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地域社会网络的发展与“富民”阶层的活跃
立寺建塔，造像供养，是佛教僧俗二道祈求功德圆满的惯行，但其背后随着社会的变革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相关内容非常复杂，本文无由详述，这里仅就以地域社会为单位的造像民众问题略述一二。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个人、家族或地域社会立寺建塔的文献记载非常多，但文献记载缺少细节，保存至今的实物也少之又少。与之相对，造像供养的行为，因保存至今的实物材料较多，且多带有造像铭，因此可供研究的资料相对较多。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致力于这些造像的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造像活动，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以下几条可作典型事例：
1.太和八年太岁在甲子辛未朔九月十九日，乐陵县人丁柱为亡父造观音像一躯。丁利、丁符兄弟六人居家大小十六口，愿乞讨从心常与佛会[30]。
2.正始五年□月廿一日，上为皇帝，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家弱大小，造石像一区。佛弟子□□□侍佛时[31]。
3.天保元年六月廿四日，韩妙动为亡息摩诃衍造观音玉像一区，上为皇帝，又为边地众生，居家眷属，普蒙福庆[32]。
上述第1例是丁柱兄弟六人大小16口为祈福敬造金铜像的造像铭，第2例是佛弟子个人为祈福敬造石像的造像铭，第3例是韩妙动为亡子及家人敬造观音玉像的造像铭，都限于个人及家族范围之内。
第二类是以地域社会或共同体为单位的造像，涉及的地域范围相对较大，北魏永兴（熙）二年（533）解保明造像碑是其典型[33]。
解保明造像碑碑阴愿文（碑阴上栏）：
夫大魏永兴二年太岁在癸丑二月己未朔十五日癸酉日，佛弟子解保明劝化上下邑子五十人等敬造石像一区，告（高）四尺。上为皇帝陛下，下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四□眷属，复为亡者往生西方，上生兜率，会遇弥勒；下生人中公王长者，衣食自然，德如是。
清信□胡女
□□解□佰
正面造像人题名：
中右：都仏主解保明
中左：都邑主解和泰
右：邑主解定祑
左：邑主萧（？）□□
碑右侧线刻礼佛图题记：
闻佛光明主姚洪荫
邑政田伯僯
维那解光□
迎像军主解 解
碑左侧线刻礼佛图题记：
……
□□□解姚光
□像主
迎像军主田洪佰
维那王安黑
都维那解黑□
碑阴题记（第二栏）：
都仏主解保明 邑都主解和泰 邑主解定祑 邑主解峭阿 邑正田伯僯 都维那解黑□ 维那王安黑 维那解□□ 邑子董□□ 邑子解仟司见 邑子王定兴 邑子□□□ 邑子解□□ 邑子解□□ 邑子王□□
碑阴题记（第三栏）：
闻佛光明主姚洪荫 □□主 □主 □主 典□维那解元扣 迎像军主田洪佰迎像军主解□□ 邑子□□□ 邑子□□□ 邑子□□□ 邑子□□□ 邑子□□□ 邑子□□□ 邑子阳□天副 邑子□万岁
碑阴题名（第四栏）：
邑子解□□ 邑子田□光 邑子解法 邑子解奴头 邑子阳夔 邑子王□□ 邑子□佰生 邑子解□□ 邑子解□□ 邑子曲□□ 邑子曲□□ 邑子曲□□ 邑子解□□ 邑子□□□ 邑子解兴云
碑阴题名（第五栏）：
佛弟子王僧舜 佛弟子解佰祖 佛弟子解龙 佛弟子石岁□ 佛弟子姚繤大 佛弟子解□□ 佛弟子董（累页）□ 佛弟子解□□ 佛弟子解□敬 佛弟子□□□ 佛弟子田□□ 邑子□□□ 邑子解善壬 佛弟子田□
碑阴题名（第六栏）：
佛弟子□□□ 佛弟子解□□
碑阴题名（第七栏）：
清信□□□ 清信赵□□ 清信张要女 清信杨汉容 清信□卑女
解保明造像碑中各姓出现次数为：解姓35，王姓6，田姓5，姚、曲二姓各3，张、赵、萧、董、杨、阳六姓各1。其中，发起及主持这次造像活动的都佛主、都邑主、邑主、都维那、维那、迎像军主等均以解姓为主。以解姓为主的这批人，他们在乡里社会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侯旭东在其《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的《造像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篇中，主要通过对造像记上的“上为皇帝”“皇帝陛下”“上为皇家”“国王帝主”“国主”“帝主”“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敬造千佛”“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等表述，力图阐明造像记所体现出来的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34]。进而对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提出质疑，认为谷川对豪族的重视使得他忽视了朝廷及其他力量在地方的作用与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当时在各地村落中广泛出现因信佛兴福而结成的“邑义”，其中活跃的主要是普通村民、僧尼和地方官员[35]。