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武将军碑》的亡佚和复出
《广武将军碑》刻于前秦建元四年（368），只比《邓太尉祠碑》碑阴题记晚一年。因碑文第一行有“广武将军”字样，最早著录此碑的毕沅，便以为这是有讳无姓的碑主“□产”的官衔，遂称之“广武将军□产碑”[4]。其实，这个官衔更可能是碑主祖父的。另外，碑额上题有“立界山石祠”5字，按惯例称其“立界山石祠碑”应该更合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5]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6]，就是以其额题命名的。只因毕沅的命名先入为主，其后王昶《金石萃编》也照搬此碑名，影响更大，于是陈陈相因，直至今日。依笔者之见，已无必要非改成《立界山石祠碑》不可，只须将“□产”去掉，直接称《广武将军碑》，以碑文首行某一词语命名，也算说得过去，如顾燮光《梦碧簃石言》就是这样处理的[7]。
此碑为圭形，无碑穿。高174厘米，宽73厘米，碑阳碑阴及两侧都刻字。正面碑文17行，行31字；碑阴题名18行，行33字；碑阴额部题名15行，行字不等；碑左右两侧也刻满题名，行字不计。碑阳的下部和中部，碑阴的下部和右部，均剥蚀严重，已无字迹。《金石萃编》有录文[8]，而录文最全最为确当者是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中的录文。他按原碑的格式，依照碑阳碑阴的行数、字数，以及碑额、碑侧题名的位置，重排碑文的版式，逐字抄录碑文，使读者一目了然[9]。
《广武将军碑》原立于何处，毕沅《关中金石记》言之凿凿：“在宜君”。其后著录此碑者便众口一词，说碑“在宜君县”。这可苦了后来的访碑者，他们在宜君县根本找不到这块碑。同治年间在陕做过学政的吴大澂，还有于右任，都曾亲至宜君访碑而不得。此正如于右任在《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中所说：“昔人误记后人觅，掘遍宜君郭外田。”既然找不到，便有了此碑已亡佚之说，或云碑在宜君县署已毁于火灾，或云已被人烧作石灰。既然碑已不存在，此前的拓本遂成至宝。直到进入民国后，这块被于右任称为“环宇声价迈二爨”的古碑，才又现身于与宜君县相邻的白水县。
至于它具体何时何地被发现，最早的发现人是谁，却有多种说法。最先向外界披露《广武将军碑》重被发现消息的，应该是前文多次引用的于右任那首《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这首长诗写于1920年7月，当时于右任由沪回陕，正在渭北主持陕西靖国军。一日，靖国军第三路参谋李春堂去白水县公干归来，向于右任奉上一件新出古碑的拓本。酷爱金石的于右任展读之下，发现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广武将军碑》，欣喜之余诗兴大发，写下那首传诵一时的长诗，而李春堂则被认为是此碑复出的发现人。在于氏原诗中，有“为言新出澄城境”一句，即李春堂告诉他碑是在澄城县发现的。不久，靖国军第五路司令高峻又给于右任送该碑拓本，并告诉他：碑出于白水县彭衙村，已就近迁置于史官村的仓颉庙。于是，于右任后来又把那句诗改成了“为言新出白水境”，并在其后写的《纪广武将军碑》一诗中，澄清了碑之所在：“广武碑何在，彭衙认藓痕。地当仓圣庙，石在史官村。”[10]
碑之所在清楚了，谁是最早的发现人，却还有问题。1924年，已在上海的于右任接到一封信，写信者雷芾丞，字召卿，澄城人，为前清生员。信中称：《广武将军碑》是他最早发现，李春堂送于右任的拓本，是靖国军第五路司令高峻部下第一支队司令赵树勋（驻军澄城，与雷为表兄弟）在他建议下所拓，由赵转交高，再由高转交李并持送于右任。雷氏信中是如何表述的，已不可知，但于右任为此写了《赠雷召卿君》一诗，且有序，却可以为证。其序曰：
访得广武将军碑者，余初作歌谓系李君春堂，因李君持以赠余也。十一年春李君殉国，十三年雷君函述其发见始末，因为诗赠之。
诗曰：
好古遗闻自足珍，彭衙名物重苻秦，回思旧事增惆怅，误记当年访古人。
