内在脏腑的各种信息反映于体表。如“心气通于舌”“肝气通于目”“脾气通于口”“肺气通于鼻”“肾气通于耳”。传统体育养生自古就重视人体气的炼养，古代的养生方法则通过导引、行气等方法来进行激发和培育人体的气化功能。导引术非常重视养生炼气，通过导引行气，使全身之气充沛，流行于全身，机体则健旺。正是由于对“气”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才使得导引术独具特色，调息也成为导引术习练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在导引术的习练中，通常通过肢体动作的运动来达到调息的目的，换言之，调息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和调身、调心相互结合的。导引术调息的意义在于通过调控呼吸而孕育和引导内气。呼吸和内气直接相关，尤其以呼气与内气更为密切，所以许多功法都注重调控呼气，如内丹术。目前，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调息可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中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张力，从而调整相应的内脏组织器官的功能。调息的内容既包括呼吸形式的调控，也包括出入气息的调控。“调心”，是调节心理活动，也称之为炼神、炼己。调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改变日常意识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使机体进入练功所需要的意识状态。调心的状态包括意念调控和境界调整两个方面，意念调控是有意的、主动性操作；境界调控是无意的、伴随性操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意念有助于形成境界，而特定的境界往往会产生其相应的意念。意念调控是指“练功中有意引导、形成或消除特定意识内容的操作”，其中包括意守、存想和入静。意守，是主观上将意识移置于某一现实事物的心理操作活动，意守的目的在于排除杂念，一念代万念。如意守丹田，即要求感觉到意识自身移位；存想是想象特定的景物至身临其境的状态。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易筋经中的“倒拽九牛尾”、五禽戏虎举下拉中的“手拉重物”“手按浮球”等都属于存想的范畴；入静便是逐渐消除一切思维活动的心理过程。入静并不意味着意识的空白，而是要求达到恬淡虚无的境界，体现“如动不动”“寂而常照”的状态。境界调控则是伴随性的，不是主动引导的过程，而是顺其自然的过程，如水到渠成。三调（调身、调息、调心）是导引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操作内容，习练者从“学练三调”到“三调合一”虽然是一个不断感悟和体会的过程，在学练的初级阶段会“三调分离”抑或是“三调协同”的状态，即学练之初首先逐一学习三调的内容，通常是先调身、再调息、最后把握特定的意念和境界，是按照从外到内、逐渐深化的训练过程。但本质上导引术在修炼过程中调心、调息、调身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三调中的每一调都与其他两调相联系，每一调都并非独立存在。调身可以影响调心，练功时身体缓慢柔和节律性的运动与平静的意念活动相适应，而剧烈的运动往往伴随着精神的紧张状态，因此导引术习练力求“寓静于动”。调心与调息更为显而易见，心平方能气和。由此可见，调身、调息和调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三调合一的整体观是习练导引养生功法的关键所在，是导引术疗病养生的难点和重点，更是导引术发展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