侯旭东的疑议固然有其道理，然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豪族共同体”不失为观察中国魏晋南北朝社会的一个切入点。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一种现象都能够用“豪族共同体”这个命题来解释的，“作为方法的豪族共同体”依然是中古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解保明造像记而言，作为以地域社会为单位、以“邑子”[36]50人为核心发起的造像活动，能确认的解姓人员就多达35人，而且发起及主持这次造像活动的都佛主、都邑主、邑主、都维那、维那、迎像军主等均以解姓为主。笔者私见，基于“豪族共同体”原理，其中心人物依然是地方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解氏，应该是当地维持地域社会秩序的豪族，与“普通村民”这一泛指之间依然有着很大的差别。
再者，造像记中频繁出现的“上为皇帝”“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等表述，是否真实地表现了“民众”对“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恐亦难以断言。造像记中的这些书写内容及格式，更多地显示了大乘佛教的报恩和普度众生思想，功德回向的对象是“四恩三有”，即所谓的三宝恩、国主恩、父母恩、众生恩这“四恩”与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有”。造像者系以造像功德上报四恩，同时与一切众生共享此福报。因此，在结尾常出现“咸同斯福”之语，其理论的基础是《大乘本生心地观经》[37]。
解氏籍贯何处，因“解保明造像记”无明确的出土地点而难以得知。《元和姓纂》卷六蟹韵载中古时期解氏有两大郡望，济南郡和魏郡贵乡县，集中在黄河下游两岸。以上的思考从北齐天保十年（559）解氏等造半跏思惟像造像铭中似乎也可以得到旁证。该像出土地点同样不详，现藏于日本，造像时间较前件解保明造像晚26年[38]。
天保十年十月六日邑人十八人造玉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邑义人等俱时成佛，佛堂主解□ 菩萨主解留安 菩萨主解清雀 金□主解飞鸟 金□主解伏兴 光耀主解伏姜 都馆主解伏恩 都维那解仲□ 维那李但姜 维那宋胜□ 邑子杨世朱 邑子宋敬姿 邑子张维光 邑子张练姜 邑子苏延姬 邑子赵双姬 邑子□（累頁） 邑子李太妃 邑子王道妃 邑子张右 邑子□元姬 邑子张京妃 邑子张妙晕 道场主解□安 比丘尼法延 供养主解黑 邑主解僧季 像主解□昌 像主解道仁
造像铭称“邑人十八人”[39]，但总共出现了29人的姓名。在能够确认姓氏的27人中，解姓有13人，而且所有的解姓人物都不是一般的“邑子”。可见发起并主持这尊半跏思惟像活动的佛堂主、菩萨主、都维那等核心人物，都由解氏一族所占有，解氏恐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民众”，而应该是地域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家族。
话题回到长干寺上来。1960年，在镇江市甘露寺塔地宫出土了一批与佛教信仰有关的金银器。甘露寺塔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即李德裕赴任浙江西道观察使、润州刺史的那一年，原为石塔，用以瘗藏江宁长干寺阿育王塔的部分舍利和禅众寺出土的舍利。石塔约毁于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88），北宋熙宁二年（1069）塔基遗物被重新发现，由焦巽出资自熙宁九年（1076）至元丰元年（1078）铸造九级铁塔重瘗唐代遗物。1960年发掘时，在地宫发现宋代制作的长方形大石函，内有小石函两个。瘗藏禅众寺舍利的小石函内有银椁和金棺，瘗藏长干寺舍利的小石函内也有银椁、金棺，金棺中再置小金棺。大石函周围还放置着一批唐代石刻，内有李德裕于文宗大和三年（829）撰述的《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等碑刻，证明金棺银椁等金银制品均是李德裕施舍的唐代旧物[40]。
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也出土了较多文字资料，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释读，仅将唐大和三年与北宋熙宁、元丰间参与建塔瘗埋的人员姓名、身份、施舍内容等信息列表于下。
从表2中不难看出，参与大和三年长干寺、禅众寺舍利重瘗的人员，以地方大员李德裕为首，除这类活动中所不可缺的□惠等僧界人物外，各类出土文字资料中出现的人员，虽然品阶不高，但均属官员，看不到社会成员的参与。换句话说，这是一次以地方高官为核心，下属低级官员参与的宗教活动，从中看不到“民众”的影子。然而，表3所表现出来的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北宋时期的寺塔供养同样必须有僧侣的参与，发起建造铁塔重瘗长干寺、禅众寺舍利的传法沙门应夫，具体负责建塔重瘗事务的僧人守严，撰述《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塔塔记》（以下简称《塔记》）的务周三人，都是这场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僧界人物。撰写石函题记的丹徒文士苏夬鸟、南徐刻工刘照当然也必不可少。然而，作为佛弟子舍定光佛舍利及琉璃瓶的徐巽、舍收纳佛骨银函的徐天赐、舍钱五百贯的吕氏四娘等人则是李德裕重瘗舍利时不曾出现的“民众”，他们均为润州地方上的佛教信徒，且必定是拥有相当资产的信徒。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塔记》中述施钱二百万铸造铁塔的“善心资产家”焦巽。“资产家”的称呼，让我们联想到了“富民”这个词。
