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字所见参与重建长干寺的主要人物
通过对上述出土文字资料的整理，我们将相关资料整理成了下列“出土文字所见参与长干寺重建人物及活动一览表”（以下简称“表1”）。经初步统计，出现在各种碑铭、愿文中的人物多达百人左右。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参与长干寺重建的主要组织者、出资人及其家属，而像邵□、王□年（45。括号内的数字是“表1”中的序号，下同）这样出资烧砖的人或根本无法留下姓名的人，数量上应该更多。
表1 出土文字所见参与长干寺重建人物及活动一览表
续表
续表
参与长干寺重建的僧俗两道主要人物中，不乏当时的著名人物。
首先，是撰书《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的圆觉大师。圆觉大师德明是当时著名高僧，至道中（995—997）为宋太宗召见，赐御容及罗汉像以归，为升州（治今南京市）法主、承天院住持，宋真宗时赐诗[16]。长干寺塔重建之际，能邀请到高僧德明为此撰文书丹，可见重建长干寺一事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
首倡并在重建过程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僧界“导首”可政，据前引地宫所出“演化大师可政等人愿文”可知其俗姓高，生父高洪，母禹氏十一娘，幼从金陵升元寺玄月和尚出家。从《石函记》所称“圣宋之有天下，封禅礼周，汾阴祀毕。乃有讲律演化大师可政，塔就蒲津，愿兴坠典，言告中贵，以事闻天，寻奉纶言，赐崇寺塔”来看，可政在参与蒲津（蒲州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市）造塔活动后，正遇宋真宗幸汾阴祭祀后土，推测可政正是在这个时候交际朝中权贵，获得真宗圣旨往金陵重修长干寺的。《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寺院·天禧寺》引苏颂《长干寺》诗注云：“祥符中，僧可政状其迹，有诏复为寺，即其表见之地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17]两者可以互证。真宗幸汾阴祭后土事在大中祥符四年二月，而长干寺地宫的瘗藏时间在同年的六月底，其间仅四个月，可见可政在主导重修长干寺这件事情上的神速。《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寺院·天禧寺》还记道：“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元奘大法师顶骨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呼为白塔，事具《塔记》。”[18]清人倪涛所撰《六艺之一录》对此亦有所考证，称端拱元年（988），可政在终南山紫阁寺得玄奘顶骨舍利，带回金陵，并于天圣五年（1027）在长干寺之东冈建塔供养，俗称“白塔”[19]。可政在玄奘顶骨舍利塔建成后撰有《天禧寺白塔记》，惜碑已不存，文字亦不见著录，仅存其目。可知可政还游历了今陕西等处，与僧界交往颇深，并能获得三藏大师玄奘的顶骨，携回金陵瘗藏供养。此外，在《续传灯录》卷一三《语录》的目录中有“蒋山可政禅师”，然“语录”已失，仅见目录[20]。宋人李之仪所撰《新建法堂记》亦称：“久之，舍利数表见感应。祥符中，僧可政状其迹并感应舍利投进，有诏复为寺。政即其表见之地建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21]从上述零星的资料中，可知演化大师可政在北宋初期的佛教界是相当活跃的僧人。(https://www.daowen.com)
可政在蒲津参与修塔时，还通过在蒲津译经的胡僧法天认识了当时另一位著名胡僧施护。《佛祖统纪》卷四三载太平兴国五年正月，“河中府沙门法进，请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蒲州河中府）守臣表进，上览之大说，召入京师，始兴译事。二月，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乌填曩国（又译作“乌场国”“乌仗那国”等，梵语Uddiyana、Udyāna的音译。地当今印度河上游斯瓦脱河流域克什米尔）三藏施护来，召见，赐紫衣，敕二师同阅梵夹。