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主体与传播意图
文学传播诸要素中，传播者是关键要素。撰者所撰墓志文交与墓主亲属，经过书丹后上石，按照逻辑推理，最初有可能获得底稿或录本的人只有撰文者、墓主至亲、书丹人、刻石人等，如此，墓主至亲、撰文者、书丹者、刻石人就理应成为墓志文最初的传播主体。刻石人大多为工匠[5]，在墓志制作中地位较低，作用较小，墓主至亲、撰文者、书丹者事实上就成为了最基本的墓志文传播主体。除此以外，未参与墓志制作的墓主（或墓主子孙）其他亲友，为寄托哀思、传颂声誉而主动传播墓主事迹；一些名家撰写的墓志，被商人出于牟利目的刊刻售卖；还有一些陌生读者，因感佩于墓主的事迹德行，主动为墓主揄扬，或出于劝世励俗的需要，而向世人宣扬墓主事迹。这些人群也成为墓志文当世传播主体的一部分。
墓主至亲。墓志至亲为丧葬的主持者，参与了墓志的制作，稿本多保存在他们手中，孝子慈孙是这一人群的主体。为了使先人事迹能够广泛、久远流传，他们会主动将墓志文呈送当世名人，希望取得对墓主功业德行的认同和宣扬。如李从政卒后，其子将墓志铭呈给父执杨时，杨时慨而序次之曰：“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志铭示予，读之蹙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复见也，惜其遗事可传于后，又皆予所亲见者，故序次之，以补志文之阙。”[6]胡寅于毕仲游为晚生，未及亲识毕氏，从仲游子处获见墓志文，对毕氏宁坎壈也不依附蔡京事甚为钦敬，而作《题毕西台墓志后》：“蔡既擅国，亟欲引公助己，公谢绝之，遂坐党入籍。后又数寄声通殷勤，公终不答，以此坎壈，竟不得试。彼富贵熏天，忽与草木俱腐，而公德名义爵皭然不缁，得丧荣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识，然高山仰止，心诚好之。与其子季我游，获见铭文，伏读三叹，因书其后。”[7]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周必大舟过豫章，朱新仲子将新仲自撰墓志铭敬呈周氏，周必大“敬题其后”[8]。趁人路过之际，即将父亲墓志文呈送当世名家，请求题跋，可见墓志当世传播之流行。
子孙主动传播先人墓志，除想得到名家对墓主的揄扬外，还有传世信后的目的。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尹君既丧母夫人，将葬”，请杨畏撰墓志铭，“会畏比不为人作此文”，尹君“乃自志其行”，后“又使其从侄坦堂来言曰：‘愿有以题铭末，信后世’”[9]。传世信后，使墓主事迹流传久远，从而以达人生之不朽，本是墓志文撰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借墓志的当世传播，丰富这一目的实现的途径，这可视为孝家对墓志功能的主动强化，是文体意识自觉的表现之一。在世俗观念中，传播先人事迹，使其显扬于世，还是孝的具体体现。传播为孝，不传播其事迹后人无从得知，是为不孝。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刘岳申为南宋欧阳守道（1208—1272）所撰《王先生远叔墓志》作跋，感叹道：“呜呼，向使先生之子不知乞铭于公，即先生世美，虽家藏百年，手泽其谁知之，其谁知之！呜呼，先生可谓有子矣！”[10]此段虽即请托欧阳氏撰文而言，但传播先人事迹为孝的观念却同样适用于墓志文的当世传播。元代文人程钜夫（1249—1318）在《跋王衡父志铭》中云：“王君之亲，山林务道者也，而王君欲显其亲甚于身。嗟夫，务道顾不显哉？”[11]对王君欲显其亲的孝心予以肯定。传播为孝的世俗观念，会激发子孙对墓志文的传播。
撰文者。撰文者将所撰之文呈送友人，是撰者进行墓志传播的主要形态。苏轼在《答陈传道》其三中云：“某近绝不作诗，盖有以，非面莫究。顷作神道碑、墓志数篇。碑盖被旨而作，而志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辞。欲写呈，又未有暇，闻都下已开板，想即见之也。”[12]“欲写呈”，即为将碑志文送人的传播动机，在未有暇的情况下，开板的书商客观上成为了碑志当世传播的主体。欧阳修在《再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中亦云：“然所纪事，皆实录，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然又不知尊意以为何如？苟见信，甚幸，或择一真楷书而字画不怪者书之，亦所以传世易晓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数本，为人来求者多。”[13]“刻石了，多乞数本”的目的，是为了送给来求取的人。二者都是撰者主动传播的显例。撰文者传播的目的与墓主亲属传播不同，墓志亲属传播是为了显亲扬名、传世信后，重点在墓主事迹与德行的流传，而撰文者传播的目的或在文章本身，或欲通过墓主的典范作用劝世励俗，相较而言，撰文者的传播意图要比亲属传播复杂。
