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庙堂碑》唐拓的递藏与流失
北宋建隆二年至乾德二年间（961—964）永兴军节度、中书令、京兆尹王彦超再次重刻《孔子庙堂碑》[18]，此即至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西庙堂”。此碑题额“孔子庙堂之碑”，或依据底本已经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琢去伪号后的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的唐代拓本了。再刻《孔子庙堂碑》将原来碑额“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大周”已经琢去）两行八字改为两行六字，保留了武周长安三年（703）重刻之《孔子庙堂碑》之相王旦署衔。将末行“朝议郎行左豹卫长史凤阁钟绍京奉相王教拓勒碑额，雍州万年县光宅镌字”删去（或底本末行已残损），易以“推诚奉义翊戴功臣永兴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京兆尹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王彦超再建，安祚刻字”（图1）。
图1 北宋初王彦超再次重刻《孔子庙堂碑》近拓
比较两本，许多“西庙堂”本依然完好无损的字，在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拓本中已经损泐，如第一行“之碑”、第二行“南奉敕撰”等等（图2）。所以，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拓本应该是早于北宋的唐代拓本。
图2 唐拓《孔子庙堂碑》首开
翁方纲统计此本共有2017字，其中唐拓1446字。为元代康里氏旧藏。首页右下钤“康里氏”“康里传修”二印。翁方纲跋云：“昔闻康里子山（1295—1345）书专师于永兴，予箧有康里小楷墨迹，实得此帖神韵，传修者，康里不花也。”
元末明初唐拓转伯昂[19]手。张绅鉴赏并长跋，肯定“是编乃其（指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祖刻”，祈愿“伯昂其永宝之”（图3）。张绅，生于14世纪上半叶，卒于15世纪中叶前[20]。字仲绅，号云门（指山东云峰山）山樵、云门遗老。明洪武十五年（1382），任户县儒学教谕。十八年（1385）官浙江左布政使。“工大小篆，精于赏鉴，法书、名画多所品题”[21]。
清嘉庆中，唐拓《孔子庙堂碑》为李宗瀚收藏。
李宗瀚（1769—1831），字公博，号春湖，斋号静娱室。祖籍本是江西临川，因其祖父李宜民经营盐业而居广西桂林。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左赞善。累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典福建乡试，母忧归，服阕，补原官，转侍读学士。九年，督湖南学政，历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丁本生母忧，服阕，在籍奏请终生祖母养，允之。道光三年，遭祖母丧”，返家守孝[22]。他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喜聚书，嗜金石文字，诗文名重一时。
图3 唐拓《孔子庙堂碑》末开
约在嘉庆中李宗瀚任侍读学士时，得到唐拓《孔子庙堂碑》。购买前他就请老师翁方纲先行鉴定。翁方纲在致李宗瀚的一则信札中云：“《庙堂碑》此刻正在展阅，才看一幅许，竟是唐时原拓，世间至宝也。看来此二件（注：另一件指唐《善才寺碑》宋拓）虽价昂，亦需留之，得遇雅怀嗜古不可虚过也。”叮嘱李宗瀚“若彼处来定价，只管应允之”。清嘉庆十二年（1807）唐拓经重新装裱，封面由翁方纲题签：“《庙堂碑唐本》临川李氏秘笈，北平翁方纲题。”钤“覃溪”印。卷首翁方纲欣为长跋（图4）。6年后，81岁的翁方纲复跋于张绅之后。越年“又借此本与宋拓成武本细对”（见首开）。并于每开帖周细细校勘题记。
翁方纲是乾嘉时期文坛学界领袖，精通训诂、金石、考据之学，书法筑基于初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崇尚朴拙淳古，以质厚为本。作为翁方纲的学生，李宗瀚的书法受老师影响很深，同样近取虞世南，远尊书圣王羲之。李宗瀚与翁氏共同推动了嘉道年间崇尚欧、虞的书坛风尚。
唐拓《孔子庙堂碑》民国初期出版石印本后，流入日本三井听冰阁。
20世纪初，日本三井高坚，好艺事，嗜鉴藏，挟雄厚之资，大肆搜罗中国金石碑帖，获珍罕善本碑拓百余种，秘藏听冰阁中，其中最富盛名者要数包括唐拓《孔子庙堂碑》在内的李宗瀚“临川四宝”和明代安氏十鼓斋旧藏的3种珍贵的《石鼓文》北宋拓本。
听冰阁收购唐拓《孔子庙堂碑》等珍贵碑帖，多得其顾问、寓居中国多年的日本著名书法篆刻家河井仙郎之助。
图4 唐拓《孔子庙堂碑》翁方纲跋首开
河井仙郎（1871—1945），又号荃庐，日本京都人。书法承日下部鸣鹤、岩谷六一，劲健峻拔，颇得六朝风韵，驰誉东瀛。篆刻习浙派，旁涉赵之谦与徐三庚。河井仙郎早年仰慕吴昌硕之高古老苍，明治30年（1897）驰书缶庐。其时，河井氏27岁。此后他曾四次来华。大约于1900年冬，他远涉重洋，趋上海，拜缶庐门下，1906年参加西泠印社。其最末一次来华是1931年，由弟子西川宁陪同前来。
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乃中国书史无法绕过之名作，国内印行难以计数。而李宗瀚旧藏《孔子庙堂碑》拓本因为是该碑唐刻孤本，也是整个古代碑帖收藏史上名列前茅的巨珍，故印刷绝大多数是以李宗瀚旧藏唐拓为底本。但往者限于各种原因，印刷质量皆嫌粗简鄙陋，题跋与帖中题记几无周全者，这也极大限制了国人对《孔子庙堂碑》乃至唐代碑帖的深入研究。如，现存之西安碑林之“西庙堂”与现存山东城武之“东庙堂”行字数并不相同，何者系唐代《孔子庙堂碑》之原来版式，极度高清的唐拓《孔子庙堂碑》印行，甚至可以看到唐拓真本，通过东、西《庙堂》换行字是否割断的细节比对，才可能解决。据闻近期国内专业机构欲将李宗瀚旧藏《孔子庙堂碑》拓本高清影印。国宝“归来”，善哉善哉。