又曰：(https://www.daowen.com)
李春堂死天难问，广武歌存感更多，夜半摩挲频下泪，关门风雨近如何？[11]
李春堂当时已死于暗杀，死无对证，于右任遂有“李春堂死天难问”之慨。从以上诗句可见，雷氏信中叙说其发现始末，得到了于右任认可，他承认自己“误记当年访古人”。
然而，也有人并不认可此说。党晴梵《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一文就认为，李发现也罢，雷发现也罢，“实皆非也”，并对“此区区发现古碑之微名，尚欲争之”，大不以为然。他在文中记曰：
民国七年，西安帖贾谢秀峰赴澄城，欲拓晖福寺碑。时澄城驻军营长赵子建，以保全古迹名义，不让毯蜡椎拓。赵白水人，家近史官村，适返，谢往求之，仍不得。终日无聊，因至史官村瞻礼仓圣庙。至庙，则所谓亡之广武将军碑者，赫然在也。乃背人偷拓数十份，归西安，染成旧纸色，携之北平，先出一二份，皆获价千金。后渐出渐多，然犹需值二十金。谢得善价，饱载而归。于是广武将军碑复出之声，洋溢人间矣。[12]
按党晴梵所记，《广武将军碑》的复出，是西安碑帖商人谢秀峰在仓颉庙中偶然发现的。党晴梵（1885—1966），名沄，字晴梵，陕西合阳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曾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参谋长，后期弃政从事教育，精于金石考据和书画鉴赏。这篇文章收入其《华云杂记》一书，颇有影响，因而谢秀峰发现之说被很多人采信。需要指出的是，党氏文中把李春堂赠于右任拓本、高峻赠他本人拓本、谢秀峰赴澄城这三件事的时间，均记为民国七年（1918），似记忆有误。《广武将军碑》复出即于右任收到李春堂拓本并写赠诗，是在民国九年（192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广武将军碑》的复出及复出后的流迁经过的探讨，并未最终画上句号。今人罗宏才《探寻碑林名碑》一书，有《扑朔迷离的〈立界山石祠碑〉》一篇，对与该碑复出经过相关的各种文献进行了梳理，通过走访西安碑帖行老人，赴白水县实地踏察和采访当事人后代，大致复原了《广武将军碑》复出的始末[13]。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依据其文中表述，做简要归纳：
民国九年（1920）4月，白水县南彭衙村修复村西的寒崇寺，村民打围墙掘土，挖出古碑及石刻造像等。得到消息后，驻军澄城的靖国军第五路第一支队司令赵树勋遣其家私塾先生雷召卿前去察看，这位有金石知识的前清秀才辨认出，此古碑正是亡佚已久的《广武将军碑》。于是觅工椎拓，最早的拓本中，就包括赵树勋送给高峻，又被李春堂得之并转呈于右任的。据赵树勋之子赵辰君回忆，此后不久，赵树勋考虑到此碑珍贵，恐生意外，派兵就近移置于相距数里的史官村仓颉庙，以便控制椎拓销售之利，充作军费。这就是谢秀峰能在仓颉庙见碑拓碑的前因。据民国时期与谢秀峰颇多交往的同为碑帖商的赵敏生讲，当年谢秀峰带着礼物去白水县纵目镇赵树勋老家，是求赵允许自己拓《晖福寺碑》的。被赵拒绝后返回澄城，途中在仓颉庙歇息时，意外发现庙中《广武将军碑》，大喜过望，遂雇工连夜赶拓。回到西安后，谢在碑帖行内到处讲自己发现《广武将军碑》的经过，引得同行羡慕。党晴梵与碑帖商关系密切，自然会从他们那里听到这精彩的故事。谢秀峰数次偷拓《广武将军碑》，被赵树勋发觉，赵又派兵把碑移到纵目镇小学内，专门建有碑房，房门上锁，外人不得染指。此后《广武将军碑》便一直保存在纵目镇小学，直到1972年才最终移藏西安碑林。
以上是《广武将军碑》复出始末的梗概，其实，关于此碑的亡佚和复出，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继续探讨。但不管它的“身世”怎样扑朔迷离，如今陈列于碑林展室的这块珍贵碑石，却是反映那个遥远时代社会生活面貌的真真切切的实物证据。其碑文虽残损过半，可史料价值依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