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的奢华宅第与园林范式
值得关注的是，墓志在叙述了王清的起家及征任、迁转官职后，话锋一转，竟对王清的住宅和园林给予了大量笔墨，刻意描述和渲染。借此，不但揭示出王清家业的丰厚殷实，也可资了解王清放弃仕途、营修宅第的初衷，以及他在构建宅第上的奢华逾制，和在筑造园林时的回归自然之生态旨趣。
1.营造宅第的缘起及其建筑结构
2.宅第规格的僭侈逾制
王清家拥有如此高规格的住宅，显然是有违当时国家相关法规的。北周的相关法令今已难以知悉，但可以肯定还是僭越逾制的。此房屋的建造约在北周末年或隋朝初年，即以隋朝而论，王清的宅院是否有违相关的隋代营造法令制度呢？遗憾的是，隋代的《开皇令》中恰恰缺佚了《营缮令》。不过大多数唐令都以《开皇令》为基础，在篇目上亦大部分沿用《开皇令》，因此参考唐代的《营缮令》，或许可以间接反映出隋代抑或上溯到北周的相关规定：
依据《营缮令》，王清所任品级，其营造住宅不能超过“三间五架”，门屋不能超过“一间两架”。若依其致仕后庶人身份论，则不得超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而王清住宅描叙为“墙高数刃，门邃九重，峻宇连藩，高房接栋”的状况，显然已经逾越了三间五架的规定，肯定有违营缮条令。那么，《营缮令》是否在执行中有那么严格，绝不允许有任何违背？揆诸文献，此种有违律令的事例在隋朝确实存在，如《隋书》文帝第三子秦孝王杨俊的本传就有如下记载：
杨俊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隋高祖认为其有违法令，要免官处责。然刘升与杨素却一再上谏要求从轻处置，竟最终没有得到高祖的许可。而上谏人杨素，其住宅同样也存在逾制问题。《大业杂记》中就有一段关于杨素住宅的描述：“尚书令杨素于东都造宅，新成，僭于宫省。宅方三百步，门院五重，高斋曲池，时为冠绝。”[20]《隋书·杨素传》亦云：“时素贵宠日隆……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21]杨素住宅的豪华当然要胜过王清，只是史书对杨素住宅的描叙，比起《王清志》显然要简略许多。而如果说以杨素那样的朝中显贵身份，他的宅第在当时就有“僭于宫省”的指责，那么一介平民的王清，其住宅的“峻宇连藩”，当然也会有越制逾礼之嫌了。隋朝官署亦设有司隶台，其长官司隶大夫的职责就是“掌诸巡察”，尤其是巡查京畿内外。司隶台设有“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执掌的六项标准中，其中就有“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22]。可知对于“田宅踰制”的问题，在隋代是有着专人专管的。而据史载及《王清志》来看，实际上田宅逾制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是不能严格禁止的。不过，王清能够逾制的原因，也可以据唐代《营缮令》加以分析：其云“其祖父舍宅，门荫子孙，虽荫尽，听依仍旧居住”，则也许王清的住宅是在“祖父舍宅”的基础上而进行营缮建造，亦即利用了“垂芳代北，扇馥华阴”的“门荫”的庇护。味其志文所言“枯中藉臰，朽里传馨，尚披褐以隆高，况衣冠而日贵”，铭文所言“盛以家福，隆之世禄，三虎荣门，二龙光族”，似乎正流露出王清传承家业、托庇祖荫的意思，那么王清拥有的奢华宅第或许与其祖上留下的旧居有关[23]，而其殷实的家业传至隋代，犹然兴盛富有，又或许因为远离京城，以至于改朝换代也未受到较大冲击，这才直接延续了王清家居生活的优越适意。甚至墓志还描叙了家中常有艺妓乐班来歌舞娱乐，“伎则燕姬赵女、碧玉绿珠，乐则蜀管吴弦、金钟石磬”，“羽怅观伎，华堂奏乐。尽日于斯，生平是足”。这也显示了王清不仅拥有丰厚的家资，还积淀着较深的士族文化底蕴。因为蓄养歌舞艺伎，毕竟是中古官宦大族与文人雅士的时尚。而艺妓也不仅要有琴瑟歌舞等方面的表演技艺，还要具备诗书礼仪方面的修养。当然这些描写或许有一定的虚构和夸张，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王清家族优越的生活条件。(https://www.daowen.com)
3.创置园林的时代理念与回归自然的生活意趣
