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藏拓而未见原石
西安碑林博物馆还藏有蒙元碑刻的拓本2种，即《奉元路重修庙学记》和《胡全墓志》。
《奉元路重修庙学记》：元至正六年（1346）刻，拓片高165、宽83厘米[61]。额题“奉元路重修庙学之记”9字，3行，满行3字，篆书。碑文首题“奉元路重修庙学记”，30行，满行62字，楷书。翰林待讲学士通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虞集撰，嘉议大夫礼部尚书王守诚书，中奉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苏天爵篆额，教授赵翥等立石，京兆何信刻。
碑文记述了在行台御史赡思帖木儿不花建议下，从至元二年（1336）开始，用4年时间先后塑诸贤像，修石经廊庑、神厨、仓屋、更衣室、提学官廨，重建棂星门，得学田五十顷等重修奉元路庙学种种举措的经过。其中碑文中“是以分镇于陕者，平章廉公希宪、参政商公挺、佥事严公忠范，先后作成宣圣庙、儒学于郡东南，有礼殿，有仪门，东西庑为从祀之舍，殿后有石经之亭，唐人石刻附焉。仪门之外有斋宫，外□都宫，有棂星门，此其大略也。时东平徐公琰方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实记，而刻诸石则至元十三年丙子之岁也”的内容与元至元十三年（1276）刻《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相合；“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计学廪之赢，修神厨、仓屋、更衣之室及提学官廨。冬，御史蔡明、安达尔更建棂星门。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学田五十余顷，刻石着其疆畔，租入之数，以畀之学官”与元至元六年（1340）刻《赡学田记碑》内容相合。
著录见《关中金石记》卷八第15页，《寰宇访碑录》卷一二第36页，《西安府志》卷七二第14页，《咸宁县志》卷一六第18页；全文见《陕西金石志》卷二六第6—8页，《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下人18—人22，《全元文》卷四八〇第452—454页，《西安碑林史》第527—530页。
《胡全墓志》：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刻，拓片高36.5、宽40厘米，拓片扉页标为“西安段绍嘉藏石”。志文首题“大元故胡君墓志铭”，20行，满行18字，楷书。鹑野李昶撰并书，长安曾福刻。
志文简略记述了志主胡全的婚姻、子嗣、葬地等信息，对其第二子胡海官职记述较详，官任安西等处管领怯怜口民匠提领兼军器库办验官。
录文见《全元文》卷六四第355页；图版见《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第27页。
（责任编辑：段志凌）
【注释】
[1]樊波：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傅清音、张彦、杨洁：西安碑林博物馆馆员。本文系2013年西安碑林博物馆馆级课题“西安碑林蒙元碑刻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2]本文所指碑刻仅指石质，砖志不在此列。
[3]路远：《西安碑林史》，西安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4]《西安碑林史》，第127页。
[5]据《类编长安志》记载，《兴庆池禊宴诗碑》元至元十三年由安西教官移到文庙。见［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一〇《石刻》，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
[6]《类编长安志》卷一〇《石刻》载：“大元京兆府重修文宣王庙记，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徐剡撰，府学教授骆天骧书并篆额。至元十三年正月建。”碑林有未断本整拓，署“前陕西四川□□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徐□撰”，时间为“至元十三年九月”，末行为“昭勇大将军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奥鲁总管营缮使司大使赵炳立石，助刊石人山东刘彬”，未见书者姓名。《陕西金石记》称“徐琰撰文”，未载书者姓名。《关中金石记》称：“至元十三年九月立，徐琰撰文，正书，篆额，无姓名。”现存碑石中间已横向断开，撰者一行仍可辨“炎”半字，其他与藏拓同。《类编长安志》称撰者为“徐剡”而非“徐琰”，“琰”“剡”二字意思不同，且称该碑为骆天骧本人书写，未知何故。
[7]［清］毕沅：《关中金石记》，《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8]［清］陆耀遹：《咸宁县志》，《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9]陈忠凯、王其祎、李举纲、岳绍辉：《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6年。
[10]武树善编：《陕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11]［民国］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12]罗振玉编：《金石萃编未刻稿》，《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1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
[15]［清］舒其坤等修，严常明等纂：《西安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13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16]［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
[17]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8]此碑碑座半陷于土中，露出地面部分23厘米，确切高度不知，碑高数据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
[19]《关中金石记》称：“皇子安西王盛德之碑，至元十四年正月里，孟文昌撰文，骆天骧正书，篆额，并在西安府学。”
[20]此碑过高，数据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
[21]《赡田学记碑》自题“至元六年岁次庚辰正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立”，《西安碑林全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均将刻立时间定为1269年。有元一代，“至元”年号先后出现两次：一次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长达31年；另一次为元惠宗妥权睦尔年号，仅存6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干支为己巳，而元惠宗至元六年则为庚辰，故《赡学田记碑》当为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碑，《西安碑林全集》及《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误。
