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对墓志创作、刻石的影响
墓志文的当世传播会对撰者的创作态度、墓主亲属的接受心理产生影响。传播技术落后、传播意识淡漠的情况下，墓志文的稿本或录本不一定会在社会上传播，而亲属将文章刻石后，也不会将拓本呈送撰者及他人。如此情形下，撰者撰文时很少受外界干扰，写出的文章能被墓主亲属接受即可。即使在某些方面亲属与撰者有不同意见，而在刻石时径自修改，撰者也未必能够知晓。因为刻定的墓志很快就埋入了圹中，多年后才可能发露面世。因此，宋代以前，撰者与墓主亲属及其朋友之间有关墓志写作的争论较为少见，有也仅是如《平淮西碑》这样的功德碑。
但传播技术、传播意识、传播观念转变以后，撰者在写作过程中或写定后，会积极地将作品呈送朋友征求意见，以求其稳妥传世；一些名家撰作的墓志文会被商人出于牟利目的而刊刻，并推动其广泛传播；亲属为让墓主的功业德行得到认同与宣扬，会主动利用拓印技术传播墓志文。这样的背景下，亲属在刻石时若想修改撰者之文，就会因底本的广泛传播或作者索要拓本而有所顾虑；他人也会获得更多对墓志文的得失进行批评与补充的机会。这样，撰者、亲属、朋友之间客观上就形成了一股互相监督、约束、补充的力量，使撰者撰文、亲属刻石等都不能“一意孤行”。
上揭欧阳修《再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云：“刻石了，多乞数本，为人来求者多。”预先索要拓本，一定会在墓主亲属心理上形成不能轻易改动底稿的暗示，从而客观上起到监督其文完整刻石的效果。若想让墓主的功业德行得到后人的认同与宣扬，至少刻石的文字应与撰者文集中的文字一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墓主亲属应该能够认识到。因此，如苏轼这样的名家的作品迅速结集并雕版，在实现墓主亲属广泛久远传播先人德行愿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提醒他们刻石时不能随意修改。欧阳修在《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中云：“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不免更作文字发明，欲后世以家集为信，续得录呈。”[25]“以家集为信”的声明，针对的正是后人面对异文时的怀疑，利用的正是孝子欲流传久远的心理，也是在有意地利用底本流传的方式实现对刻石的监督。
拓本、刻本在当世的广泛流传，也会提醒撰者谨慎撰作，以免遭受时人的批评非议。欧阳修为范仲淹撰神道碑，是在富弼撰墓志铭及群贤各有撰述的情况下进行的，范仲淹地位与神道碑立于地表的特点，使欧阳修撰此文时非常谨慎，在与韩琦的信中云：“然惟范公道大材闳，非拙辞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笔不隐，所纪已详，而群贤各有撰述，实难措手于其间。近自服除，虽勉牵课，百不述一二。今远驰以干视听，惟公于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于尽瘁，窃虑有纪述未详及所差误，敢乞指谕之。此系国家天下公议，故敢以请，死罪死罪。”[26]不辞途远向他人请教，只因怕纪述不详或有误差，而后并“依所教改正”[27]，足见行文之谨慎。即使如此，尚且不能令范纯仁、富弼等人满意，这对后来的撰者也会起到警醒作用。此段谈论的是神道碑，但地下墓志通过拓本、刻本等在当世广泛传播时，实质已与地上之神道碑并无二致。如此，对于作者创作心态的影响也是一样的。
墓志文的当世传播，也使他人获得更多对墓志文的得失进行批评与补充的机会，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参与墓志的创作。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成而非议随起，尹洙亲属对欧氏简古的文风甚为不满，范仲淹作为二人共同的朋友，在其中极力斡旋。范氏给韩琦的信中云：“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乞审之。人事如此，台候与贵属并万福。”[28]欧阳修将写好的尹洙墓志寄给范仲淹，即为撰者主动进行传播。范仲淹既肯定欧文的词意高妙、足可传于来代之处，也对讲事实处的简古略表不满，在欧阳修不许他人修改其文的情况下，只能嘱托韩琦在撰墓表时进行适当的弥补、充实，这事实上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墓志创作。上揭杨时在《书李从政墓志》中明言：“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复见也，惜其遗事可传于后，又皆予所亲见者，故序次之，以补志文之阙。”对墓志中未提到而己所亲见之事以序跋的方式进行补充，序跋与墓志成为互补的有机整体，序跋作者也是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墓志文的创作。他人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影响墓志创作，不但会影响墓志义例的生成，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新的义例形式。
“不论怎么看，墓志书写都不是墓主、撰述者、家属、亲友或任何关系人士的个别活动，而是以当世社会的整体思想文化机制为其背后的推手。”[29]对墓志属性及功能的认识、新的传播技术、亲属对这些技术的自觉应用，这些都是社会整体思想文化机制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变迁演化，使本不是“个别活动”的墓志书写变得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些复杂的牵扯、融合、替代中，生成了墓志文的一些叙事特点。本文只是想从传播观念、传播技术及其应用诸方面揭示出墓志文特点生成的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段志凌）
【注释】
[1]杨向奎：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104页。
[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63页。
[4]《唐代墓志汇编》，第1805页。
[5]此处刻石人不包括镌额者，仅指墓志首题、序文、铭文等正文部分的上石人。
[6]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7]《全宋文》，第365页。
[8]《全宋文》，第279页。
[9]《全宋文》，第51页。
[10]李修生：《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9页。(https://www.daowen.com)
[11]《全元文》，2011年，第202页。
[12]《全宋文》，第62页。
[1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021页。
[14]《全宋文》，第312页。
[15]《全元文》，第246页。
[16]［宋］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253页。
[17]［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63页。
[18]《全宋文》，第171页。
[19]研究拓印技术的论文有：赵力光：《拓印溯源》，《文博》1987年第5期；曹之：《拓本探源》，《图书馆建设》1993年第6期。可资参考。
[21]张朋川：《从敦煌写经和壁画看中国卷轴书画格式的起源和形式》，《文物》2000年第8期。
[22]《全宋文》，第408页。
[23]《全元文》，第166页。
[24]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25]《欧阳修全集》，第1020页。
[26]《欧阳修全集》，第2337页。
[27]《欧阳修全集》，第2339页。
[28]［清］范能濬：《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13页。
[29]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东吴历史学报》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