表2 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唐代石刻所见重瘗舍利参与人物一览表
表3 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宋代碑刻所见重瘗舍利参与人物一览表
“富民”或“富民阶层”一词，作为探讨唐宋尤其是宋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自上世纪末以来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自黄启昌《富民阶层与宋代社会》以后[41]，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做出了较成熟的阶段性成果[42]。当下，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制的变革、乡村的控制、地方教育的发展、商人群体的成长与规模，甚至是与诗词文学的研究之中，不一而足。虽然不乏异议，但如同前文涉及的“豪族共同体”一样，作为一种“方法”或一把关键性钥匙，通过“富民”阶层的崛起，富民与国家、富民与基层民众的关系，力图解释唐宋以降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视角。镇江北宋甘露寺铁塔地宫出土文字资料和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文字资料，可以获得更清晰的“富民”阶层的印象。(https://www.daowen.com)
本节标题所言“跨地域网络的发展”，简言之，就是法律准许人口流动后所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8世纪80年代唐朝推行两税法后，原本严格的原籍地主义出现了松动，原则上人员可以自由移动，北宋“主户”“客户”身份的常态化及“鳏寡乞丐条例”“乞丐法”等法规的渐次制定，就是这一社会变动的重要体现。虽然不能过于夸大这样的流动性，但相对于中世纪那种几近全体戒严的社会，人们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自由行动，从封闭的“坊市制”到开放的“街市制”，就是这一变化极好的注解。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贵族”或“豪族”主要是基于血统以及对地方的控制而实现其恒久的政治、社会地位的话，那么经过“唐宋变革”，失去了身份制土壤之后出现的“富民”阶层，则主要是通过科举或产业经营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的。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的系列文字资料，鲜明地反映了上述两层意思。
僧界导首可政，作为金陵僧，不仅发起并主导了金陵、扬州的立寺建塔活动，还参与了远在蒲津的建塔活动，而且还远访关中，请取玄奘顶骨回金陵建塔供养，这个活动范围不小。但是，作为一个僧侣，跨地域的宗教活动，在中古时期同样也能实现，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民众。
俗界导首王文是个极好的例子。籍贯可能是寿春的王文，在金陵长干寺重建活动中，施舍打造七宝舍利塔上的“大光明王施首变相”，施舍黄金四两打造瘗藏舍利最核心的金棺，此外还舍钱十五贯四百文足。在这场宗教活动中，他施舍的财物应该是最丰厚的，也正因为如此，大德赐紫高僧德明在撰写《石函记》时，几乎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将王文本人及其家属包括孙男孙女大小29口书于碑石之上，出了钱就能名列榜首这种不问身份的社会氛围，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在著名文人夏竦奉敕所撰的《大安塔碑铭》中，在帝后权贵、高僧大德如云的名录中，“献缗钱”的王文能名列其中，可知其家族资产之丰盈。可以说，王文是北宋前期的典型“富民”。“富民”阶层当然也有攀附权力的愿望，王文“将仕郎、守滑州助教”这个职衔很有可能是通过纳粟授官得来的。
作为一个“民众”，王文在籍贯地以外的金陵、开封等地捐资建塔，极其活跃，这样的现象在中古原籍地主义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同样，与“邑义”“邑主”“邑子”等通过“邑”字，即基本上为县规模的宗教活动相比，数量不菲的扬州、高邮、六合籍“富民”，因为某种因缘，捐资舍财，参与到了金陵长干寺的重建活动中，这在中古时期也是不敢想象的。所谓“跨地域网络的发展”，指的就是这类现象。就长干寺重建活动而言，这样网络有可能是出身扬州、在金陵出家的可政织成的。
