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文撰者浓重渲染宅第园林的时代风尚与社会背景
《王清志》如此描写宅居和园林，在墓志体裁的文字中确属少见。借此，或可以推知此篇墓志的撰写者，有可能是一位由南入北的颇有文学造诣、且谙熟江南园林建构的文士。志文辞藻华丽，文采飞扬，若从文学描述角度而论，亦可称之为一篇精彩之作。尤其是撰者将南朝文人情怀与南国生活风尚深深根植于心，并由此借题发挥而将王清宅第与园林渲染到了极致，仿佛在炫耀世家大族丰厚的物质财富和优雅的生活状态。而其对王清园林的刻画，则充满了清纯自然的人文气息，彰显出人与自然的融洽与对自然的心灵寄托。宅第与园林的区别描绘，旨在昭示“其宅也如彼，其园也若此”的迥然不同，并进而反映出生活与休闲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精神境界与文化追求。至于从宅第到园林之间的相互联系，作者也刻意加以描述，但凡是“出入止园宅之间”，都可以“往来极山势之乐”。王清家住华阴，正在华山脚下、渭水南畔，出宅可以遥望太华屼出云表，危峰峭峻，巉岩秀绝；入园亦可以仰见石萼鳞鳞，势若莲花，状如芙蓉。将崇丽的西岳华山衬托在园宅之间，一如隋唐时期长安城南可以“悠然见南山”的无数世家大族别业的旨趣一样，那就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么，撰写志文者所欲渲染的当是通过王清的宅园来反映一种生活情怀，一个时代气象，一种营造文化，即周隋时期在继承南朝以来礼乐文化的同时，反映在宅居文化上的园林建筑风格，也一样萃取了南朝文人倾情山水、寄怀自然的高雅志趣与营造理念。
文献揭示，隋炀帝在大业元年营造东都、修建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反映出炀帝对建筑时尚的追求极其奢华靡丽，当然这也说明了彼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物质生活的富足。《隋书·食货志》记载：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踰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炀皇嗣守鸿基，国家殷富，雅爱宏玩，肆情方骋，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31]
上述记载可以表明，隋炀帝“嗣守鸿业”的大业年间，正值“国家殷富”时期，由于他“雅爱宏玩”，所以在营造东都时，“穷诸巨丽”。又因为他为太子时曾被文帝长期委派藩居江南，对江南文化情有独钟，因此将许多“梁陈曲折”的江南建筑风尚运用到了营造东都的规划上。炀帝又在东都附近大造宫殿别馆，极尽奢华，更是将江南的建筑格局与特色设计其中。仅以东都西苑宫人所居住的“十六院”为例：
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州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泛，若有神变。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海东有曲水池，其间有曲水殿，上巳褉饮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宫人三五十骑，人定之后，开阊阖门入西苑，歌管达曙，诸府寺，因乃置《清夜游》之曲数十首。[32]
此处水绕山环，起伏变化，亭阁楼台，参差其中。轻舟画舸，飞桥阁道，还有应时果蔬与水陆珍肴，更是上巳歌舞与中秋吟赋的美妙苑囿。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六院的营造设计风格，完全是仿照江南建康宫苑的样式建设的[33]。不但注重与大自然景物的结合，又着力于人文景观的建造，充分继承了六朝以来的园林风尚。此种建筑风尚或式样，到了北朝后期随着大量南人入北所促成的文化融合，自然会对周隋时期的宅第与园林的建造产生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当然首先会波及到人文荟萃的两京地区。(https://www.daowen.com)
又且炀帝个人对宅第也有着特别的喜好。《隋书》卷五六《张衡传》载：
大业三年，帝幸榆林郡，还至太原，谓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谓衡曰：“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经洛阳，瞻望于此，深恨不得相过，不谓今日得谐宿愿。”衡俯伏辞谢，奉觞上寿。帝益欢，赐其宅傍田三十顷，良马一匹，金带，缣彩六百段，衣一袭，御食器一具。衡固让，帝曰：“天子所至称幸者，盖为此也，不足为辞。”衡复献食于帝，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洽。[34]
炀帝路过太原时，专程到张衡宅第“留宴三日”，只因“悦其山泉”。告别时尚意犹未尽，赐给张衡良田好马，金带彩帛。这种崇尚融入自然山水的住宅风尚，无疑也会影响到上流社会与文人阶层。唐人亦很崇尚此种依山傍水的郊外别业，例如《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载：“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燕集其间，广陈妓乐”[35]。杜佑之子杜式方，“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36]。史传对杜佑的郊居记述甚简，而杜佑的门人权德舆所撰《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记》，纂叙幽胜，极其形容。其云：
神京善地，启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萦回岩巘，左右胜势，径术逶迤于木杪，台亭蹇嵼于山腹。下崇岗，冒青苍，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宾榻，中容宴豆，孤斋闲馆，幽概随之。乃开洞穴，以导泉脉，其流泠泠，或决或渟。激而杯行，瀑为玉声。初蒙于山下，终汇于池际。白波沦涟，缭以方塘，轻舻缓棹，氵公洄上下。见烟霞澄霁之状，鱼鸟飞沉之适，濯于潺湲，风于碧鲜。红葩火燃，素英雪翻，芊眠葱倩，杳窱回合。含虚籁以四达，溯清辉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辖，则有鸣佩拖绅，宗工隽人。金阙玉堂之宾，淑姿修态，流光含睇；回风遏云之艺，中饮笑交欢击节。不知公相之为贵，适其适故也。[37]
此记还强调“故城南墟里，多以杜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见积厚流泽，此焉回复”。是谓杜佑营造的郊居，有着承继和光大杜氏族业、泽流源远之意义。杜佑的郊居别业，也因其地位的尊贵而工程浩大，精心开凿的泉流方塘，显示出神契天合的意境，回荡着“含虚籁以四达，溯清辉而交映”的气象。王清的别沼园林，当然无法与此相侔，然其中确实存在着共同之处，诸如地点皆选取以大自然的崇岩峻岭为背景，一为壮美的终南山，一为峭秀的太华山，又均在园林别业中修筑亭台厅馆，导引清流，虽然构造各有所异，然其嘉招宾客，盛集雅士，饮酒赏乐，高谈纵论的郊居旨趣，毕竟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其实，总览隋唐园宅的营造内涵，最理想的境界莫若：“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园（唐宰相裴度的园宅）而已。”[38]而唐人对宅居于园林建筑的这些追求，已然从隋代王清的宅园营造中可以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