书丹者。书丹者在为墓志书丹时有所感喟，通过题跋等形式回顾往事、揄扬墓主、抒发哀情等，这些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宣扬墓主、传播志文的效果。如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楼钅龠为张忠甫墓铭书丹，感念畴昔，而作《书陈止斋所作张忠甫墓铭后》，文曰：(https://www.daowen.com)
乾道七年，客授东嘉，获从一时贤士游。忠甫居城南，相见如平生欢。学校中小有所闻，必诘其始末而是正之，略无隐情。尝曰：“性直言惷，执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从我如流也。”钅龠曰：“朋友道丧已久，劲语实所乐闻。”以此终三年往来如一日。又自言旧与其友谢君黔讲习，谓《易》与《春秋》未易窥测，《诗》《书》执礼，夫子雅言，于是相与读《书》与《诗》。《仪礼》虽非全书，而礼节具在，自古以为难读，而公独熟复而躬履之。贰卿曾公逮时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实为善本。尝问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虽贫而不愿禄也。”问其说，曰：“始至则朝拜，遇国忌则引缁黄而荐在天之灵，皆古所无也。”其持论不回类此。后十五年叨冒假守，则公已亡。又二十五年，当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铭求书丹，感念畴昔，并书于后。[14]
文中记录几事，从书丹者角度描述墓主形象，对墓志撰者所撰之文有证实或补充作用。在抒发丧友之哀的同时，传扬友人事迹的用意非常明显。因跋文是依附墓志文而作，在补充、传扬墓主事迹时，事实上也在对墓志文进行传播。
未参与墓志制作的其他亲友传播，其机理与参与制作的至亲传播极其相类，故不赘。几类传播主体中，商人传播带有明显的射利目的，亲属传播怀有显亲扬名的私心，撰者传播或为文名，书者可能因为友情，但和墓主及其亲属不相识的陌生读者，出于感佩或劝世意图而主动传播墓主事迹的行为，却是社会教化责任的体现。南宋文人杜范（1182—1245）在《跋姚君墓铭》中云：“余自幼寡陋，而乡之善士至有不及识、不及闻者。瑶溪距予家不百里，今始识姚君于度公铭文中。公武夷门人，为时名卿，其言君之厚德有根据若此，信为乡之善士矣。独予之寡陋，良可恨夫。”[15]与姚君不相识，无意间读到墓铭，在表达生不能相识遗憾的同时，突出墓主“厚德”，有劝世意图，其基本逻辑前人已有阐发。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所云：“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敬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16]其中“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是对墓志褒德示后、传之久远功能的具体揭示；“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敬劝之道”的论述，是对墓志劝世功能的详细阐发。与曾巩同时代的富弼在表白撰作《范仲淹墓志铭》的原则时云：“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诫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17]富氏也非常重视墓志文的劝世功能。杜范在题跋中强调“厚德”，正有使恶者知戒、善者知劝的意图。赋予墓志以劝世功能，即赋予私人记述以社会承担，从而使其当世传播因具有崇高意义而理由充分。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类只是为了论述需要，事实情况要比分类复杂得多，撰文者、书丹者往往是墓主的亲朋，子孙也常常为父祖撰文或书丹，一个传播主体可能身兼多种类型，而同一篇墓志的传播意图也错综复杂，因此以上分类及其传播意图，彼此具有交叉。