时上盛意翻译，乃诏中使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为三堂，中为译经，东序为润文，西序为证义。”[22]《宋高僧传》卷三“论曰”亦称：“迨我皇帝临大宝之五载，有河中府传显密教沙门法进请西域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州府官表进，上览大悦，各赐紫衣，因敕造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续敕搜购天下梵夹，有梵僧法护、施护同参其务。……有命授三藏天息灾、法天、施护师号，外试鸿胪少卿，赐厩马等。”[23]《佛祖统纪》卷五十一亦称：“宋太宗译经三藏天息灾试光禄卿，法天、施护并试鸿胪卿，月给酥酪钱。”[24]施护是否曾在蒲津译经，从上述文献中很难确认，但与施护并名的法天曾在蒲津译经之事毋庸怀疑。同在蒲津修塔的可政，通过法天结识施护，完全在情理之中。长干寺地宫出土的《石函记》云所记舍舍利的第一人就是施护，出土银椁底部铭刻中明言“大卿施护”所施舍利为“佛顶骨”[25]。
在世俗人物中，首推“导首”王文。据地宫出土的各类铭刻，王文曾有过职衔“将仕郎、守滑州助教”。将仕郎，唐为从九品下文散阶，宋初因之，是品阶最低的散官。宋代在都城之外的州郡置学官，称助教，多以特恩授士人，或用以安置贬谪官员，同时也是纳粟授官的名目。从“守”字来看，宋初滑州助教一职当为从九品上。从王文在金陵致力于重修长干寺这一现象分析，“将仕郎、守滑州助教”一职，很有可能是通过纳粟授官得来的。关于王文，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真宗天禧初年，广慧大师妙善请求于开封左街护国禅院建塔，“特诏许之。会江宁府长干寺塔成，绘图来”，可知开封大安塔是仿长干寺圣感塔而建的。在大安塔修建的主要襄助者中，有“寿春王文献缗钱”[26]，这里的“寿春王文”，与重建长干寺的“导首王文”或为同一人。这个推测，还可以从负责建造大安塔的工匠“吴门应德兴”[27]得以证明。
长干寺地宫出土《石函记》称：“砌塔都料应承裕并男德兴、王仁规。”长干寺重建的工程总负责人是应承裕、应德兴父子及王仁规。1965年安徽亳县出土咸平寺天圣五年（1027）舍利石棺上刻有“宣补苏州昆山镇将造塔应德兴”铭，出土的《释迦如来砖塔记》中亦有“宣补苏州昆山镇□造塔应德兴”[28]。应承裕、应德兴父子同时出现在长干寺地宫《石函记》上，应德兴出现在稍后的开封大安塔碑铭和亳州咸平寺砖塔记与舍利石棺上，可见苏州昆山的应氏父子，是北宋真宗时期著名的土木工程师。从应氏父子与王文的相互关联上，不难推测，负责长干寺重修事务的“导首”“将仕郎、守滑州助教”与参与大安塔建设的“寿春王文”应该是同一人。在著名文人夏竦奉敕所撰的《大安塔碑铭》中，在帝后权贵、高僧大德如云的名录中，“献缗钱”的王文能名列其中，可知其家族资产之丰盈。
王文家族之外，出现在地宫出土文字资料中的世俗群体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他们的籍贯问题。从表1显示出来的世俗人士的籍贯来看，几乎集中在长干寺所在地升州与隔江的扬州两地。升州籍贯的有李承弟（15）、葛元达家族（20）、新戒僧思齐（21）、华文用家族（22）、周仁祐家族（24），计有5个家族或个人。扬州籍贯的有曾再遇（04）、张重旺家族（05）、张约与其母（06）、曹延寿（06）、徐守忠与妻仲六娘（07）、浦成务（11）、朱承信家族（44），高邮军籍贯的有戴承坦（09）、戴承矩（10）、荀怀义（23），六合县籍贯的有陈知厚家族（25）。北宋高邮设军，独立于扬州之外，六合县隶属真州，但传统上高邮与六合均隶属扬州，加上未注明籍贯的但极有可能是扬州籍贯的浦宅刘氏一娘（12）、张宅刘氏一娘（13）、王氏（26），广义上扬州籍贯的参与者多达12个家族或个人，远远超出籍贯升州的家族或个人数。其实，作为僧道“会首”的可政家族，也不能排除扬州籍贯的可能性。地宫出土文字及佛教文献虽然只说演化大师可政是“蒋山禅师”，幼从金陵升元寺大德赐紫玄月和尚出家，未言其籍贯，但从其真宗景德元年（1004）在扬州古栖灵寺建多宝塔供奉舍利之举[29]，加之作为地宫重宝的七宝阿育王塔委托给扬州匠人朱承信家族打造，都不难看出可政家族与扬州的关系。其实，经过杨吴、南唐的政权更替，随着南唐的迁都，升州金陵府成为当时江淮地区的中心城市，原本吴都扬州的很多家族都有可能迁往升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升州的5个家族和个人，或许也都与扬州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