[22]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23]《西安碑林史》，第527—530页。
[24]此碑无首题，碑名为笔者拟。
[25]此碑镶嵌于墙上，厚度无法丈量。
[26]《西安碑林史》拟名为“粤惟泮宫碑”。(https://www.daowen.com)
[27]此时仍存西安开元寺。
[28]相关文章见罗宏才：《凿刀下的魂魄——〈圆通寺碑〉背后的故事》，罗宏才《探寻碑林名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19—140页。
[29]此碑碑座与碑身比例不协调，不能确定为原座。
[30]［民国］翁檉修，宋联奎纂：《西安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29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31]相关文章见樊波：《西安碑林藏〈刘处士墓碣〉刊刻时代考》，《碑林集刊》（十八），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30—134页；王原茵：《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考释》，《文博》2014年第1期。
[32]［清］郑谦、王森文等纂修：《安康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74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33]张沛编著：《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
[34]相关文章见王翰章：《唐开元寺及现存西安碑林的有关碑石》，《碑林集刊》（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203—205页。
[35]相关文章见景亚鹂：《西安碑林藏石与长安开元寺》，《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07—213页。
[36]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19册《石刻线画》，上海美术出版社，1988年。
[37]此碑镶嵌于墙上，厚度无法丈量。
[38]此碑镶嵌于墙上，厚度无法丈量。
[3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
[40]陈玮：《大蒙古国京兆总管府奏差提领经历段继荣墓志铭考释》，《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相关文章还可参看曾丽荣：《元〈段继荣墓志〉考释》，《学理论》2015年第27期。
[41]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文物出版社，2013年。
[42]张江涛编著：《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
[43]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
[44]相关文章见王亮亮：《元〈郝仲威墓志〉考略》，《碑林集刊》（十七），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50—56页。
[45]《元史》卷一五〇《郝和尚拔都传》，卷一七四《郝天挺传》，中华书局，1976年，分别见第3553—3554页、第4065—4066页。
[46]李慧、曹发展注考：《咸阳碑刻》，三秦出版社，2003年，图版见第93页，录文见第498页。相关文章见王素强：《元〈郝天泽墓志铭〉考释》，《北方文物》2014年第6期。
[47]现藏三原县博物馆，未刊布。
[48]相关文章见杜文：《元耀州知州〈冯时泰墓志铭〉考释》，《碑林集刊》（十一），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65—69页；杨洁：《再读元〈耀州知州冯时泰墓志铭〉》，《碑林集刊》（十六），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61—69页。
[49]相关文章见樊波：《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四川文物》2015年第6期。
[50]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
[51]相关文章见陈安利：《西安出土〈元故韩城尹张君墓志铭〉考释》，《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樊波：《西安碑林藏〈张翼墓志〉补考》，《文博》2016年第4期。
[52]《张楫墓志》《张楫妻高氏墓志》两志现藏西安博物院。《张楫墓志》录文见［元］同恕著，李梦生校勘：《榘庵集》卷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3页；《张楫妻高氏墓志》图版见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53]董国柱：《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36—137页。
[54]相关文章见杨玮燕：《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三方宋元商人墓志管窥》，《碑林集刊》（十九），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16—119页。
[55]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西安西郊及关中西部》（下册）（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编著，三秦出版社，2015年）中“元代辅昌墓”一节资料，知当时发掘出土石墓志1方、砖志2方，“砖墓志上红色字迹不清”。《西安碑林博物馆碑刻总目提要》著录有《辅昌妻卫氏砖志》2方，疑其中1方即《辅昌砖志》，为刻写而成；另1方恐为朱书的《辅昌妻卫氏砖志》，提要记述有误。
[56]相关文章见《碑林藏两方〈元辅昌墓志〉释读》，《文博》2016年第2期。
[57]相关文章见段志凌、杨戬：《西安碑林藏元〈耶律世昌墓志〉考》，《碑林集刊》（十七），第84—89页。
[58]此墓志现镶嵌于墙上，厚度无法丈量。
[59]《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第3532页。
[60]现藏西安博物院，图版见《陕西碑石精华》第244页。
[61]从《奉元路重修庙学记》碑文内容可知，此碑最初应立于西安孔庙内，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前身陕西省博物馆即是在西安孔庙和西安碑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此碑应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今却未见原石。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曾将部分碑石掩埋于博物馆院内，路远先生推测此碑可能被掩埋（《西安碑林史》，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