另一种“跨地域网络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工匠应氏父子身上观察得到。上文已经提到，长干寺地宫出土《石函记》称“砌塔都料应承裕并男德兴、王仁规”，长干寺重建的工程总负责人是应承裕、应德兴父子及王仁规。此外，在安徽亳州出土咸平寺天圣五年（1027）舍利石棺上刻有“宣补苏州昆山镇将造塔应德兴”铭，同一地点出土的《释迦如来砖塔记》中亦有“宣补苏州昆山镇□造塔应德兴”[43]；负责开封大安塔建造的工匠也是“吴门应德兴”。可见，到了宋代，像籍贯为苏州昆山县的应承裕、应德兴父子那样，不受原籍地主义的影响，在金陵、亳州、开封这样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承接各项建筑工程。以应氏父子为中心的工匠团队，必须拥有立寺建塔的各种技术工人，他们凭借自身的技术力量，分工合作，博取优质名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作为匠人团队负责人、技术总监、拥有一定规模工人的应氏父子及其家族，无疑也是北宋前期江南的“富民”。
继承了唐后期藩镇体制的北宋王朝，是典型的君主独裁政治。在“一君万民”的政治体制下，皇帝的权力是绝对的。然而，随着君主权力的绝对化，处于“君民”这一对矛盾另一极的“民”，地位同样也得到了提升。因此，将经历了“唐宋变革”以后的宋代社会称之为“平民社会”似乎亦不为过。从大的方面来看，基于血统的身份制的式微、科举入仕、百家谱演变为百家姓、民间纂修族谱的兴起等等，无一不是这种变革的反映。从小的细节上看，长干寺地宫出土文字中，除“富民”阶层的家长外，妻母儿孙，也凭借家族的出资供养，在各种场合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尤其是《石函记》所见导首王文“妻史氏十四娘，男凝、熙、规、拯，孙男同缘、同会、三哥、四哥、五哥、七哥、八哥、九哥，孙女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五娘、六娘，新妇蔡氏、许氏、杨氏、杨氏，出嫁一娘、三娘，亡女四娘，先考二郎，先妣程氏，继母陈氏”这28人的胪列，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平民”的气息。
（责任编辑：王庆卫）
【注释】
[1]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南京市博物馆编：《圣塔佛光》，非公开出版物，有2009年和2010年两种版本，图册中介绍的展品稍有差异。
[3]龚巨平：《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发掘纪要》，《南京史志》2011年第1期。
[4]龚巨平、祁海宁：《〈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考释及相关问题》，祁海宁、龚巨平：《北宋长干寺圣感塔地宫形制成因初探》，两文均载《东南文化》2012年第1期。
[5]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祁海宁、龚巨平、周保华执笔），《文物》2015年第5期。
[6]设利罗，梵文Saria的译词，又译作“室利罗”，即舍利。
[7]《〈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考释及相关问题》与《简报》均句读为“育王铸塔以缄藏耶，舍手光而分布”，误。耶舍，梵文yasoda之译词，又译作“耶舍陀”，摩揭陀国华氏城鸡园寺上座，劝阿育王建八万四千佛塔。《石函记》所言应指此事。
[8]《〈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考释及相关问题》释为“施”，《简报》释为“方它”，据文义及同出金棺底部铭刻，此字当为“施”。
[9]塔刹根部的铭刻，各种资料均未公布。
[10]渡，当为“镀”之误，下同。
[11]“六名共舍到银三十四两一分。除舍到外，买银八十七两三分”，《简报》释读为：“六名共舍到银三十四两，一起除舍到列。买银八十七两三分”。未通语意，误“分”为“起”，误“外”为“列”。
[12]“演化母庾氏”，塔座“须大挐王变相”铭中作“禹氏”。“普轮”，塔座“须大挐王变相”作“普伦”，《石函记》亦有“小师普伦”。普仁、普伦均为演化大师可证之弟。
[13]“迴剩”，《简报》释读为“通剩”，误。
[14]助校，《石函记》作“助教”。
[15]助校，《石函记》作“助教”。
[16]［明］明河撰：《补续高僧传》卷一七《名律篇》，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明］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三二《天竺山能仁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17]［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121页。
[18]《景定建康志》卷四六《祠祀志三》，第1121页。
[19]［清］倪涛撰：《六艺之一录》卷九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艺术类书画之部。