志文在描写了王清的宅第状貌之后，又说他“悦意池台别安林沼”，这“别安”的让他悦意的“池台”与“林沼”，显然是他住宅之外的园林别业。王清在创建园林的过程中，亲自参与一切事务，“萤山菊圃，亲劳垒石之功；凿井之园，自苦开泉之力”。对户外环境的装点要求更是树林成荫，花草成行，“五柳林间，能栽异草；三行径里，巧殖名花”。如此刻意经营园林，正与两晋六朝以来，南朝园林含蓄、秀美、恬静、淡泊的设计理念相互融通，也与文人雅士注重园林建筑在情感与精神上的领悟以及始终与自然保持和谐融洽关系的意境颇为契合。诸如东晋庾阐在《闲居赋》形容自家的园林式庭院是“鸟栖庭林，燕巢子幕。既乃青阳结荫，木槿开荣。森条霜重，绿叶云倾。阴兴则暑退，风来则气清。前临塘中，眇目长洲。晨渠吐溜，归潮夕流”[24]。梁朝徐勉曾在《诫子书》中讲他中年营建小园的目的是“非在播艺，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而在小园的建设中，培石为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更是为了“以娱休沐，用托性灵”。徐勉在此园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将小园视为“天地物”，感叹“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25]又有陈朝的张讥，史书称他是一位品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的雅士，“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26]。由此可见，两晋南北朝以来的私家园林宅第营造风尚，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建筑上的外在时尚，而是通过“积石为山，引水为池”的景观，使人们在赏心悦目的同时，身心融入大自然的山水草木精粹中，寄托超然物我的心灵境界[27]。再如隋代江总《岁暮还宅诗》所云：“悒然想泉石，驱驾出楼台；玩竹春前笋，惊花雪后梅。青山殊可对，黄卷复时开。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28]宅院园林建构在泉石之间，走出政务楼台，回归宅园的同时，就回归了自然，回到了坐对青山的春竹雪梅之间，展卷日暮，自斟自娱。又如隋元行恭《过故宅》诗云：“颓城百战后，荒邑四邻通；将军戟已折，步兵途转穷。吹台有山鸟，歌庭聒野虫；草深斜径灭，水尽曲池空。林中满明月，是处来春风；唯余一废井，尚夹雨株桐。”[29]尽管战乱后的故宅已经荒芜，而诗人笔下对故宅的怀念仍充满深情，吹台、歌庭、斜径、曲池，还有林中风月，井边雨桐，尽皆烘托出人与自然相依相谐的宅第园林营造的基本元素和观念。
王清的园林建筑所体现的回归自然理念，还表露在选用建筑材质方面。屋宇喜用原生态材质，即志文所谓“斋椽不削，屋柱含皮；宇草连根，扉荆带叶”。屋内不用雕梁画柱，而径用带皮的椽木，园门不用精心装饰，而径用带叶的荆枝。又且“近殖高林，非难听鸟；临穿小泊，复易观鱼”。可以高林听鸟，小渊观鱼，这样的园林，自然会吸引嘉宾好友前来相聚，正所谓“宾来寓目，客去留心，致阮籍以能寻，眷嵇康而不友”。招徕了名流雅士，扩大了交际范围，更增添了生活情趣。更有“三春之余，恋花朝而命酒；九夏之末，顾月夜以张琴。诗成付笔，兴尽传杯，袖舞罇前，山崩醉后”的描写，揭示出对肆意酣畅、随意任性的清流生活的追求，也勾勒出对魏晋风度与竹林雅集的向往，这显然是营造格局与元素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理念与时代风尚。无独有偶，隋代开皇九年《田彪墓志》云“至永熙之际，嘱帝王西狩，京洛北迁，君有止足之心，无禄仕之意”。田彪虽与王清致仕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不恋官场、从心退隐的做法却是一致的。田彪又在北周“建德六年，板授河内郡守”，对此更是“非所欲也”，“于是游心道义，息迹丘园，啸傲时俗之间，得意云霞之表。性重宾客，又善朋游，肴醑不空，堂宾常满。是以冠带之士、耆德之翁、高才之伦、释学之辈，莫不共游馆合，雾合烟繁”[30]。此与王清在园林聚宴宾客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可见私家居宅与园林的精心设计，代表着一种建筑上的社会时尚和文化情趣。而其风格与布局的贴近大自然，又成为雅集墨客文友的绝佳交际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