（责任编辑：郑红莉）
【注释】
[1]陈根远：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2]东京国立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朝日新闻社：《中日古代书法珍品集》，2006年。
[3]赵明诚：《金石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420页。王玉池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张菊英“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条，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李慧主编：《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施安昌“《夫子庙堂碑》册（宋拓本）”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冀亚平等：《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孔子庙堂碑跋”条，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4]施蛰存：《唐碑百赏》（第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https://www.daowen.com)
[5]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6]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95页。
[7]陈根远：《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及其拓本》，载《唐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文物出版社，2007年。
[8]路远：《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刊刻的背景与时间》，《碑林语石》，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9]转引自［清］王澍：《虚舟题跋·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载《石刻史料新编》第四辑第6册。王澍注：“虞堪，甫里人，至正二十六年作此序。”元至正二十六年即公元1366年。
[10]张丑：《清河书画舫》（1616），转引自《金石萃编》卷六，第41页。
[11]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八之“题张福夷家《庙堂碑》”。
[12]《旧唐书·钟绍京传》：“钟绍京，虔州赣人也。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景龙中，为苑总监。”（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1页。）
[13]《旧唐书·宣宗纪》：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奏：‘文宣王庙，始太宗立之，睿宗书额，武后窃政之日，改篆题‘大周’二字，请削之。’从之”。《新唐书·宣宗纪》亦有相同记载。又《新唐书·冯审传》：“审，字退思。开成中，为谏议大夫，拜桂管观察使，历国子祭酒。监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署额。审请琢‘周’著‘唐’。终秘书监。”（中华书局，1975年，第5279页。）
[14]王彦超再次重刻之《孔子庙堂碑》题额“孔子庙堂之碑”，或依据底本已经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琢去伪号后的长安三年（703）重刻《孔子庙堂碑》的拓本了。
[15]赵明诚：《金石录》：“右唐《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武德时建，而题云‘相王旦书额’者，盖旧碑无额，武后时增之尔。至文宗朝，冯审为祭酒，请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为武后时立者，误也。睿宗所书旧额云‘大周孔子庙堂之碑’，今世藏书家得唐人所收旧本犹有存者云。”
[16]昭陵博物馆：《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
[17]《新唐书·礼乐志》第373页载：“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高祖释奠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后为褒圣侯。贞观二年，左仆射房玄龄、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
[18]《宋史·王彦超列传》第8912页载：“宋初，加兼中书令……未几，复以为永兴军节度……乾德二年，复镇凤翔。”
[19]伯昂或为元代画家魏颙。《古今图书集成·艺文志·元二·名流列传》记载：“魏伯昂，名颙，天台人，工山水。”
[20]毕罗：《张绅〈法书通释〉考》，《书法丛刊》2015年第1期。
[21]《乾隆历城县志·张绅纪传》，1773年刊行。
[22]《清史稿·李宗瀚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