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重刻与额题

唐初书法大师欧、虞相较，虞世南遗世碑刻甚少。如今只有其晚年撰写并书丹的《孔子庙堂碑》幸存，历来被尊为书法巨迹，从学者无数。碑初立，即“车马添集碑下，毡拓无虚日”，后毁。元末明初人虞堪《定陶河出孔子庙堂碑序》记载：“贞观间刻，始成，仅拓数十本赐近臣，庙遂火而石毁，则自贞观间石已毁废，武后再刻，至宋王彦超则三刻矣。”^[9]

至宋，初刻之《孔子庙堂碑》拓本已是稀世之宝，故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之叹^[10]。

黄庭坚曾记载所见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又碑末长安三年太岁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木书额，相王书也。又云：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11]。按，李旦（662—716）封相王在圣历元年（698）。谛审此碑书法，相王旦署衔与其他碑文书法稍异，信系重刻所加，非出虞世南亲笔。

钟绍京（659—746），三国魏大书法家钟繇十七世孙。“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尤精小楷，堪称一绝。武则天时期，朝廷宫苑几乎所有的匾额门榜都出自他的手笔，唐景龙年间（707—710）升为苑总监，专管宫廷内外花鸟禽鱼，园林绿化^[12]。(https://www.daowen.com)

到了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因为国子监藏武周重刻《孔子庙堂碑》碑额有“大周”伪号，上书皇帝，申请琢去伪号^[13]。此后约百年间，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也被毁。

因为李宗瀚旧藏之《孔子庙堂碑》已经有了“相王旦书碑额”等字样，所以，其本当拓自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之《孔子庙堂碑》^[14]，而北宋黄庭坚所见《孔子庙堂碑》拓本也应是长安三年本。贞观四年初刻之《孔子庙堂碑》拓本至北宋已是千金难买，而今已经一无所存了。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以来也有学者主张：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贞观四年刻好后，碑石一直完好，武周长安三年（703）并没有重刻《孔子庙堂碑》，只是原碑无额，武周补刻了篆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宋代赵明诚^[15]。翁方纲在唐拓《孔子庙堂碑》长跋中也持此说。

其实旧时学者研究碑石，多数是在书斋之中，少有到实地去考察者。而古代纸张之珍贵绝非今人可以想象，加之收藏碑帖又主要是为了研习书法（少数学者是研究碑文），所以，民国以前，碑帖往往只拓碑身文字，极少捶拓碑额。检唐太宗昭陵陪葬国家元勋之墓碑，现存约40通^[16]，刻立时间从贞观十一年（642）至开元二十九年（741），除贞观十七年（634）《魏徵碑》后被太宗下令磨去碑额碑文、麟德二年（665）《程知节碑》和开元二十六年（739）《李承前碑》碑首不存，其他37碑碑首皆有额题。可以肯定的说，昭陵40碑百分之百都有额题。愚见贞观四年初刻《孔子庙堂碑》是缘起“贞观二年，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唐太宗^[17]，事关重大，立碑时由虞世南书丹，参考同时代丰碑大碣，此碑没有理由无额。额，标题也。其额文字很可能是“大唐孔子庙堂之碑”。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易以李旦额书“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并碑文第二行“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虞世南奉敕撰并书”适当上提，多留空间，加刻了“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旦书碑额”，末行加刻“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