[20]《续传灯录》卷一三《语录》，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史传部三。
[21]［宋］李之仪撰：《新建法堂记》，见其《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22]［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四三，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
[23]［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三“论曰”，中华书局，1987年，第57—58页。
[24]《佛祖统纪》卷五一，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
[25]银椁底部铭刻中的“大卿”，应指前引《佛祖统纪》卷五一所载宋太宗所授“试鸿胪卿”，而前引《宋高僧传》则言其“外试鸿胪少卿”。
[26]［宋］夏竦撰：《大安塔碑铭》，见其《文庄集》卷二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
[27]《大安塔碑铭》称：“吴门应德兴为匠。”
[28]韩自强：《安徽亳县咸平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文物》1980年第9期。
[29]［清］阿克当阿监修：《重修扬州府志》卷二十八《寺观志一·法净寺》：“即大明寺，古之栖灵寺也。……宋景德元年有浮屠，可政募民财于寺中复造七级塔，曰多宝塔。郡守王化基撰记，以其事闻于朝，赐名晋惠。”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程梦星《平山堂小志》、李斗《扬州画舫录》亦作此说。
[30]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图片见第68页，造像铭释文参见第449页。日本个人藏品。
[31]《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片见第120页，造像铭释文参见第461页。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品。
[32]《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片见第254页，造像铭释文参见第499页。河北曲阳出土，故宫博物院藏品。
[33]“解保明造像碑”，出土地点不明，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见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195—196页及http：／／blog.sina.com.cn／buddhistmuseum。《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仅录造像正面部分造像铭，本文所用造像铭文字由笔者据上述网址提供图片释读。又，铭文纪年误永熙二年为永兴二年。
[34]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5—285页。
[35]《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75、406页。
[36]“邑子”等相关名词的释义，可参见仓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铭研究》第二章《義邑の地域的特徴について》主な肩書の概要とその地域的分布情報，法藏馆，2016年。亦可参见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
[37]参见刘淑芬：《香火因缘——北朝的佛教结社》，载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联经出版社，2009年，第219—271页。
[38]《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图片见第279页，造像铭释文参见第507—508页。
[39]“邑人十八人”据上引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第507—508页，然无图片确认，暂遵其说。
[40]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41]黄启昌：《富民阶层与宋代社会》，《求索》1995年第3期。
[42]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43]亳州出土的文字资料中，应德兴带有“镇将”之职，这类唐末以后出现的带有“牙职”的州郡军吏，实际上并不参与军事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名分，有了这种名分后，其家户则属于军户，可以免除各种繁杂课役，往往从事各种贸易经营活动。参见梁文力《九世纪中叶的唐日民间交往与江南社会——以《高野杂笔集》所收“唐人书简”为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